結局並不值錢，道理也不值錢，過程中的細節才值錢。
「巴黎值得死掉二十萬人。」策劃發動起義的羅爾上校說。儘管這樣做的代價可能是巴黎的毀滅，但他相信，掌握了大部分巴黎地下武裝力量的法國共產黨，還有許多在德軍鐵蹄下生活了四年的愛國的法國人，是願意付出這個代價的。
流亡阿爾及爾的戴高樂將軍絕對不允許巴黎發生由共產黨領導的起義，而讓自己失去對這個即將解放的國家的控制權，他為此命令負責空投武器的人：「任何武器都不得直接空投給共產黨人，或者結果可能落入他們手中。」
在希特勒的眼中，值得為巴黎死掉的人當然更多。他下令給所有與巴黎有關的人：「巴黎絕不能淪於敵人之手，萬一發生此情況，他在那裡找到的只能是一片廢墟。」當巴黎解放那一天，他還在念念不忘地問：「巴黎燒了嗎？」
巴黎成了三方爭奪的目標，而最有能力拿下這座城市的人卻不願意加入這場爭奪。盟軍的計畫是延緩巴黎的解放，而避免陷入消耗巨大的城市巷戰，並且，攻佔後的巴黎需要相當於八個作戰師的力量來維持，同時要耗掉第二戰場全部部隊四分之一的油源。
緊張激烈而又錯綜複雜的鬥爭開始了。
《巴黎燒了嗎？》記錄的便是1944年的巴黎所度過的那個驚心動魄的8月。兩位作者拉萊·科林斯和多米尼克·拉皮埃爾分別是美國《新聞周刊》和法國《巴黎競賽畫報》的記者，他們在巴黎解放20年後推出的這部30萬字的報告文學成為世界新聞史上的名篇。今年，拉萊·科林斯於6月20日去世，該書中文版也由譯林出版社重新包裝出版，這是董樂山先生的最後一部譯作。
這本書對我來說，上大學時只是外國新聞事業史中的一個填空題。後來讀到它的時候，有一種相見恨晚的感覺，所以前段時間和年輕同事探討業務，說到新聞采寫中的細部訓練，對方讓我推薦範本，我毫不猶豫地說，《巴黎燒了嗎？》。
這本書我看了沒幾頁，便後悔自己如果早些年讀到它，就會對我的新聞和寫作生涯大有幫助。不過話說回來，沒有那幾年無頭蒼蠅似的瞎撞的經歷，可能也很難懂得個中微妙之處。也許只有自己嘗過了甘苦，才能體會人家寫出這樣的書來是多麼不容易又了不起。
如今時興一個詞兒叫「宏大敘事」，遺憾的是，許多人把這個帽子扣在某些作品身上，更襯出了被裝飾者一點兒都不宏大的寒酸。跟這哥倆學學什麼是宏大敘事吧：除了細節，還是細節。他們用三年時間搜集材料，採訪了800多人，敢於宣稱自己的作品事事有根據，人人有下落，句句有出處。1944年8月25日盟軍攻進巴黎，該書用了足足17頁的篇幅來寫巴黎人對解放者的歡迎場面，有名有姓的人達上百人之多，所用故事之生動，細節之完整，絕對到了奢侈的地步。
在許多時候，結局並不值錢，道理也不值錢，過程中的細節才值錢。事實上，「用細節說話」也是最費勁的，所以許多人寧願輕輕一筆帶過，卻並不願意下笨工夫去尋幽探微。而真正有感染力的地方正在這裡：肖爾鐵茨去「狼穴」領命，他的勤務兵梅耶下士希望自己的長官不要回來得太早，因為當天晚上他要去看自己十個月以來的第一部電影，這是歌劇院大道旺多姆電影院放映的德國喜劇片《布克霍爾斯一家》的上集，而下集要到下星期才放。梅耶不想錯過它。
能夠下笨工夫去採集，同樣需要高智商來剪裁。新聞寫作就像羅丹的雕塑理論：把一塊石頭上沒用的東西去掉，剩下就是自己的作品了。說來簡單，但如何剔除沒用的，進而凸顯出有用的東西，絕對需要高超的敘述技巧和文字功底。拉萊·科林斯和多米尼克·拉皮埃爾做到了，他們將豐富的素材有機的捏合在一起，把幾百人的故事穿插在一起，每一章每一節都有跌宕起伏的高潮和劇力千鈞的氣勢，使這部紀實作品優於一切驚險小說。
真正的敘事高手從來不用定性或裝飾性質的字眼，而是把得出結論的權利和快樂留給讀者，這一點拉萊·科林斯和多米尼克·拉皮埃爾也做到了。請允許我抄錄幾句，來體會書中那種平靜潛流下緊張不安的氣息。這一段發生在臨危受命的肖爾鐵茨離開希特勒、去巴黎赴任之前去探望自己的家——對不起，「臨危受命」是我拉來的，他們兩位才從來不屑用呢，他們只會讓你不得不想到這個詞：
