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漢寧
在中國歷史長河中，魏晉南北朝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時代——這是一個國家分裂、政治動蕩的年代；這又是一個民族融合、文化交流頻繁的時期；更為重要的是，它還是一個上承秦漢、下啟隋唐，在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有著深遠的影響因而顯得極為重要的階段。
一般認為，在一個國家分裂、政治動蕩的年代，文化是很難得到繁榮的。然而，對魏晉南北朝而言，這卻是一個例外。在這個特殊的年代，文化發展的進程並沒有停滯，更沒有倒退，相反，在這個動蕩的年代，思想、文化、學術等領域卻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金戈鐵馬，看似殘酷，但它的「殺傷力」，遠不及在它之前發生的秦始皇「焚書坑儒」和在其後發生的「文字獄」；血雨腥風，讓人膽戰心驚，但它拼搶的只是政權，並沒有遮蔽思想和文化的靈光……這就是魏晉南北朝，讓人說不盡，道不完。
正是在這樣一個特殊的年代，有一個人出現了，而正因為有了這個人的出現，在中國文化的寶庫中，便有了一部不朽著作的誕生——
這個人就是酈道元！
這部著作就是《水經注》！
范陽酈氏，世居華北，這個家族是當地名聲顯赫的豪門大戶，同時也是北魏時期著名的官宦世家。
酈道元的曾祖父酈紹曾經在鮮卑族慕容氏創立的後燕任職，官至濮陽太守。北魏時期，酈紹終身為官，其子即酈道元祖父酈嵩，也能在北魏當官，且官至天水太守。經過酈道元的曾祖父和祖父兩代的經營，酈氏家族到了酈道元父親酈范這一輩，達到巔峰。
酈范一生為官，在北魏明元帝拓跋嗣泰常年間【公元416年—423年】，被任命為給事東宮，其主要職責是伺候太子、教育太子，太子拓跋燾踐位之後，酈范有了爵位和更高的官職，他的傑出才智，使得他在當時北魏的政壇上不斷升遷。到拓跋宏時代，政治生涯達到了頂峰——「除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假范陽公」【以上引文均見《魏書·酈范傳》】。酈范為官五十載，前後為五位國君效勞，北魏政權似乎也沒有虧待這位忠心耿耿的大臣，歷任君王都不斷給他加官晉爵，直至最後恩封他為「范陽公」——這也是當時外姓功臣所能得到的最高爵位。當酈范為酈氏家族獲得了這一至高無上的榮譽之後，也預示著酈氏家族的政治鼎盛期達到了終極。然而，這種政治上的終極，卻孕育出酈氏家族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的一個永恆的亮點——這就是酈道元和他的《水經注》。
酈道元【？—527年】，字善長，北魏范陽涿州【今河北省涿縣】人。關於酈道元的生平記載，主要見於兩部史書，即北魏時期齊人魏收的《魏書》和唐人李延壽的《北史》。這兩部史書都有酈道元的傳記，此外，在《水經注》中，酈道元對自己的行蹤也有一些記錄。
據酈道元的家族背景，我們不難想像，出生在這樣一個世代官宦的家庭里，酈道元比出生在一般家庭里的其他人，至少具備了這樣兩個「天然」優勢：一是可以得到良好的教育和文化熏陶；二是可以獲得比較順暢的步入仕途的機會。事實也是如此。
《水經注》共引文獻資料480種、引碑銘資料357種，這些資料的獲得，應該以這樣兩個渠道為主——家族收藏和酈道元個人收集，而在這兩個主渠道中，又應以家族收藏為主；道元之父酈范為官五十載，且多在山東州郡任職，可以說，酈道元的少年時代主要是在京城和山東度過的，而這種隨父遊宦的生活，使他很早便有機會接觸和了解不同地域的文化，換言之，這種不同地域的文化熏陶，在他少年時代便已開始，其喜好遊歷、訪瀆搜渠的興趣，當亦在少年時期即埋下了種子。
酈道元步入仕途也是比較順暢的，他成年之後，即承襲了父親的封爵，被封為「永寧伯」。其後，出任過太尉掾、書侍御史、冀州鎮東府長史、潁川太守、魯陽太守、東荊州刺史、河南尹、黃門侍郎、侍中兼攝行台尚書、御史中尉等職。然而，他為官的道路顯然沒有父親酈范那樣順暢，而且，在他為時不長的仕宦生涯中，曾經遭遇到三次挫折。真正致命的是第三次挫折，這一次挫折不僅斷送了酈道元的政治前途，也斷送了他的性命。一個文武雙全的精英，殞命於報復與叛臣的反叛，悲劇色彩似乎更濃於悲壯。
