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訪談楊保軍:喚醒對街道生活的感覺王軍

一個帝國強盛時為歌功頌德的需要才這樣做,這是跟科學、民主不沾邊的。

楊保軍,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總規劃師,參與了許多城市的規劃,是許多市長的高參。近年來,市長們迷上了大馬路,讓他十分著急。

他有著一流的口才,他不斷向市長們提出忠告,卻每每陷入「說了也白說」的境地。

他揭示了大馬路費而不惠的一面,同時對現象背後的問題進行思考。他說,不顧實際地修大馬路是愚蠢的;同時感慨,中國文化有追求大的喜好,「什麼酒館,哪怕再小,也敢叫大酒樓!」

他認為,大馬路失去人的尺度,增加的不僅僅是城市問題;追求所謂的氣派,「這是跟科學、民主不沾邊的」。

大馬路已成一股風

王軍:據你了解,大馬路在國內城市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楊保軍:大馬路,近年來是一股風,很猛,範圍廣泛,許多大城市都在刮。這些城市對現代化的理解有偏差,以為大馬路、大高樓就是現代化,這當中自然有對財富積累的嚮往,但實質是一種暴富心態。媒體也起了不好的作用,動不動就報道哪個城市一天一個樣,多少年大變樣,立交橋修了多少,等等。這些都是從建設角度看問題,雖然從經濟上看,不是沒有一點道理,城市是需要發展,但綜合起來看,這樣做又潛伏危機。

王軍:你都看到了什麼樣的情況?

楊保軍:北方一個大城市,想搞出自己的特色。我問他們想搞什麼樣的特色?他們說要修最寬的馬路。我說這是愚蠢的,有這樣的需要嗎?有這樣的可能嗎?代價是什麼?負作用是什麼?他們都沒有考慮。懷有這種想法的城市不少。中國的文化有求大的一面,什麼街都叫大街,什麼樓都叫大樓,什麼酒館,哪怕再小,也敢叫大酒樓。

一個十幾、二十萬人口的縣城,想出名,就要修80米到100米寬的馬路,我對他們說,你們為什麼出這種名?一個省會城市,要修160米寬的馬路,我反對,還是修出來了,也說是要搞出自己的品牌,我對市長說你要建多少條這樣的馬路才能形成品牌呀?他說每條路都要是寬的。我說,北京雖然有不少大馬路,但也有窄馬路呀?他居然說,我們都要搞雙向8車道的馬路。真這樣搞下去,全國還找不出第二個!

我又問他,你這個城市已經有歷史了,現狀的房屋怎麼辦?他說拆,或者拆房子,或者拆綠化,或者拆道路中間的隔離帶,或者取消自行車道,把自行車放到人行道上去。我說,這叫以人為本還是以車為本?他說我限制自行車了,他們就去坐公交車。我說,一個城市有自行車人口,就是因為居住與辦公是一個合理的距離,自行車是很好的交通手段,你怎能強迫他們去坐公交呢?但他們聽不進去,結果樹被一排排砍掉。

王軍:這種情況很普遍嗎?

楊保軍:剛才我講的是一個大城市的情況。中等城市呢?多是跟風,喪失了鑒別能力,覺得馬路窄了不過癮,動不動就搞60米、80米寬的道路。有的城市,規劃限制道路寬度為40米,結果他們非要搞成100米。去年建設部等四部委聯合下發了《關於清理和控制城市建設中脫離實際的寬馬路、大廣場建設的通知》,但這種情況仍屢禁不止。他們的對策是:分成二期建,先建一期,再等著政策解凍。小城市也這樣搞,一些小城鎮也學起來了。最近有一位民主黨派人士提出,城市建設出現的問題已經影響到鄉村,鄉村也在抄城市,也搞這樣的東西,危害很大。

高層緣何三令五申

王軍:你對大馬路為何這樣反感,甚至認為它潛伏危機?

楊保軍:比如那條160米寬的馬路,從功能上看,根本比不上把它分解成二條或三條馬路的情況。為什麼?一條車道3.5米寬,正常情況下,通行量是每小時1000輛小汽車,而並行兩車道,通行量就減少為每小時1800輛了。為什麼少了?因為併線、超車要減速,相互干擾。以此類推,並行三車道通行量就更少,這是一個遞減的關係。你想想,並行六到七條車道,通行量將會損失多少?所以,從國際上看,大城市一般不會這麼做,美國高速路有十車道的,但它不是城市道路。

