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魯·懷爾斯在北大講演賀延光 攝
2005年8月29日，我吃了平生最智慧的一頓晚餐。
在座十二人中，有五位中科院院士，還有北大數學院院長、副院長以及一名教授，他們為之接風洗塵的是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安德魯·懷爾斯。
我在飯桌上開玩笑說，即使有我往下拉了不少分數，但這依然是北京有史以來平均智商最高的一次飯局。
「Super star！」8月16日，北大數學院院長張繼平對我形容即將來訪的這位客人。
安德魯·懷爾斯。
當今世界上最有名氣的數學家，因為他解決了世界上最有名氣的數學難題——費馬大定理。
1993年6月，安德魯·懷爾斯在劍橋大學牛頓研究所做了三次學術報告，在最後一次演講結束時，他完成了對費馬大定理的證明。這個消息迅速登上世界各大報紙頭版的位置，在數學界更是奔走相告。消息在第一時間傳到巴黎，幾位數學家舉杯相慶，其中有當年的沃爾夫獎得主蒂茨，法國數學家布魯埃、普伊赫、魯基耶，以及正在巴黎高等師範學校任訪問教授的張繼平。
十二年後，已經是普林斯頓大學數學系系主任的安德魯·懷爾斯，前來中國造訪由張繼平擔任院長的北京大學數學科學學院。
「不用再做這道題了」
8月28日傍晚時分，張繼平乘車來到北京國際機場，與他同行的有我、攝影記者賀延光，還有北大數學院02級的本科生陳璐。這位學基礎數學專業的武漢女孩懷裡捧著一束百合和紅玫瑰，準備把花獻給她的偶像：「我們學院的許多同學都把他當作偶像。」
教育部國際合作與交流司的馬米倉處長早已帶領幾個同事在這裡張羅。由於他的安排，安德魯·懷爾斯得以踏上貴賓通道。「這麼重要的客人，教育部很重視，也很支持。」他說。
19：40，晚點一百分鐘的國航CA982航班降落，在出口等候的張繼平院長對我說：「我已經快十年沒有見過他了，你也幫我盯著點兒。」
我對他和馬處長說：「我只是看過他十幾年前的一張黑白照片。《費馬大定理》那本書上說，他是個溫文爾雅的人。」
旅客開始陸續湧出，幾乎是同時，幾個人全都認出了與女兒一同走出通道的貴賓。有的人可以稱為「詞典型人物」，他們似乎天生就是為詮釋某些字眼的——單憑「溫文爾雅」一個詞，大家就可以識別出安德魯·懷爾斯。
「歡迎您來到北京。」張繼平說，兩所世界著名學府的數學系掌門人將手握在一起。這是五十二歲的安德魯·懷爾斯第一次踏上中國的土地，也是他第一次來到亞洲。
貴賓室里，我在旁邊觀察著這位已經成為傳奇人物的英國男人。他金髮稀疏，臉色蒼白，身高將近一米八，看上去卻有些單薄——後來在採訪中得知，他並非深居書齋，而是喜歡高爾夫、游泳和滑雪。如果你知道美國演員詹姆斯·克倫威爾，就可以想像出他的模樣，懷爾斯幾乎就是縮小一號又將輪廓柔和化的克倫威爾。但這位有著特殊智慧的數學天才，看起來他的腦袋並沒有特別之處，甚至比一般人的還要小些，相反倒是手指格外皙長。我相信他的手掌要是全部張開的話，其長度會大於他的腦袋的高度。
安德魯·懷爾斯1953年出生在英國，1974年畢業於牛津大學，之後在劍橋大學取得博士學位，1980年來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任教。北大數學院的田剛院士也是普林斯頓大學數學系的教授，他向我描述作為同事的安德魯·懷爾斯：他很低調，不常露面，只是出現在全院大會上，說話也很少；同事們很尊敬他，而他對工作也同樣認真，比如錄取學生時，他會很仔細地看每一個學生的材料。
接下來在北京的幾天里，所有與安德魯·懷爾斯接觸過的人，繼續領略著他的溫文爾雅，包括在熙熙攘攘的旅遊景點與他擦肩而過的路人。他的臉上基本是兩種表情的相互轉換：溫和的笑和專註的思考；雙眼在鏡片後射出和善而靦腆的目光；在人多的場合，他多是安安靜靜地傾聽；即使說話，聲音也恆定在某個分貝數之下——他喜歡巴赫、亨德爾的古典音樂。見過他和十五歲的女兒海倫在一起，北大國際數學研究中心的吳巧明老師說，看得出，他非常疼愛他的女兒。而在我看來，他經常像女兒的朋友一樣對她提出什麼主張。
8月29日下午，看過天壇、天安門、故宮，吃過北京烤鴨和清蒸鱖魚，坐過計程車和公交汽車的安德魯·懷爾斯，坐在北海公園的湖邊接受了我的採訪。——這次採訪結束之後，張繼平院長問我：「領略到一個真正的數學家的談吐了吧？」
