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對這部小說選集的介紹中，我向諸位談起過菲利普·克拉斯，以及他對我小說的影響。我還提及過影響非凡的第二位作家。事實上若不是因為他，我根本不會成為一名作家。他就是斯特林·西利范特。
以下介紹一點背景。
在早些時候，我曾說明過我父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去世。我母親不能在上班的同時照料我的生活，因此將我送進一家孤兒院，當時我大約4歲左右。我對那位最終到孤兒院認領我的婦女究竟是不是將我送到那兒的同一個人，尚心存疑慮。不過讓我們假定她就是。結果她在掙錢謀生的同時，仍無法照看好我，便安排我去一個門諾派教徒農場生活。
在那兒我對自己歸屬問題的迷惑有增無減。一年四季周而復始。每個周五我被送上一輛大巴士開到城裡，在終點站那兒母親等候著我。每個周日，我又上一輛大巴士回到那個農場。有個小孩在另一農場寄宿，有一次沿著公路走時被一輛轎車軋死，母親才決定把我帶在身邊一起生活。
如今，她改嫁他人——這給我帶來一位父親，她後來這麼解釋說。我當時非常渴望得到一位男性權威人物的愛，可惜她的新丈夫並未準備填補這個角色。如果我喊他一聲「爸爸」，看得出他很不舒服。在以後的數年內，我一直將他視作陌生人。那場婚姻本身並不成功。母親與我繼父之間爭吵不斷，以致我對青年時代的記憶多半是一種恐懼。有許多個夜晚，那種爭吵聲震耳欲聾，使我不由得擔心起自己的安全。我模仿影片中的場景，將幾個枕頭塞在床上的毯子下面，使其看上去好像我還睡在那兒。接著我爬到床底下去，在一個我希望得到保護的空間內斷斷續續地睡覺。
我們住處的樓下有一家酒吧，後來是一家漢堡包小店。我家沒有足夠白勺錢去買一台電視機或安裝一部電話。作為星期六晚上的娛樂，我在收音機里聽《槍煙繚繞》和《人猿泰山》，與此同時還注視著樓下衚衕里那些酒鬼的毆鬥。曾有一次我母親出門去使用衚衕里的付費電話，不料一顆流禪擊碎了公用電話亭的玻璃。
我年紀漸長，發現了世間還有電影這種東西的存在。那些年代裡，影劇院猶如宮殿一般，觀眾們不會在裡邊喋喋不休地嘈雜。為了掙錢去看電影，我在保齡球館裡為人家扶起被擊倒的球柱。如果得不到那份工作，我將站在擁擠的公交車站假裝沒有了車費。總會有那麼一位好心人給我15美分，得到它後我會立即去一家電影院享受。
在電影院里，我坐在銀幕前的黑暗中，一個小時接一個小時，看了一場再看一場（那時他們時興連放兩部故事片），有時故意不出場，將同一部影片看兩遍。到底是什麼影片對我無所謂，儘管說實話對劇中的許多熱吻鏡頭，我並不著迷。真正重要的是我可以逃離現實生活。
回顧往事，我原本想成為一名小說家，讓別人轉移對現實生活的注意力，這好像有點合乎邏輯。不過在那段時間，我太茫然了，以至於不知道自己想幹啥。我曾與一幫街頭團伙為伍。把上小學看做是對我消閑時間的干擾。到了中學時代，我稍有好轉。我們家庭的經濟狀況在改善，於是搬遷到郊區的一所小房子里。家裡父母之間的糾紛也減少了。儘管如此，到升十一年級時，我還是一事無成。
在1960年秋天，除了對撞球房和一天8小時電視節目外，我對一切都不感興趣。我發現自己（就像平庸的掃羅（保羅信基督教前的名字），正在去大馬士革的途中）好似被改變我生活的一聲驚雷閃電所擊中。甚至直到如今，我仍能準確地說出這電閃的日期和時刻——10月7日，星期五，晚上8點半。
那道閃電來自我的電視機，來自一部名叫《66號州際公路》的電視連續劇的第一集。
那部電視劇講述了兩個小夥子，他們模仿傑克·凱魯亞克，開著一輛「護衛艦」型轎車，穿越美國，以探究美洲大陸和他們自身。其中一人名叫托德，是來自紐約的一位富家子弟，他的父親新近去世，留下一筆巨大的債務。當銀行賬戶里的錢耗盡之時，僅餘下托德那輛運動型賽車。他的搭檔巴茨，是來自「地獄廚房」的一個粗魯的街頭少年，他曾在托德父親屬下的紐約碼頭干過活，因而與托德成為朋友。因為當時66號州際公路是橫貫美國的一條主要的公路，所以以它作為電視連續劇的名字非常完美。又因該劇講述美洲大陸的內容和講述托德與巴茨的故事之間平分秋色，所以製片商定將每一集片子的拍攝地點，安排在角色們應該訪問到的地方，儘管好多方是遠離66號州際公路的：諸如波士頓、費城、比洛克西、聖達菲、俄岡市…
