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玩家，RebDoomer沒什麼特別，他喜歡主視角射擊遊戲，尤其是Doom和Quake，他整晚整晚地在網際網路上和其他玩家進行死亡競賽，他也製作過一些很業餘的『模式』：類似曲棍球場地的對戰地圖和模擬拳擊比賽的格鬥場，他還把它們放到網上給其他玩家分享。「你們最近怎麼樣啊？」他敲道：「我是REB，又給你們帶來了一個精彩的任務包，這次花了好長時間才做完，所以，給我點掌聲吧，夥計們！」
而在現實中，RebDoomer感覺不到任何友情。他在學校里四處碰壁，那些冷眼與拒絕，那些欺辱和恐嚇，讓他覺得自己是最最卑賤的人。他開始在日記里宣洩怒火，他要報復。終於有一天，他在地下室里架起一台攝像機，然後手裡握著半瓶威士忌坐在躺椅里，膝上放著一柄短管霰彈槍，他向著鏡頭描繪了他的計畫：血洗校園。「就像他媽的Doom一樣，」他說道：「砰、砰、砰、哈！這霰彈槍就是源自Doom！」
1999年4月20日中午，埃里克·RebDoomer·哈里斯（Eric 「RebDoomer」 Harris）和他最要好的朋友迪倫·Vodka·克里波德（Dylan 「Vodka」 Klebold）渾身掛滿彈藥，衝進科羅拉多州利特爾頓城的科隆比納中學，製造了死亡十五人——包括他們自己——的校園槍擊案。這起通過電視直播的慘劇震驚了全美國，惶惶然的家長們、教師們、政客們，以及同學們怎麼也想不通，為什麼兩名毫不起眼的中學生竟是冷血殺手？他們需要一個合理的解釋，為此，他們要找件事物來加以責難。
1999年4月21日下午4點13分，Blues News網站的編輯史蒂夫·西斯里普（Steve Heaslip）發布消息：「據幾名網友反映，他們透過電視上裝有嫌疑犯物品的塑料袋看到了Doom標記……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把這些物品和案件聯繫起來。」但隨著殺手的Doom遊戲、Doom書籍、Doom影帶被一一發現，這聯繫很快就建立了起來。
接下來一個禮拜里，Doom成了「媒介暴力會引發現實暴力」的典型樣本。西蒙·威森塔爾研究中心（Simohal ter）發布了一篇報告，其中暗示說埃里克曾製作過一個Doom任務包，以演練這次大屠殺。同樣，在沒有真憑實據的情況下，有人報道說埃里克製作過一個以科隆比納中學為背景的Doom模式。《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把喜歡Doom死亡競賽的玩家世界形容為一個「黑暗、危險的地方」。《今日新聞》（Newsday）告訴讀者，玩Doom能「使孩子的心智不健全」。一個名叫大衛·格羅斯曼（David Grossman）的前陸軍突擊隊員成為了媒體的寵兒，因為以他的觀點，遊戲就是「訓練謀殺的程序」，甚至柯林頓總統在某次電視講話時都引用了他的話，並補充道：「Doom……利特爾頓城那兩個孩子為之痴迷的遊戲，使我們的下一代越來越主動地參與到虛擬暴力中。」
暴力遊戲，以及其他文化——黑色裝扮、重金屬、血腥電影，再一次成為被攻擊的對象。丹佛市長請組織者取消了瑪里琳·曼森（Marilyn Manson）的演唱會，原因很簡單：據說這是埃里克和迪倫所喜歡的樂隊；學生被禁止穿短大衣入校；迪斯尼樂園撤下暴力遊戲的街機；但真正大動干戈的，仍是六年前首次向暴力遊戲吹響號角的參議員：約瑟夫·列博曼。
在4月28日發表的一份聲明中，列博曼議員號召大家再度對暴力遊戲進行調查。「我希望，」他說：「能通過高層的推動，來促使大出版商們給虛擬暴力降溫，不再發行那些暴力遊戲、電影、音樂，那些美化和歌頌極端暴力的文化，那些告訴孩子們殺人很酷的媒介——尤其是其中一些……譬如Doom，那幾個校園槍手就是模仿著它來選擇武器和裝束。」
在一邊倒的聲音中，媒體和政客們——絕大部分從未玩過這類遊戲——不假思索地得出了他們自己的結論。艾倫·古德曼（Ellen Goodman）這位全國知名的專欄作家問道：「我們中的多少人已把那些電子遊戲認為是『普通』的孩童玩意？而我們現在知道了，它們其實還被用于軍隊里的耐抗性虛擬訓練。」她似乎並不知道，也並不在乎，軍隊用電子遊戲訓練的是團隊配合，而不是什麼心理耐抗性。