是的。他的眼神經常越過對面的我，投向遠處，他的談話中充滿停頓、沉吟，而他說出的話，就像數學一樣簡約而周密。
「您在費馬大定理的研究過程中，靠的是紙、筆和頭腦，沒有用電腦，現在您開始用電腦了嗎？電腦今後在數學家的工作中是否會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我問。
「我如今僅僅是用計算機去找一些例子，並予以驗證，以及一些特殊情況下的信息，我從來不用電腦做直接的證明。不同的數學家對電腦有不同的態度，我自己很少用計算機，但我的一個學生卻用計算機解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當然他用計算機解決的這個問題的特徵與我的很不一樣。數學領域中只有很少的問題是能夠通過計算機來解決的。」他的回答簡直像在敘說一個定理。
一個必須要問的問題，對中國的印象。他只是簡單的一句：「比我想像的更具有生活氣息。」而對中國學生的印象呢？「我沒教過來自中國的研究生。在美國，絕大多數中國學生是做幾何和分析的，研究數論的較少。我跟他們的接觸很少。」
幽默在他簡單的回答中迸發。「通過費馬大定理的證明，全世界都在關注您。那麼，公眾的關注對您的生活有影響和改變嗎？」
「對我個人來說，最大的改變是我不用再做費馬大定理這道題了。」
「好萊塢電影《美麗心靈》中，主人公約翰·納什獲得諾貝爾獎之後，一群數學家在會議廳里紛紛向他獻上鋼筆，作為一種致敬的方式，這是普林斯頓大學的傳統嗎？您收到過鋼筆嗎？」
「當然是虛構的。」他發出一陣笑聲，「不過倒是個好主意，應該從現在開始就這麼做。」
最簡單而周密的回答出現在這裡。我問：「介意說說你和太太是如何相愛並結婚的嗎？」
「我們在普林斯頓相識，我們在普林斯頓結婚。」
「我已經解決了費馬大定理」
該回溯一下屬於安德魯·懷爾斯曲折而輝煌的時刻了。
17世紀的法國數學家費馬死後，他在一本數學書上所寫的註記被人們發現，結果誕生了一個讓後人最難以解答的問題：「不可能將一個立方數寫成兩個立方數之和；或者將一個4次冪寫成兩個4次冪之和；或者，總的來說，不可能將一個高於2次的冪寫成兩個同樣次冪的和。」
這是一個用每個中學生都熟悉的話來表達的謎，卻難住了世界上最聰明的頭腦。更折磨人的是，費馬還留下一個註記，暗示他已經有了一個解答，不過他沒有寫出這個證明。
於是，一代又一代的數學天才前赴後繼，向這一猜想發起挑戰。三百多年過去了，這個定理依然缺少一個完整的嚴密證明。在任何學科中，都沒有什麼問題表達起來如此簡單清晰，卻能夠這麼長時間在先進知識的進攻面前屹立不動。
安德魯·懷爾斯十歲時，就被費馬大定理吸引住，並從此選擇了數學作為終身職業。但上大學之後，「我一直在想，歷史上許多人把可想到的辦法都想到了，最終也沒有解決費馬大定理，所以我覺得必須要學習更高深的數學。從研究生階段，我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拓寬自己的視野方面。」在採訪中他說，「看起來我似乎是暫時離開了大定理。」
1986年，安德魯·懷爾斯決定向費馬大定理髮動衝擊。他先用十八個月的時間，收集了這次衝擊所必要的數學工具，而他全面的估計是：他接下來的要做的，是可能長達十年的專心致志的努力。
我問：「當時有許多數學家覺得這個問題很難，或者覺得解決這個問題的希望很渺茫，於是放棄了，而你堅持了七年。你當時著手研究的時候，把握大嗎？是否明知道把握不大也要做？」
「從歷史上來看，真正的嚴肅的數學家中，決定研究費馬大定理的人並不是很多，因為他們首先要考慮在他們所處的歷史條件下，數學的發展是否給他們提供了工具，足夠達到解決這個問題的水平。到1986年我決定研究大定理，那個時候絕大多數的人認為手中的工具也不夠，而我認為是有希望的。」他否認自己具有那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鹵莽，「所以我並不是浪漫，而是很有現實的把握。」
有一種普遍的說法是，懷爾斯在完全保密的狀態下進行專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