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註：以下是《中國時報》駐日記者洪金珠的訪問村上春樹的全文。採訪對話時間約為20世紀90年代末。）
洪金珠：您在《發條鳥年代記》曾經寫中國大陸、滿洲等地的事情，還在《尋羊冒險記》中寫一個酒吧老闆陳桑，有人說您的小說對中國、中國人有很特殊的描寫，甚至認為「中國」是您創作的原點，您對這種說法看法如何？
村上春樹：我是神戶人，那裡有不少中國人，我的同班同學中有中國人，我生活的周圍一直有中國人，「中國人」對我而言是很自然的。另外，我父親於戰爭中曾被徵調到中國大陸；他是在大學時代被徵調當兵，他的人生因為那次的戰爭有很大改變，小時候父親雖然絕口不提戰爭的事，但他常常講中國風土民情，「中國」對我而言不是實際的存在，而是一個很重要的「記號」。
我自己也很奇怪，為什麼小說出現的不是韓國人而是中國人？我自己也沒有想過這個問題；我只是把我的記憶影像寫出來而已。中國對我而言不是想寫而刻意去想像，「中國」是我人生中重要的「記號」。
洪金珠：您在大學時代曾經搞過學生運動，這是否也相對影響到您後來的寫作？
村上春樹：當年搞學運的人很多，我不過其中的一員罷了。學運對於我的小說並沒有什麼影響，那次的學運倒是讓我「對於文字失去信賴」；例如，有一個字眼叫做「革命」，當時我們一聽到這個字眼就心跳加速，興奮得不得了，覺得這個字眼非常正確、有正義。但事情過去後才發現「革命」不過是個「語彙」罷了；我因此對於「好聽的語詞」不再有信心，從此我也不想借用人家的語言，我只想創造自己的新語彙。
我個人最理想的表現是：以最簡單的文字表現最艱難的道理，但一般人卻以很難的字眼表現非常簡單的道理。
我的小說是描寫人們共同的經驗，往往讓讀者於閱讀後有一種醫療效果。
洪金珠：您內心是否也有一般人的不安？
村上春樹：我已經有一定的歲數，也有人生的目標，不安是沒有的。我年輕的時候有不安，當時日本一直在成長，年輕人只要有工作，通常不會有不安感，然而現在的年輕人即使有工作，也還是有不安。
洪金珠：您是否有什麼宗教信仰？
村上春樹：沒有。我父親是一個和尚，他原本是個學校的老師，由於家裡世代都是寺廟的住持，後來他也成為家傳寺廟住持，我父親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我則完全沒有任何的宗教信仰。
洪金珠：由於您連續寫《地下鐵事件》，台灣的讀者非常擔心從前的「村上春樹」再也回不來了，您最近是否有新作？
村上春樹：我正在寫新的小說，預定明年1月可以完成。是一部與從前的作品完全不一樣的戀愛小說，題目還未確定。不用擔心，「村上春樹」就要回來了。寫法跟以前相似，但內容與過去都不一樣。我向來不喜歡做重複的事，每一次都挑戰完全不同的題材。
我以前的小說偏長，現在寫的戀愛小說屬於比較短的小說，並且徹底地琢磨、簡化文字，讓小說更加緊湊興奮。我自己也寫得很興奮，是一部有點不可思議的奇妙小說。這部小說在明年1月完成，1999年1月12日是我50歲的生日，我希望把這部小說當做自己50歲的紀念，算是我文學生涯的新紀念碑。
洪金珠：您長年在國外生活，是因為故意想與日本保持距離？讓自己更看得清楚日本嗎？
村上春樹：我留在日本或到國外都沒什麼差別，因為我只要有個電腦到那裡都可以寫東西。到國外旅遊時，沒有電話的打擾，可以有更多的經驗及新朋友。
我每天的三餐多是蔬菜、水果及魚類，在美國或其它國家旅行時，大多都很容易吃得到，因此也沒有特別的思鄉感。我以前一直想逃離日本，因此長期住在美國，後來又因為想多了解日本而回日本；我一直想逃開日本這個「大家庭」，我覺得世界上最重要的是「自由」，但日本這個「大家庭」最缺乏的就是「自由」。
如果問日本人，他們最喜歡的字眼是什麼？他們會說喜歡「努力」、「忍耐」、「和氣」等；「自由」往往排在最後面。這也表示，日本是很缺乏「自由」的國家，所以才讓我一直想逃離日本，想逃離「家」。比如，我的小說從來不寫「家人」，因為我從前一直想逃避這些。
我到國外後，果然得到我要的自由，但所做的事都讓我覺得寂寞。我覺得自由是好事情，但自由不是最終的目的；自由後還要想人生應該如何，所以我回來做我應該做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