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是一個需要想像力的年份。一出長達百年的復興大戲將在這一年達到前所未有的高潮。
歷史如同羅馬神話里的那個「雙面神」雅努斯（Janus），它有兩幅面孔，一幅回望過去，一幅注視未來。回望過去的起點，那是一個月光黯淡的午夜。1869年的7月7日，同治八年農曆五月二十八日，深夜，在保定府直隸總督衙門的後花園，清帝國聲望最隆、權勢熏天的漢人大臣曾國藩困坐愁城。他對幕僚趙裂文說，當今之世已是「民窮財盡、恐有異變」、「吾日夜望死，憂見宗祏之隕」。3年後，曾國藩「如願以償」地去世了。不過，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裡，這位才智超群的湖南人極力推動洋務運動，這成為中國近代企業的啟灶，他和李鴻章、張之洞等人創辦的輪船招商局、江南造船廠、開灤礦務局至今余脈尚存。
100多年後的1974年10月，中國正陷入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當時中國最總要的思想家顧准正處於生命的最後時刻。那是，深愛他的妻子已在絕望中自殺了，親密的朋友們相繼背叛消沉，連他最心疼的子女們也同他劃清了階級界限，而「文革浩劫」似乎還沒有任何終結的跡象。就在這樣的秋風蕭瑟中，醫生在顧準的痰液培養結果中發現了癌細胞。顧准把44歲的「幹校棚友」吳敬璉叫到病房，冷靜地說，「我將不久於人世，而且過不了多久就會因為氣管堵塞說不出話來，所有要趁說得出話的時候跟你做一次長談，以後你就不用來了。」在這次長談中，顧准認為中國的「神武景氣」【「神武景氣」：神武天皇是日本傳說中的第一代天皇。傳說他在2600多年前由神變為人，受上天的旨意來統治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經濟高速增長，人們將1955—1957年的經濟增長稱為「神武景氣」。】一定會到來，但是什麼時候到來就不知道了，所以，他送吳敬璉四個字，「待機守時」。兩個月後，顧准去世，吳敬璉親手把他推進了陰冷的太平間。這位日後中國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回憶說，「我在回家的路上就是覺得特別特別冷，覺得那是一個冰冷地世界，顧准就像是一點點溫暖的光亮，但是他走了，然而我想，他還是給我們留下了光亮……」過了4年，顧准預言成真，中國告別意識形態的禁錮，開始了改革開放的偉大試驗。
那是一個已經虛弱至極的國家，從領導者到匹夫百姓，一開始都顯得茫然無助，外援無助，內資睏乏，僵硬的體制捆住了所有人的手腳。那些在日後改變時代和自己命運的人們出身卑微，幾乎沒有受過任何商業教育。星火從窮鄉僻壤燃起，自東南沿海而興，跌跌撞撞，時隱時現，倔犟寸進，終成燎原大勢。30年後，他們創造了一個商業無比活躍、經濟持續增長時間最久的國家，他們自己也成為了全世界最不容易被打敗的商人。
從保定府直隸總督後花園的那個黯淡夜晚，到即將來臨的2008年8月8日煙花滿天的北京之夜，歷史完成了一段曲折跌宕的、神話般的宏大敘述。便是在這樣一個長達130年的時空縱深中，我們一起來體驗剛剛經歷的「激蕩30年」，自當有一份別樣的感慨。
30年來的中國商業界，已面目全非。1979年，8家大型國營工廠被選為全國首批企業改革試點，如今6家不復存在，兩家難言輝煌，它們都沒有成為成功的涉水者。在80年代，曾經叱吒一時的改革風雲人物，如年廣久、步鑫生、張興讓、馬勝利等，都成了沉寂的「歷史人物」。而在90年代湧現的眾多商界英豪，如牟其中、褚時健、潘寧、李經緯等，或沉或浮，俱成過眼煙雲。一些曾經是改革標杆的地方和名詞，如「溫州模式」、「蘇南模式」及「蛇口經驗」等，也已失去光彩逼人的先發效應。30年來，人們曾經激烈爭辯的「姓資姓社」問題，如今早達成共識，很多冒險者為之付出代價甚至失去生命的「禁區」，在今天看來，都已是尋常之事。歷經數輪成長周期的洗禮，經濟變革的主題及公司成長的路徑，幾度轉型變軌，往往超出人們的預想。中國企業跋涉在一條十分獨特的市場化道路上，它們在一系列看似偶發的歷史事件和社會變革過程中（譬如「特區」的開設、鄉鎮企業的意外崛起、亞洲金融風暴的發生，互聯網經濟的誕生以及十分特殊的資本市場等）不斷適應、順勢前行。在這場精彩而多變的歷史進程中，根本觀察不到經濟學家津津樂道的「客觀規律」。