第一集《黑色十一月》，涉及到南部一個小鎮，被數年之前的一個可怕的秘密事物所纏繞——用斧頭謀殺德國戰俘以及儘力保護他的那個牧師。我還從未見過那樣的一個故事，沒見過的不僅是那種神秘、懸念和動作（一個電鋸吼叫著的場景栩栩如生地映在我腦海中），而且是通過寫作來表現人物和現實生活的那種感染力。我發現自己正在迫切地等待星期五晚上再次來臨——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來臨。劇中人物談話的方式，他們表達的情感。
以及他們相信的價值觀等等，都深深地影響著我，而且觸發我的靈感。
有生以來第一次，我開始研究片名序列。這段精彩的經歷究竟是誰的功勞？有一集是關於墨西哥灣一些捕蝦船的故事，其情節類似於莎士比亞的《馴悍記》，另一集是關於洛杉磯市的一個街頭團伙的故事，在道德敗壞中穿插一些詩意般的對話。再下一集是關於鳳凰城散布農藥的故事，具有希臘。
神話的悲劇色彩。回想當時，我既不知道一星半點有關薩特之事，又不知道存在主義；也不知道垮掉的一代的人生哲學。不過即便我不能將自己經歷之事寫出個名堂，它也使我感到自己有感情並理智地活著。馬丁·米爾納和喬治·麥哈利斯是電影明星，儘管他們的表演才能不凡，我仍然覺得自己難得如此著迷於場景背後的理念，著迷於創造齣戲劇化的情景而且將台詞（有時令人入迷的講話能持續5分鐘）放進演員口中的獨創能力。赫伯特·B·倫納德是製片人，薩姆·曼納斯是製片主任。不錯，然而……我隨後想起另一個名字，應該突顯在每一集影片的片頭——斯特林·西利范特，那位作家。啊，天呀，這是我的新想法。
那個十一年級的學生，過去沒有任何抱負的人，居然努力找到了那家「熒屏珍寶」公司的地址，那家公司名字排在片名序列末尾。因無法打字，我便寄了一封手寫書信（說得更確切點是亂寫亂塗）給斯特林·西利范特，詢問我怎樣才能學會做像他正在做的那樣精彩的事。一周以後（我還記得當時的驚異），我收到他的回信——密密麻麻兩頁打字紙，其開頭還為複信姍姍來遲而表示歉意。他解釋說，他本來是會早早回信的，但收信之時他在一隻出海的船上，所以稍後才寫回信。他沒有透露任何創作的訣竅，但實實在在地拒絕看我可能寫出的任何文字（一方面出於我毫無寫作經驗，另一方面出於法律緣故），但是他確實給了我這句話：成為一名作家的方法就是寫，除了寫，還是寫……
在寫下數百萬字之後，我仍然在寫。若不是因為斯特林，我就不會上大舉。也不會獲得文學學士學位，更不用說文學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我就不會遇見菲利普·克拉斯，更不會寫出《第一滴血》。我最激動的時刻，是在1972年夏天的一個下午，當時斯特林打電話感謝我給他寄去了一本《第一滴血》，並說他很欣賞那本小說，很高興從中受到鼓舞。「如果我是只貓，」他說，「我就會滿意地喵喵叫。」
此後我們一直保持聯繫，卻未見過面。直到1985年夏天，他提議我去洛杉磯與他共度7月4日的那個周末，我們才得以見面。離我首次讀到他的作品之後已有25年了，我終於有機會跟他見面。他身材矮小而結實，面帶豁達的微笑，紳士般的容貌，一頭灰色的短髮，慷慨而和善。我就像來到一位我從未謀面的父親跟前，與他面對面似的。最後，繞了個大圈子，話說到頭來，言歸正傳，他將我的小說《玫瑰獎同人》向全國廣播公司推薦，建議他們把它改編成電視連續短片。1989年在「超級盃」賽之後，播出了那個系列劇，它是當時電視里引人關注的熱點。當我看到片頭名單以及又一次見到神奇的幾個字時，由於敬畏我瞠目結舌——執行製片人：斯特林·西利范特。
此後不久，斯特林告訴我：他從前有一段時間生活在泰國，現在正準備回去。他在貝佛利山莊舉行了現場舊貨出售，然後搬家去曼谷。他享有自由寫作的舒適環境，除非他自己提出，寫作並無交稿最後限期。雖然我們常談起我要去拜訪他，但是我們各自的時間表一直有衝突。我跟他惟一聯繫的渠道僅通過頻繁的傳真。真正令我痛惜不已的是在1996年4月26日早上8點過後不久（因為與《66號州際公路》初次登場的時間相對照，我確切地記得那個時刻），我正在吃早飯，一邊聽著國內公用無線電台的新聞節目，此時廣播員傳來噩耗：「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