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1993年的所有父母一樣，比爾·安德森（Bill Andersen）知道他九歲的兒子想要什麼聖誕禮物：《真人快打》。這款暴力街機遊戲的家用機版是那時最熱門的玩意，它以650萬美元的銷售額把《街霸II》遠遠拋在身後。安德森向上司表示了對這款遊戲的憂慮，他的上司約瑟夫·列博曼（Joseph Lieberman）是來自康涅狄格的民主党參議員。這位志向遠大的政治家在聽取了參謀的彙報後，決定親自體驗一下這款遊戲。
《真人快打》讓列博曼哀嘆於自己想像力的匱乏：遊戲里的秘技可以讓玩家把對手撕成兩半，噴涌而出的鮮血濺滿整個屏幕。更讓列博曼驚慌的是，玩家們熱愛這殘忍的招式：任天堂要求《真人快打》的製作公司Acclaim在超任版里去掉那些有爭議的必殺技和血腥畫面，而世嘉（Sega）公司則毫無顧忌，最終，世嘉五代主機（Sega Genesis）上《真人快打》的銷量遠遠超出了任天堂的合家歡版——是它的三倍，世嘉五代因此也成了玩家必備的主機之一，旋即賣出一千五百萬台。神壇上的任天堂從此光環不再。
這遠不是全部，列博曼議員隨後看到了《暗夜陷阱》（Night Trap），在這款世嘉主機大作里，吸血鬼們的獵物是一些衣不蔽體的女孩，其中一位受害者甚至像極了電視劇《別樣接觸》（Diff』rent Stroked）里的童星達納·柏拉圖（Dana Plato）。充斥著暴力內容的電影，譬如《落水狗》（Reservs）和《終結者2》（Terminator 2），已征服了好萊塢，遊戲界也越來越殺機四伏。
1993年12月1日，列博曼議員為此召開記者招待會，吹響了清剿暴力遊戲的號角。
坐在列博曼旁邊的是赫伯·科爾（Herb Kohl），這位來自威斯康星州的民主党參議員同時還是青少年司法小組委員會的主席和政府信息管制小組委員會的要員。與會的還有兒童劇《袋鼠指揮官》的監製和主演：鮑勃·金塞恩（Bob Keeshan）。科爾指出：「玩彈珠和畫片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現在孩子們都在玩著「充滿尖叫和痛苦的電子遊戲」，那些內容「足以讓成年人從噩夢中驚醒」，金塞恩也警告說：「孩子們在暴力遊戲里作為主動參與者所學到的東西 ……連成年人都會如見到洪水猛獸般畏之不及，而如果我們對這樣的事情再聽之任之，它的確會發展成為威脅到千家萬戶的洪水猛獸。」他督促遊戲製作者們：「認清你們在社會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
列博曼議員高瞻遠矚地總結道：「在看過這些暴力遊戲後，我堅信，在遊戲界中有那麼一小撮極端不負責任的製作者，我希望政府可以革除他們。」
政客和衛道士們總是試圖拯救下一代於水火之中，儘管他們不一定理解年輕人的文化，但這並不妨礙他們運用他們所把持的話語權和立法權。早在美國內戰結束時，宗教領袖們就把艷情小說指為：「撒旦門下最能幹的爪牙，它們毒害年輕人的心靈，以擴張它們邪惡的領地。」進入二十世紀後，電視和電影又成為了新的標靶，針對這些全新媒介的調查研究一連持續了幾十年。五十年代，電視上的貓王（Elvis Aron Presley）只能出現上半身，《MAD》雜誌的創辦者威廉·蓋恩斯（William Gaines）被國會傳喚。七十年代，龍與地下城裡的魔鬼與巫術被和撒旦崇拜（Satanism）聯繫到一起，尤其是在密歇根湖事件發生後，反對的聲音更是一浪高過一浪。八十年代，重金屬文藝工作者「猶大牧師」和「Ozzy Osbourne」被指控為教唆年輕聽眾自殺。九十年代，電子遊戲成了新的「樂與怒」，也成了衛道士們心中更強烈、更無法抑制的痛。
這種敵視心理可以上溯至三十年代，那時的彈球廳一貫被視做是地痞流氓聚集的地方。紐約市長Fiorello La Guardia為此頒布了禁令，直到七十年代中期方才解除。接著被取締的就是《死亡飛車》，這款碾壓屏幕上像素點的遊戲一度成為報紙頭條。八十年代初是電子娛樂業的黃金時代，它的總產值達到六十億美元。隨著電子遊戲的日益普及，一些人心中的擔心也開始瘋長，他們覺得這些遊戲對孩子們有潛在的不良影響。
