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的幾天，高二?一班風平浪靜，而伊娃似乎也無所事事，課間也就聽不到有人高聲朗讀她的大作。就像得到一個不怒自威的暗示，課堂上變得出奇的安靜，，就連那種空話連篇，專講大道理的課，我們都做出了專心致志的樣子。於是那上課的老師就得寸進尺，抖出了威風，把阿利正在偷偷翻閱的張柏芝寫真集撕了個粉碎。張白痴！那老師一邊撕著一邊得意洋洋地說，難怪泡中的學生這麼喜歡她，白痴，白痴！阿利虎地站了起來，但坐在他後邊的陶陶一掌就把他按了下去。在高二?一班，誰都守著一條界限，不要對阿利過分。阿利已經習慣了這條界限，他站起來是因為他不知所措，既憤怒也是很驚恐。老師聽到背後風聲吃緊，緊走了幾步再轉過身來，卻什麼也沒有發現。同學們呵呵地笑起來，他想說什麼，下課鈴已經響了。
後邊一節是語文課，踏著鈴聲進來的卻是宋小豆、任主任和蔣副校長。
我們平時都難得看見蔣副校長，因為他的辦公室掩藏在校園的最裡邊，是一幢孤零零的小樓房，樓前樓後都植著肥大的芭蕉，牆上爬滿了青色的藤蔓，就像休閑農莊的麻將館。他矮小、結實，頭髮長、眉毛也長，而且都已經花白，年齡卻才剛剛過了五十，他後背很厲害地駝著，粗短的手指要麼夾著一根香煙，要麼不停地在梳理著自己的頭髮。頭髮上有很多油，這使他的手指也總是油光光的。他看起來總是很倦怠，也就更加有派頭，很像從前那個人老心不老的日本首相×××，而不僅僅是我們合格中學的校長，何況還是副校長。不過，是蔣副校長堅持讓師生們叫他蔣副校長的，因為自從老校長調到教育局當局長後，他就一直虛位等待著上級派人來。伊娃在一篇題為《副班長》的作文里寫到：
「我要是當上了副班長，我就要讓同學們叫我伊副班長，而不是伊班長。一個『副』字叫出了我的謙遜，也叫出了我必欲去之的心頭之痛啊。」
我覺得很好笑，這可憐的瘸丫頭，裝神弄鬼，誰不知道她又在說誰呢？被說的人只有認吃啞巴虧，你難道還能去對號入座嗎？
宋小豆站在任主任和蔣副校長的中間，昂著頭對同學們說，包京生和語文老師的糾紛已經捅到媒體，晚報、商報和早報的記者都已經來了，電視台的記者正在路上，如果不堵車，半個小時內也會到達。記者提出要採訪一些當時正在現場的同學，任主任和蔣副校長全力支持。事情越弄得清楚，越有利於解決問題，也越有利於維護泡中合格學校的聲譽。願意接受記者採訪的同學請舉手。
我們第一回聽到有這種事情，一時又興奮又不安，鬼鬼祟祟地，你看我、我看你，竟然沒有一個人敢接招，教室里安靜得真讓人害怕。我轉頭望了一圈，正和阿利的眼睛對了光，我笑著跟他厥了厥嘴巴，可憐的阿利以為我在鼓勵他，或者，他也想報複寫真集被撕碎的事情吧，要藉機跑到記者面前出出氣，於是做出心一橫的樣子，就把手舉了起來。但環顧四周，竟沒有一個同學響應，嚇得阿利趕緊又把手縮了回去。但宋小豆已經微微一笑，點了阿利的名字。阿利的臉都白了，站起來抓耳搔腮，扭扭怩怩了半天，說，報告密斯宋，我肚子痛，要拉屎。
換在平時，早就全班大笑了，但今天是鴉雀無聲。宋小豆用英語罵了一句「該死的」，一揮手，阿利就跟一顆子彈似地射了出去。
接著就是令人發窘的冷場。不過，我又想，也可能發窘的只是我一個人吧。站在台上的三個人似乎都很坦然，蔣副校長、任主任、宋小豆，就像在比賽彼此的耐心。台下的同學在打哈欠，悉悉索索地搓手掌，翻書本，老氣橫秋地長吁短嘆。我覺得自己真是無聊，又真是可憐，我最怕尷尬的冷場，總是覺得自己有責任打破冷場，不然，一股氣憋在肚皮里難受得不得了。我舉起了手，就像戰敗的士兵終於舉起了白旗。你知道，這就是說我投降了，是不是？說實話我真傻，我根本不曉得投降的後果是什麼。後來阿利告訴我，那時候全班都在耗內功，結果就數我一個人修為最膚淺。有什麼辦法呢，這就是我吧？
我舉起手過了一小會兒，宋小豆才咕噥了一聲我的名字，用的英語也可能是漢語，反正發音都是相同的，都帶著吃驚和疑惑。她說，「何――鳳――？」
任主任的眼睛已經炯炯發亮，她肯定認出了我曾經和她頂撞過，也斷定我會站在包京生一邊對付她的小侄兒。但是她不能阻止我，就大聲重複著我的名字，把宋小豆的疑惑變成了嚴厲的喝斥：「何鳳！何風！！」我這兩個字被咬牙重讀的時候，就特別接近何風或者何鋒。我不知為什麼，我喜歡這樣被人叫著。當時我真的很得意，我終於打破了死一樣的沉寂，還把這個可憐的五十歲女人逼急了。
