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的教訓，使我曉得該把「中國」和「傳統」分開了，該把「現代」和「西方」分開了，我想登高一呼：「中國就是我，現代就是我！」
――民歌手 李雙澤
70年代，在歐美求學的菲律賓華僑李雙澤回台。在西方音樂的熏陶下，他在回台後每周定期在台北一家叫「哥倫比亞」的咖啡店演唱西洋歌曲，被譽為「台灣的BOB DYLAN」。1973年底，李雙澤認識了頗負盛名的歌手胡德夫。當時胡德夫正在籌劃1974年的一場個人演唱會，也就是楊弦首次正式發表作品《鄉愁四韻》的那場民謠演唱會。
關於李雙澤與「可口可樂」事件，一直有多個版本，據張釗維《誰在那邊唱自己的歌――台灣現代民歌運動史》一書記載，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
1976年冬，一如其它大學的學生活動一般，位於台北盆地旁淡水鎮上的淡江文理學院舉辦了一場以西洋民謠為主的演唱會，主持人為當時頗負盛名的陶曉清。
節目進行到第二位演唱者，李雙澤，這是一位淡江的校友。除了吉他之外，他還提了一隻可口可樂瓶上台；他首先與全場觀眾、第一位歌手及陶曉清之間有一小段問答，大意如下：
李（向全場觀眾）：從國外回到自己的土地上真令人高興，但我現在在喝的還是可口可樂......（向第一位歌手）你一個中國人唱洋歌，什麼滋味？
第一位歌手：只要旋律好的歌，中國歌外國歌都唱。
李：那麼我們請今天主持的陶小姐回答這個問題。她主持節目十多年，一定可以給我們一個滿意的答覆。
陶：今天我來主持節目，沒想到還要來考試呢!並不是我們不唱自己的歌，只是，請問中國的現代民歌在什麼地方?
李：黃春明在他的《鄉土組曲》中說「在我們還沒有能力寫出自己的歌前，應該一直唱前人的的歌，指導我們能夠唱出自己的歌來為止。」
陶：那麼，我們就請您給我們唱幾首吧！
接著，李雙澤唱了三、四首閩南語的台灣民謠，包括《補破網》、《恆春之歌》、《雨夜花》等，以及國語的《國父紀念歌》。其間，台下的觀眾有鼓掌叫好的，也有開汽水瓶的（筆者註：當時一種喝倒採的方式之一），李雙澤有些憤怒地向台下喊道：「你們要聽洋歌？洋歌也有好的。」
隨後李雙澤唱了迪倫的《Blowing in the wind》，然後下台。
這就是對台灣未來流行音樂有深遠影響的「可樂可樂事件」，也稱為「淡江事件」，並由此發展出一支以李雙澤為代表，以淡江文理學院乃至《夏潮》雜誌為中心的現代民歌新脈絡――「淡江―《夏潮》」路線。
鮑勃·迪倫與瓊·貝茲
在「淡江事件」之後，李雙澤開始嘗試創作自己的歌。按照與他搭檔作詞的淡江老師梁景峰的記述，李雙澤的第一首作品《我知道》完成於1976年12月，正是在事件前後不久。隨後，他出國旅遊將近半年，1977年初夏回國之後，即開始投入民歌創作的工作，至9月去世前參與創作完成的作品共有九首，其中包括獻給吳濁流的《老鼓手》。
在此之前，李雙澤也唱歌，也曾在民歌咖啡廳唱過，同時也跟大多數「中國現代民歌」的歌手一樣，深受美國現代民歌的影響，特別是鮑勃迪倫。然而李雙澤跟一般歌手的最大不同在於，他堅持著黃春明在《鄉土組曲》中說過的「在我們還沒有能力寫出自己的歌前，應該一直唱前人的的歌，指導我們能夠唱出自己的歌來為止」這樣的立場，1976年底之後，他逐漸不接受既唱中文歌曲同時又唱西洋歌曲的態度。
李雙澤對於「中國現代民歌」代表人物楊弦「表示欽佩，但他不喜歡楊弦的做法，因為所謂『民歌』就是要大家都能上口，不能加進太繁複華麗的旋律，太具西洋音樂的色彩。」與楊弦強調民族情緒不同，李雙澤作品中的中國，強調的卻是土地和人民。在他創作的作品中，最受矚目的是大家所熟知的《美麗島》與《少年中國》，在李雙澤去世後不久的一篇追念文章當中，淡江大學老師王津平這樣看待它們：「這二首歌合在一起，很明確地指出雙澤一生的關懷：他不能忘懷台灣的土地和人民的養育之恩，他也不能忘懷祖國大陸的一切。」
《夏潮》雜誌對余光中及其作品的批判後來由陳鼓應結集成《這樣的詩人余光中》一書，對於余光中某些作品表現出來的對「祖國的態度」，陳指出「無論中國遭遇的內傷或外傷，作為一個作家，總應該給人家對於這種創傷以痊癒的希望；總應該激勵人們康復的力量，而不是（如余那般）對著鏡子看著傷口，覺得無望或自我哀憐，乃至自我厭惡」。
1977年9月，年僅28歲的李雙澤為了救人而溺斃，原本的個人作品發表會反倒成了紀念演唱會。此後，經由楊祖珺、胡德夫與淡江風謠合唱團的傳介，《美麗島》與《少年中國》成了當時現代民歌運動中知名的重要歌曲。
蔣勛曾經在一篇紀念文章中說，「朋友間都很哀傷，懷念一個有性情、有熱情、有理想的朋友的過去。將近二十年過去，哀傷也已平復，但仍然覺得惋惜，惋惜台灣曾經有過的一段自覺又寬容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