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記憶是一個奇蹟。我能清楚地記得，父親是怎樣把母親娶回來的。
不管別人怎樣表示不可理喻的驚訝，我仍舊記得，那時我擠在衚衕口的人群里，好像是騎在一頭石獅子的大腦袋上，望見一輛披紅掛綠的「西洋馬車」迸裂著爆竹的脆響和五彩的紙屑駛進了巷口。父親身穿深色西裝，胸前插著一朵火紅的玫瑰，與披戴著雪白婚紗的母親並肩坐在「西洋馬車」上。緊隨其後的另一輛「西洋馬車」卻殘破可憐，像一隻走樣變形、皺皺巴巴的搖籃。迎親和送親的青年男女過分擁擠地坐在這個大搖籃里，上下顛簸、左搖右晃，笑聲和尖叫如五光十色的浪花四處飛濺，乒乓作響地跌落在凸凹不平的黃土路上。街上的行人都向馬車扭動著脖子駐足觀看。春天的陽光溫柔明媚地掛在母親的眼睫毛上，父親的眼鏡也在兩個黑圓圈裡閃閃發光。當彩色紙屑像風涌而來的蝴蝶翩躚飛舞的時候，我的記憶里閃現出一個不祥的念頭，覺得那是風中飄零的落葉拍打在母親的臉上。我從父親鼻樑上看到了不合時宜的高傲，緊抿的嘴角深深地凹陷出兩個小坑，好像從戰場上得勝歸來的勇士，從一個部落酋長的帳篷里俘獲了一個尊貴的新娘。馬車飛馳而去。我甚至記住了馬車夫高高在上的背影，那是一個綉上了金黃色「雙喜」字樣的紅緞坎肩，鞭梢上炸開了火紅的鞭花。母親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開封，馬車行已經開始了出租「西洋馬車」的業務。在古都開封的知識階層，已經出現了第一批拒絕花轎和響器班的「先鋒派」新娘。
我記不起「西洋馬車」駛向了哪個院落。彩色紙屑隨風飄逝以後，行人各自散去，只剩下我坐在石獅子的大腦袋上獨自發獃。正在叫賣烤白薯的老人、吆喝「糖粘山裡紅」的小販、爭吃烤白薯皮的野狗和叮著山裡紅不放的蒼蠅都沒有發現我的存在。一個算命瞎子肩挎放著竹籤卦筒的布袋，一手敲小鑼、一手執竹竿敲打著路面走來。小鑼「當」的一響，我就化成了一縷青煙，隨著天上的鴿哨飛去，融入天邊的白雲。
父親是從H大學文學院三年級女生宿舍里把母親娶走的。母親出身於古為杞國的一個富有的知識家族，熱心於平民教育以結束平民的蒙昧以解脫平民的疾苦以最終實現世界的大同，因而擔任了平民夜校的義務教師。父親卻是來自白河岸邊古為楚邑的一個侍弄桑樹、捏制桑杈的農民的兒子，且有過鬧學潮反對軍閥而被信陽省立第三師範開除過一次的記錄，後來又跑到開封，考上了省立第一師範音樂系，卻又痴迷地愛上了「普羅文學」（註：普羅是英文proletarian—無產者一詞的頭兩個音階，普羅文學即無產者文學，這是二三十年代知識階層的習慣用語。）而告別了音樂，又在省教育廳平民教育委員會謀得了一個小職員的差事，其動機卻與平民的解放毫無關係，只是因為他的浪漫主義的文學夢需要一點兒現實主義的薪水來供養，讓他可以用便宜一點的燒餅夾油饃圈兒和奢侈一點的羊肉湯泡鍋盔為產生靈感提供足夠的熱量。
母親和父親是在平民夜校里認識的，接著就一起走進了一個「文學沙龍」。這個沙龍由於沒有巴黎貴夫人提供的客廳和咖啡，只好在魯智深倒拔過垂楊柳的相國寺內茶館，或是趙匡胤坐問朝政的龍亭公園，或是包青天鍘了陳世美的「包府坑」岸邊聚會。參加聚會的有當時的足球明星、後來的著名詩人蘇金傘和三十年以後寫了《惠泉吃茶記》而受到毛澤東的批評，又寫了《李自成》而受到毛澤東特別保護的著名小說家姚雪垠。而且我知道，父親自從二十歲那年在劉半農主編的《世界日報》副刊上發表了短篇小說《葬子》以後，母親就成了父親最熱心的讀者，還是「沙龍」聚會時嗑瓜子兒、吃油炸蘭花豆和五香花生仁兒的贊助人。當父親啃著高粱面窩頭就著芥菜疙瘩在文學殿堂里夢遊的時候，母親會請他去鼓樓街的飯館吃一回涮羊肉，在涮了羊肉的肥湯里再下四兩雜麵條，為他日後發表的十多篇小說提供了差強人意的營養。父親卻總是夢見饑渴。他寫過一篇《瓜農》，一個種瓜老漢要賣瓜還債，捨不得讓幫他拉車賣瓜的小兒子吃一口西瓜。在賣瓜回來的路上，兒子因口渴中暑，猝死在烈日炎炎的荒野上。母親為賣瓜少年流下的眼淚濕透了兩塊手帕之後，他們就決定結婚了。