任主任沒有想到，她的喝斥讓蔣副校長的眼裡也冒出了同樣的光芒。蔣副校長再次把我的名字接過去，反覆地念叨著，「何風，何鳳，何鳳，何風……」我們都很少聽到他說話，正如我們很少和他見面一樣。他總是坐在辦公室對著麥克風發號施令，他的聲音通過擴音器變得又尖又細，還帶著嗡嗡的迴音，讓人聽得心頭髮慌。當他面對面朝我們念出「何風、何鳳」的時候，他的嗓音竟然是渾圓的，有磁性的，而且還是慈祥的。他用粗短的手指梳理著花白的頭髮，嘴裡叨嘮著，何鳳、何風、何風、何鳳……解決師生間的糾紛，就該是和風細雨嘛。你去吧，啊？
任主任點不出自己的名單，但她需要表明自己的立場，她就說，叫班長也去。宋小豆伸手指了指朱朱，你去。任主任對朱朱推出微笑來，還走過去摸了摸她的頭，她說，好吧，就你們兩個去。見見記者，也長長見識。
但蔣副校長也笑笑，把手一攔，說，宋老師，你也提個人選吧。宋小豆看都不看一眼陶陶，就念出兩個字：陶陶。
我、朱朱還有陶陶，慢吞吞地站起來，跟著他們三個人走掉了。我回頭看了一眼，可憐這丟下的滿堂學生，誰再去理會他們呢？
記者們都在任主任辦公室等著，幾個人的年紀都小得可憐，男的是小白臉，女的結實得像樹墩子。我們進去時，記者們正在打情罵俏，明明已經快到夏天了，一個男記者硬把手伸進女記者的後背「吃冰棍」，女的就嘎嘎直笑，回手抓住男的大腿使勁地擰。可憐的蔣副校長，看見了就像沒看見，他拿出涵養來，說記者同志們久等了，今天天氣涼快，動一動正好熱身子。記者們倒是不驚不詫的樣子，自己拉了椅子圍過來，掏出筆、本子和竊聽器一樣的錄音機，做出很專業的樣子來。我注意看著那個吃冰棍的女記者，她拚命把高腰牛仔下的一摞秋衣往裡塞，結果弄成了躊躇滿志的孕婦肚。
任主任已經用紙杯給他們泡了茶，蔣副校長又再次給他們斟滿了純凈水。宋小豆依然昂著頭，看看記者又看看我們，嚴肅地用英語咕噥了一句，自己翻出來，就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她看著記者，你們隨便問。再看看我們，你們也隨便答。
我們三個學生坐下來，校方的三個大人卻站在我們後邊，活像那些港台劇里的保鏢，背著手立在主人身後，表情又緊張又警覺。記者們推讓一陣，那個吃冰棍的女人就像電視台「跨越東方」的女主持×××，聳聳肩膀，再攤開兩個巴掌，率先提了問。我這是第一次和記者面對面，覺得這些可憐的記者確實愚蠢得讓人鬼冒火，翻來覆去就會問誰先動手？為什麼動手？你覺得老師打學生對不對？除此之外，他們似乎就只能做出高深莫測的沉默來。麥麥德說，對付沉默的辦法就是沉默。於是我就閉著嘴巴不說話，都讓了朱朱和陶陶去回答。
任主任把一隻腳放在我椅子下邊的橫樑上不停地抖，就像麻將桌上苦撐危局的輸家。我媽媽搓麻將最討厭這種人，把他（她）們的顫抖一概痛斥為「雞爪瘋」。我就知道任主任快不行了，但她還想穩住我，穩住我，她就能和蔣副校長打了個平手。我已經看出點苗頭了，蔣副校長要重辦她的侄兒，敲山震虎。而她在負隅頑抗，退不得，退一步就山崩地裂。我不知道他們之間有什麼狗屁的恩恩怨怨，我坐在那兒只是覺得十二萬分的焦躁。我冷眼看著他們，發現朱朱細聲細氣，陶陶含糊其辭，說到他媽的緊要處，都老奸巨猾地躲躲閃閃。那吃冰棍的女人很不滿意，終於使出了一劍封喉的招式，直接拿筆尖子戳著陶陶的面門問：
說千道萬，歸根到底一句話，你說，這場鬥毆，到底誰對誰錯啊？
陶陶漲紅了臉和脖子，回頭去看宋小豆。宋小豆卻不看陶陶，她嘴裡飛快地咕噥了一句英語，但並沒有譯出來。蔣副校長噴出一口煙，對陶陶柔聲開導著，鬥毆結束以後，——姑且就按記者老師的說法，把它叫做鬥毆吧——老師和同學自己是怎麼總結的呢？
任主任猛烈地咳了幾聲嗽，卻說不出話來，只是腳上加了勁，在我的椅子下死命地抖。
陶陶就使勁眨了眨眼睛，做出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樣子，他說，老師說了，包京生再調皮，他還要打。
任主任一腳踢在我的屁股上。隔著一層木板，我也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