1982年，家庭－教師協會（PTA）發布了一份譴責街機遊戲的聲明：「遍地開花的電子遊戲廳對經常光顧那裡的年輕人是有害的，我們對此非常擔心……初步調查表明，這些烏煙瘴氣的場所大都集中在學校附近，許多遊戲廳並不限制學生們在上課時間出入其中，這無疑是曠課和逃學的誘因。在這些幾乎不受監管的場所，販毒、吸毒、酗酒、賭博、幫派活動，以及其他不良行為得以孳生。」
一些城市，譬如德克薩斯州的麥斯奎特、伊利諾斯州的布拉得利、喬治亞州的斯乃爾維爾，開始限制或是取締街機廳。1982年，布拉得利的市長看到「幾百個青少年聚集在街機廳里抽大麻」，他隨後得出結論：「孩子們把書費、午餐費，以及每一個能弄到的硬幣都投進了那些花花綠綠的機器。」儘管美國最高法院駁回了麥斯奎特市試圖取締電子遊戲的起訴，但其他國家，譬如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不光頒布了電子遊戲的禁令，還強制關閉了街機廳。
媒體也不失時機地來火上澆油。《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US Ne; World Report）用的標題是：「電子遊戲——娛樂還是威脅？」《少兒健康》（Children』s Health）：「數字一代的電子遊戲熱：福兮禍兮？」美國公共廣播公司（PBS）的新聞評論員羅伯特·麥卡尼爾（Robert Maeil）則說道：「這些電子遊戲究竟是在教育孩子們成為未來的主人翁，還是在扭曲他們幼小的心靈？」
面對這一連串的問號，科學家和教育家等學術界人士展開了研究。時任美國公共衛生署署長的埃弗雷特·科普（C. Everett Koop）博士猛烈抨擊道：「電子遊戲會導致兒童行為失常，他們的身心會融入遊戲模式：一切活動都是為了消滅敵人，從而，當他們看到其他孩子被欺負時，他們只會袖手旁觀。」
《新聞周刊》（Newsweek）附和道：「尼古拉斯·波特（Nicholas Pott）博士在紐約市諾斯神經外科醫院的兩個病例顯示：過度沉迷於遊戲的年輕人會不顧一切地逃避現實生活和人際交往。門診主任海爾·費什金（Hal Fishkin）博士表示了他對遊戲中你死我活這種生存法則的反對：『請（遊戲界）不要再給已經很糟糕的暴力問題煽風點火』。還有一些人則擔憂遊戲這種娛樂形式會改變人們的潛意識，南加州大學的通訊學教授佛瑞德·威廉斯（Fred Williams）指出：『一個人如果習慣於在電子遊戲中尋求刺激和滿足，那麼他就會對生活中不是那麼快節奏的事物變得缺乏寬容和耐心。』」
儘管這些人言之鑿鑿，但不是所有研究都得出了相同推斷。《心理學月刊》（Journals of Psychology）的結論是：「沒有證據顯示電子遊戲會助長社交隔離、易怒、反社會行為、強迫症等心理疾病。」這位麻省理工的社會學家雪利·特奇克（Sherry Turkic）還讚揚了電子遊戲的正面影響，譬如它對患有弱智或情緒困擾的兒童能起到積極鼓勵的作用，她寫道：「許多孩子除了電子遊戲外沒有其他特長，而這種掌握事物的經驗對他們而言非常重要。」但隨著1983年過度膨脹的遊戲業開始崩潰並陷入大蕭條，這些口舌之爭也沉寂了下去。
十年後，1993年12月9日，星期四，上午，列博曼議員就電子遊戲中的暴力內容召開聯邦聽證會，戰火重燃。
與會專家們就這場新的世紀瘟疫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演說。《電子兒童：任天堂的產物》（Video Kids: making sense of Nintendo）一書的作者，大學教授尤金·普洛文佐（Eugene Provenzo）博士宣布：「電子遊戲里泛濫著暴力、男權主義和種族歧視。」美國教育協會主席羅伯特·蔡斯（Robert Chase）表示，電子遊戲正激起現實生活中的暴力舉動，他解釋道：「因為遊戲需要玩家的主動參與，而不是被動觀看，這會使孩子們對暴力變得麻木，並習以為常。不僅如此，當參與者在遊戲中以最殘忍的方式殺死對手時，他們還會得到獎勵，這其實是在鼓勵玩家動用暴力手段解決問題。」
稍後，任天堂美國的執行副總裁霍華德·林肯（Howard Lin）和世嘉美國市場部的副總裁威廉·懷特（William White）就兩個公司不同版本的《真人快打》開始了爭吵。林肯把任天堂描繪成一個為了在遊戲界撐起一片純凈天空而殉道的烈士，懷特則反駁說遊戲界已不再是兒童樂園，玩家中成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