姥爺是一位激進派紳士，當了省議會議員之後，又成了省城的著名律師。他決不反對兒女戀愛自由、婚姻自主和「個性解放」，但也決不放棄對兒女的婚姻選擇作出最後仲裁的權力。他可以對勞苦大眾的疾苦表現居高臨下的同情和悲憫，甚至在家鄉杞地支持過農民暴動。但他絕對沒有想過可以讓女兒帶回來一個出身寒微、「沒有大家風範和高等學養」的女婿。母親不無惶恐地向父親大人呈上了未來女婿的一大摞小說，姥爺只瞥了一眼，就吝嗇地收回了眼神，說：「雕蟲小技！」躲在門外恭候岳父大人召見而終於吃了閉門羹的父親被深深地激怒了。他憤而離開了那座鐵灰色雷打不動的門樓。接著，我姥爺就在他的書報箱里取出了一封信：尊敬的岳父大人：
我的確是一個農夫的兒子。我的生命只屬於一塊小小的桑園、一道低矮的籬笆牆、一棵老樹和一座漏雨的老屋。但我畢竟擁有過一塊小小的黃土地，不管它翻滾著綠色的波濤或是只收穫帶刺兒的蒺藜，不管它吹響了遍地金黃的喇叭花或是燃燒著灼人的紅罌粟，不管紳士的眼睛向它輕蔑地斜視或是表現著高貴的悲憫，它都屬於我的生命，是我人生的出發地。
然而我又是如此幸運而富有。我還有一個爬滿青藤的小草庵呢，藤蔓上掛滿了祖先的故事和遠古的傳說。幾隻喝足了露水的蟈蟈兒正在星光下拉弦兒歌唱，那是我幼年的音樂，伴著我純潔無瑕的夢境。夢境里沒有腐儒的氣味和銀元與銅板咬架的聲音。月光下的露珠兒與牽牛花彼此友愛地活著。它們無求於律師，清風不會向明月提出訴訟。
老人家，您看到過壯碩的公狼嗎？正是它蹲在曠野上對月長嗥，把我從老母親的懷抱里驀然驚醒，喚起我生命中所有的蠻力和野性。我便從那裡走向文明，而且遇到了您的女兒，開始了我們的跋涉，去尋找屬於我們的青草地和小星星。
當我們走完了十萬里路，身心俱疲，白髮如霜，生命的冬天伴著大雪降臨，我會為她裹緊了老羊皮襖，把一個屬於杞國的女兒帶到一塊屬於楚地的小桑園裡。那裡有一塊凈土，一年一綠的桑葉理應覆蓋兩個渴望自由的靈魂。
老人家，我們沒有指望得到您的祝福，只是愉快地對您說一聲：我們已經上路，不指望一路順風。
一個快活的小布爾喬亞
（註：布爾喬亞是英文beoisie ——資產階級一詞的音譯，小布爾喬亞即小資產階級，亦是二三十年代知識階層的習慣用語。）
據說，姥爺倒是很欣賞這個「小布爾喬亞」的來信，姥爺說：「看不到猥瑣之氣，倒是有楚人狂歌號呼之風哩！」姥爺只是討厭那隻「壯碩的公狼」，挑剔說：「為啥是『狼號』而不是『虎嘯』呢？可見他的『蠻力』和『野性』也有所不足，且看他如何尋找他的青草地和小星星？」
接著，姥爺就在當日報紙上看到了我的父親和他的女兒「敬告諸親友」的「結婚啟事」。同一張報紙上還發表了這對新人共同撰寫的一篇文章：《論古典小說中三個叛逆的女性》，一個是崔鶯鶯、一個是林黛玉、一個是潘金蓮。我看見過姥爺收藏的這張報紙，色澤已經發黃，摺疊的地方磨出了裂口，在前兩個叛逆者身邊有硃筆留下的圈圈點點，後一個叛逆者的頭上赫然寫著：「放屁！」
又據說，「西洋馬車」把母親拉到一間廉價租賃的新房以前，曾按照一位「憤怒派」詩人規劃的路線圖，在古城街道上示威般地穿梭遊行。赤兔馬的後代到「草市街」吃了草料，駕車從「馬道街」飛馳而出，馬轡頭上的鈴鐺在「鈴鐺衚衕」里叮噹作響，但在「轆轤彎兒衚衕」拐了三道彎兒以後，車軲轆就發出了刺耳的尖叫，又臨時更改路線，到「油坊衚衕」給滾燙的車軸膏油，再從「耳朵眼兒衚衕」里鑽出來，去「花井街」喝了喜茶，到「財神廟街」宣讀了《討財神佬兒》的檄文，又到「文廟街」宣布了「普羅文學」的神聖主張，而且沒有忘記去「磨盤街」放慢馬蹄遛圈兒，在馬蹄踏過的坑坑窪窪里搜尋了繆斯的腳印。
這一切，都由坐在副駕駛席上的「憤怒派」詩人充任指揮。一路上，詩人懷抱竹筐，大把大把地拋起彩色紙屑，如將號召起義的彩色信號彈射向古都的天空。然後，「西洋馬車」來到我姥爺門前。他示意車夫停車，車夫喊了一聲「喔吁！」詩人就用竹竿高高挑起了一掛震耳欲聾的火鞭，讓爆竹的紙屑在姥爺的門樓上迸飛出五彩的雪花，用硫磺和芒硝的氣味薰開了一道門縫。從門縫裡伸出來的腦袋卻屬於一位看門老人。詩人不失時機地從路邊一個賣仁丹的瘦子手中奪過來一把招徠買主的歪脖子銅號，對準門樓吹出了老牛和毛驢兒的叫聲。從此，這位詩人就有了「大喇叭」的諢號。大喇叭吹出的聲音與「西洋馬車」里溢出的鬨笑和尖利的口哨閃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