從行人橫穿的角度看,寬馬路又是危險的;從土地開發角度看,要提高土地的價值,也不如把一條大馬路分解成幾條小馬路,提高路網的密度,這樣就可以服務更多的街坊。房地產開發有一句行話:「金角銀邊草肚皮」。你路網密了,「金角」和「銀邊」就多了,「草肚皮」就小了,土地的價值就上去了,整個城市就能獲得更多的利益。可大馬路、大街坊的模式正與此相反。從城市景觀看,道路過寬,就失去了人的尺度,也難以跟兩邊的建築取得協調。人會感到自己不是空間的主宰,自己是多餘的了。惟一的「好處」就是所謂的氣派,這種思想歷史上有過,拿破崙時代就搞過大馬路,一般是一個帝國強盛時為歌功頌德的需要才這樣做,這是跟科學、民主不沾邊的。

王軍:中央政府為什麼會對地方城市的馬路寬度三令五申?有人也許會說,財權與事權是對等的呀?修城市道路是地方政府花錢的事,怎麼修應由他們決定呀?

楊保軍:關鍵是,大馬路成風,已與我們的國情國策發生衝突。第一,超過當地財政能力,大馬路既佔地又花錢,效果不好。耕地保護是基本國策,你這樣搞就多佔地,跟基本國策有衝突。第二,導致拆遷矛盾。一些地方為了搞大馬路、大廣場,拆遷補償不到位,弄得老百姓沒有地方住。大馬路費而不惠,財政效益低下。一些地方政府這樣搞,美其名曰「改善環境、招商引資」,這也是惟一的理由。可即使這樣做,也要根據實際情況,不能胡搞。總的來看,城市建設都有貪大求洋的傾向,我接觸到的城市,大部分都有這個情況,好一些的只是收斂一點。

王軍:這股風剎得住嗎?

楊保軍:要改變這種情況,就要多管齊下,行政命令只能起一定作用。應該讓大家有一個正確認識,從領導到民眾都要有一個明是非、辨美醜的能力。遺憾的是,在我們國家,談建築、談藝術還只是專業圈子裡的事情。什麼是尺度,什麼是比例,什麼是美,一般人不學這個,沒有概念,不是把它作為基本文化素養來對待。而發達國家重視美育,培養孩子們對美的修養,大眾對色彩、比例是清楚的,在這些國家出現不和諧的東西,人們是要罵的。可我們缺少這種教育,就見怪不怪了。所以,要引導,讓大家知道什麼是美的,什麼是丑的。

現代主義規劃誤區

王軍:可能有人會說,發生這些現象,跟城市規劃專業有很大關係。為什麼大馬路不好,還有人規劃呢?

楊保軍:這就要從專業上進行梳理了。城市空間相當於一個殼,這個殼是用來承載核的,核是什麼?是人。過去的城市,是以人的尺度來設計的。中世紀的城市,是人走在裡邊的感覺,那時有了馬車,以馬車的尺度來安排,也是人性化的。後來出現汽車,就產生很大的衝擊。工業革命後,出現一種傾向,就是城市以積累財富為主導,人文退居二線。城市裡面更多的是對財富的歡呼,留給人的空間變少了。到了後現代,大家發現財富增長了,精神家園卻失落了,就開始懷念過去的城市了。人們就開始反省,希望喚醒對街道生活的感覺。

王軍:喚醒對街道生活的感覺,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

楊保軍:你想想,一個孩子生下來後,先是在母親的懷抱里,懂事後對家庭有了感知,再大一些,就要走進社會了。這個過程,是先邁出家門走上街道。他走上街道後,就會知道這個社會是美的還是丑的。如果街道是友好和安全的,他就會對社會產生健康的心態。如果他到街道上一看,這個社會是亂糟糟的,是擁擠的、污染的,甚至是無立足之地的,那他對這個社會也不會友好。

我們逛街是為什麼?有的人可能是有目的的,有的人可能是沒目的的,沒有目的也要去逛,因為這是一種生活方式。所以,街道要安全,要不斷有故事發生,要有起伏,要有高潮,這樣的城市才有風采。我經常問大家,你在哪裡感知城市?肯定不是在賓館,而是在你穿行於城市的時候。在這個時候,街道就很重要了,它會讓你感到,這個城市是否對人友好?

王軍:也許有人會說,一個城市除了要有你講的那種味道,它還得有效率呀?

楊保軍:我已經說了,大馬路恰恰是沒有效率的。現代主義城市規劃的手法對我們的影響太深了,它完全是機器的理念。現代主義城市規劃的奠基人柯布西埃說,住宅是住人的機器。這沒錯,可人還有其他的需求啊,柯布西埃沒有考慮到精神方面的東西。所以,他把城市搞得簡單得不能再簡單了,搞得像機器一樣高速運轉。於是,功能嚴格分區,這個地方是上班的,那個地方是睡覺的,這個地方是公園,它們之間,用最快的速度連接,中間沒有故事發生。後來,後現代主義就反對這個,認為城市不是像樹那樣長著直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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