但是，令後人頗感安慰的是，酈道元的生命在《水經注》中得到了永存！
酈道元的生平資料主要來源於《魏書》和《北史》，以及《水經注》中的零星記載。《魏書》記載酈道元的籍貫很簡單，就是四個字：「范陽人也。」《北史》的相關記錄是這樣的：「范陽涿鹿人也。」清代孫承澤在《春明夢余錄》卷六十四中說：「酈亭在涿州南二十里，為酈道元故居。」《水經·巨馬水注》說：
巨馬水又東，酈亭溝水注之。水上承督亢溝水於逎縣東，東南流，歷紫淵東，餘六世祖樂浪府君，自涿之先賢鄉爰宅其陰。
《水經注》這段文字所提到的地名，如巨馬水、酈亭溝水、逎縣等，在今天的拒馬河流域全都存在，也即為今日之地理實體，酈亭溝水當然就是流經酈氏家鄉酈亭的這條小河，這是信而有徵的。酈道元家鄉在今河北省涿縣，這是沒有疑問的。
關於酈道元的生卒年月，《魏書》和《北史》的酈道元傳中，均無記錄，因而對酈道元一生中的重要問題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解決。要準確推測出酈道元的生年，在目前的狀況下，似乎沒有可能，只有等待新材料的發現，才能以確鑿的證據，真正揭開這個困惑了人們1400多年的謎底。
酈道元為什麼會對《水經》感興趣？他是在何種情況下對《水經》作注的？這些在正史或相關史料中沒有明確記載，但是在《水經注》中，我們卻可以從中尋找到一些線索。酈道元在《水經注》的自序中曾經認為，在當時的地理文獻中，幾乎沒有一本既記述了全國的水道，又能對水道以外的情況進行詳細介紹的相關地理文獻，而他又是一位遊歷廣泛、知識積累豐富的人，因此他深感應該有一部系統的、全面的關於河流水道的地理專著——雖然在他的序言中，對自己的才華、見識等，都有許多的疑慮，其云：「余少無尋山之趣，長違問津之性，識絕深經，道淪要博，進無訪一知二之機，退無觀隅三反之慧。獨學無聞，古人傷其孤陋；捐喪辭書，達士嗟其面牆。默室求深，閉舟問遠，故亦難矣。」如此等等，其實都是他的自謙之詞，因為他已經以自己的行動證明了他能擔當起這一重任。其次，酈道元認為，地理現象是經常變化的，從遙遠的上古時期，到他所生活的北魏時期，城市興衰、部族遷徙、河道變化、名稱更替……這些地理風貌已經發生了複雜的變化，所以有必要出版一部以介紹江河水係為主的綜合性地理文獻。第三，這也是隱含在他內心的一種願望，即希望祖國能夠統一。酈道元生活在一個南北分裂的時代，他非常希望華夏能夠統一，對於這樣一個宏大的願望，他自知是自己力所難及的事情，於是，他便以遍布全國江河水道為綱，徹底打破了南北界限，以此來表達自己對國家統一的渴望。
上述這些因素，可視為酈道元為何要為《水經》作注的主觀動機，而真正促使他對這項偉大工程付諸行動的客觀原因或曰外部刺激，大概是他在政治上遭受的第二次打擊。《北史·酈道元附傳》記載：「延昌中，為東荊州刺史，威猛為政，如在冀州。蠻人詣闕訟其刻峻，請前刺史寇祖禮。及以遣戍兵七十人送道元還京，二人並坐免官。」酈道元第二次免職是在延昌四年【公元515年】，這次免職之後，直到正光四年【公元523年】，因南梁入侵，酈道元才得以復出，其間有8年的時間。而酈道元的第一次免職是在太和二十二年【公元498年】，復職時間是在景明二年【公元501年】，大約有3年的時間。酈道元在《水經注序》中自言「竊以多暇，空傾歲月，輒述《水經》，布廣前文」，如果結合這幾句話來考量，酈道元真正動手注《水經》，似在第二次免職期間更合乎情理。理由有二：在青少年時期，酈道元即使有注《水經》的願望，因知識積累、學識水平、學術視野、文化閱歷等局限，他是無法啟動這項宏大浩繁工程的，此其一；踏上仕途後，雖然官位不高，然政務纏身，他也無法專心著述，即便有第一次免職的「空當」，但時間太短，似乎也不可能完成這項工程，此其二。由此推斷，酈道元注《水經》當在第二次免職的這8年間，這個時間段，正是酈道元的壯年時期，無論是精力、閱歷，還是學識、視野，似乎都是這項工程運行的最佳時間段。而且8年的時間，也與他所說的「竊以多暇，空傾歲月」相吻合。當然，也不能排除酈道元在第二次被免職之前就已啟動這項工程的可能，同時也不能排除這項工程的真正完成是在第二次被免職之後。但不管怎樣推斷，第二次免職的這8年時間，是酈道元注《水經》至關重要的時間段，這應該是毋庸置疑的。
歷史就是這樣的有趣，一個悲劇的發生，往往預示著一部偉大史詩的橫空出世。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