《早安美國》（Good M America）節目擺布著一個埃里克和迪倫的朋友，帶領觀眾進入Doom世界。「從埃里克·哈里斯玩的遊戲里，我們可以發現更多的東西，」主持人感嘆道：「仔細看，我們就要進入他建造的一個房間。」那些天花板上懸掛著屍體的圖像，他暗示說，就是埃里克創作的，而實際上那是Doom自帶的，而且，那在若干年前的恐怖電影里就已經很常見。「這就像是走入某人的噩夢幻境，」主持人繼續引導著話題：「你有沒有……為這些事情而感到過不安？我是說，嘿，不對勁，那倆傢伙真的喜歡所有這些血腥、射擊，以及暴力。」埃里克的朋友回答他：「從沒有過。」他們只是玩家。
當然，他們只是玩家，遊戲只是虛構，在真正玩過Doom和Quake的人眼裡，這是明擺著的事，但其他人似乎總是不能理解這一點。在遊戲里，沒有人真的被槍彈擊中。但說到暴力活動，人們長久以來就喜歡把幻想和現實聯繫起來，就像傑勒德·瓊斯（Gerard Jones）在他的著作《與怪物血戰：為什麼孩子們需要幻想、英雄和虛擬暴力》（Killing Monsters: Why Children Need Fantansy, Super Heros, and Make-Believe Violence）里所揭示的那樣。
瓊斯在書里說道，1963年的一次影響力研究發現，在電視里觀看過擊打充氣洋娃娃的孩子，比沒有看過的孩子在面對洋娃娃時更具有攻擊性，結論：通過媒介體驗暴力會導致現實暴力。當然，在現實中，孩子們也只是在擊打充氣小丑娃娃，他們不會跑到馬戲團里狠揍真的小丑。與怪罪暴力媒介相反，瓊斯為此辯護道，成年人們需要理解虛擬暴力在人格發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想禁止人們在安全並可以控制的環境里冒險，是不可能的，也是很危險的……因為那對我們理解和接受現實的局限性有莫大助益。在遊戲中發泄怒火是一種可取的手段。為了作一個文明的現代人，我們犧牲了原始的野性，在虛擬環境中扮演邪惡的角色，或是大肆破壞，就是對這種犧牲的補償，這是至關緊要的。」
八十年代到現在的研究者們還發現了電子遊戲的若干積極作用。《美國少兒精神治療學報》（Journal of Ameri Academic Child Psychiatry）的一片文章指出，遊戲不止不會激發兒童的進攻性，遊戲其實消解了進攻性。英國的一個研究項目發現，玩家們「似乎比常人更能把精力集中到手頭的事情上，他們還有著更好的協調性。總之，這與頂尖的運動員非常相似。他們在計算機上學到的技能可以反映到現實中。」在芬蘭，研究人員利用計算機遊戲來協助治療有閱讀理解障礙的孩子。
儘管很多研究都試圖把暴力媒介和暴力舉動聯繫在一起，但結論依然值得懷疑。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位於洛杉磯市的媒介心理學實驗室的創辦者，斯圖亞特·菲思霍夫（Stuart Fischoff），在1999年美國心理學協會（Ameri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的一次會議上說道：「電影、電子遊戲、歌詞中的暴力內容使所有人不安，但如果只是兩種現象都使人不安，而且時間間隔不遠，並不能說明它們有什麼必然聯繫……我敢說，沒有任何一個研究成果可以，哪怕是粗略地，對類似科隆比納大屠殺這樣的慘劇提出預警。」
說到底，事實已經證明，殺人犯們可以從任何途徑得到啟發——披頭四的「白色專輯」、《計程車司機》（Taxi Driver）、《麥田裡的守望者》（Catcher in the Rye），等等。《聖經》里又描繪了多少暴力場景？但在科隆比納事件後，幾乎沒有人有勇氣和底氣來為遊戲辯護，而媒體卻在一如往常地數落著玩家的不是。喬恩·凱茨（Jon Katz），《滾石》（Rolling Stone）雜誌和技術社區網站Slashdot的撰稿人，發布了幾篇短文回敬媒體。「這一切是如此荒謬，如此歇斯底里，」他告訴《舊金山紀事》（San Francisco icle）：「問題的根源在於那些青少年從何得到機關槍和炸彈，而不是他們上了某個網站或玩了某個遊戲。」也有一些聲音從其他角度進行了闡釋，「暴力從來就是美國的一個大問題，」《時代》周刊寫道：「遊戲公司只是在製作好賣的遊戲，憲法賦予了他們這個權利，我們不可能把暴力遊戲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