「在黑色霍奇牌汽車把她丈夫送往西方去之前的幾分鐘，肖爾鐵茨太太注意到將軍的勤務兵突然又奔到他的房間里，取來一隻大手提箱。她知道，那隻手提箱里裝的是她丈夫的平民服裝。」
《巴黎燒了嗎？》片段
君子
盟軍攻佔巴黎前夕，非作戰部隊的德國兵開始撤出這座城市，巴黎被一車一車地劫掠一空。住在帝國飯店的一個軍官把窗帘扯下來塞進手提箱，說「以後要用它做衣服」；佛羅里達飯店裡的一位中尉用電話線捆好一摞床單後，想了一想，把電話機也拿走了；在拉馬丁廣場，一群德國通訊兵在鄰居的注視下運走了幾頭養在花園裡的豬。
在納伊的維克多·雨果林蔭大道，一個黨衛軍上校臨走前寫了一張表示感謝的條子留給「我的不知名的主人，感謝他並不由衷的接待」。他寫道：「我離開這所公寓時，裡面一切如舊。煤氣、電力、電話的賬單都已經付清，看門人的小費也已給過。」他告訴房子的主人：「三卷本的伏爾泰文集，閱後已放歸書架原處」，然後又附了一張鈔票，「賠償我借住期間不慎打破的兩隻水晶香檳酒杯」。
法奸
維希政權的巴黎市長皮埃爾·泰丁格在德軍巴黎戰區司令官馮·肖爾鐵茨的面前，看到了這位普魯士軍人要將巴黎夷為平地的堅定決心。
趁著肖爾鐵茨說得太激動而氣喘咳嗽的當兒，他建議兩人到外面陽台上去。
面對展開在他們面前的美麗城市，泰丁格向那個似乎沒有感情的軍人做了一次最後的陳詞：「給一位將軍的任務常常是毀壞，不是保存。不妨設想將來有一天你有機會作為遊客又站到這個陽台上來，再一次欣賞這些使我們歡樂、使我們悲傷的建築物。你能夠這麼說，『本來我是可以把這一切都毀滅掉的，但是我把它們保存了下來，作為獻給人類的禮物。』我親愛的將軍，難道這不值得一個征服者感到光榮嗎？」
跋涉
巴黎弗萊斯納監獄的大門打開了，2000多名囚犯要被押解到德國集中營，其中有巴黎抵抗運動的領袖皮埃爾·勒福歇，他的妻子瑪麗·海倫·勒福歇在監獄門口看到了丈夫。
「他活著，他活著！」她小聲對自己叫出聲來。囚犯們被押上公共汽車。登車的一剎那，皮埃爾沖她微微抬一下頭。「他瞧見了我！」她再也止不住眼淚了。
公共汽車引擎發動了。瑪麗·海倫跑回自己的自行車旁，跨上車，跟著汽車向前蹬去。
她的丈夫被押上一列火車。火車開動，她繼續騎著自行車跟去。她既不知道為什麼，也不知道用什麼辦法，但她決心要跟著丈夫的囚車去，能走多遠就多遠。
火車將她越甩越遠，但她繼續蹬著自行車。
抵抗組織試圖解救這列囚車，未能成功，但卻給了海倫時間。當德國人趕俘虜們沿著被炸毀的鐵軌去新的一列火車時，海倫追上了他們。她推著自行車，在野菊叢中衝過來，到了丈夫面前。她不假思索的第一個動作是從口袋中取出一塊白手帕，為他擦去眼角的污垢。
她永遠不會弄清楚，丈夫身後的那個黨衛軍警衛為什麼那麼寬容，只是冷淡地聳一聳肩，就讓她走在臉色蒼白、步履蹣跚的丈夫身邊。她的裙子輕輕地擦著他的破爛褲子，她的手緊緊地握著他的手。她抓緊時間盡情地享受在他身邊的兩個小時，享受丈夫依然存在的幽默感：「我要答應你一件事情，有了這次旅行經驗，我以後永遠不會同你爭論卧鋪車的價格了。」
列車開動，那個纖小的白色身影仍舊跟在後面。兩天半的時間裡，她不睡不息跋涉183公里，走了去德國的四分之三路程。
紅十字會最後的營救宣告失敗。在南錫火車站，她雙手抱著戰前買的朗萬牌手提包，嘴唇輕輕的翕動著，不時做個祈禱。她昂然站在那裡，毫無低聲下氣之色，看著火車慢慢滑出車站，消失在她的視野中。
瑪麗·海倫折回巴黎，但她並沒有放棄。巴黎解放後，她乘一輛紅十字會的救護車穿過美軍和德軍的戰線，回到南錫，找到巴黎一些朋友認識的一個秘密警察的官員，通過與其有過黑市交易的法國人對他施加的壓力，終於說服他帶她乘坐法國參謀部的汽車到德國境內的布痕瓦爾德集中營，把皮埃爾領了出來，然後三人開車回到南錫，並最終把丈夫帶回巴黎的家中。
那列火車上的2453名囚犯，最後回到巴黎的不到300人。
俘虜
1944年8月19日，巴黎人民發動起義。南泰爾賣豬肉的屠夫路易·貝爾蒂有生以來第一次用槍指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