如果說這個歷史進程有什麼共同點，那麼，最顯著的有兩點。第一點是全體國民及政府的求富渴望、對貧困現狀的堅決告別和對現代化的強烈追求，成為所有人從未動搖過的價值追求，人們可以「摸著石頭過河」，也不管你是白貓黑貓，只要能夠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道理有千條萬條，發展史最硬的一條。正是在這種整體共識下，任何曲折與反覆最終都被一一克服。在某種意義上，30年的中國經濟奇蹟，是一種無比務實的經驗主義價值觀的勝利。
第二點就是各個利益集團圍繞財富、權力和成長空間進行的博弈、妥協與交融。從變革的第一天起，三大資本集團的競爭格局就已經出現。國營企業力圖提高效率，擺脫體制束縛。它背靠雄厚的國家政策和資源支撐，處在得天獨厚的競爭高位上，最終靠強勢的壟斷戰略實現了脫胎換骨般的成就。跨國資本一直受到親睞，有人甚至認為中國患上了「外資依賴症」。它先是在稅收、用工和土地政策上獲取了驚人地利益，現在已經成為中國經濟不可或缺的力量，也是一種特別意義上的「中國企業」。
相對國有和跨國資本，對中國變革貢獻最大的民營資本一直命運多舛。它們從草莽崛起，幾乎沒有任何資源扶持，成長受到多重局限，並每每在宏觀調控時刻成為整頓和限制的對象，不過，它們卻是變革最重要也是最堅決的推動力量。就像詹姆斯·金奇在《中國震撼世界》中所說的那樣：「從一開始，中國改革就是一個被自下而上的力量和需求推動的過程，只不過以從上至下的政策改革的方式呈現。」這一特徵帶來了一個貫穿30年的景象，發生於民間的資本力量總是承擔著改革的政策風險。在它們的行為被政策認同之前，與失敗隨時都會降臨。它們既是計畫體制的突破者，又是現行制度的違規者，不得不遊離在合法與非法的灰色地帶。所謂的「原罪」由此而生，無數企業悲劇便是在這裡層出不窮地上演。有的時候，你不得不感慨，有些企業家能夠成功不是靠了政策的幫助，而是因為他們無視政策的存在。這種公司演進，也許不是什麼必然的產物。它的形成過程以及運動走向不可能以一些常見的經濟學概念來加以規範，也不能以最寬泛且最具有代表性的公司運作機制或經濟模型來加以對比。其漸進的路徑和速度至今仍然充滿多變性。這個過程在整個國家和地方的不同層次中分散地、各自獨立地逐步進行，然後在一個時點上匯成一股合流。
「中國已經走出改革初期的淺灘階段，正站在大河中央，選擇彼岸的到岸位置。」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用這樣的語言描述中國。站在2008年的金色船楫上，我們常常會憑風暢想。我們期盼並不遙遠的將來，在世界商業史上，「中國企業」將與「美國公司」、「日本公司」一樣成為某一企業模型的特定概念。而這顯然不是一個可以輕易達到的目標。
在過去的30年里，一直存在著兩個中國：經濟強勁成長的中國、體制消耗嚴重的中國，後者正是所有制問題導致的結果。
在本部企業史中，我們曾經一再思考一個問題，為什麼在這場偉大的商業崛起運動中，始終沒有誕生一家偉大的世界級公司？中國企業第一次進入全球商業評價體系是在1989年，在這一年的《財富》上，中國銀行首次進入全球500強排行榜。而從1996年起，打造中國的世界級公司成了一個被高調宣揚的夢想，至少有超過200家公司將自己的目標定位於此。今天，當中國崛起已經成為一個不爭事實的時候，「什麼時候我們才可能擁有一家世界級的公司？」這已經成了中國商業界必須面對的一個十分尷尬的挑戰。
世界級的企業應該誕生於一種先進的商業制度之中。壟斷當然能夠產生效益，就好像集權能夠帶來效率一樣，但壟斷和集權並不能與市場化的、公平的商業制度並存。讓人遺憾的正是，進入「世界500強」的中國企業中沒有一家是在完全競爭領域中誕生的，偏執的制度安排帶來了資源的聚集，它算不上是一個偉大者的誕生。世界級的企業應該經歷過偉大的冒險和征服。當今被我們冠以世界級企業的那些名字，從可口可樂、通用、大眾到索尼、三星，沒有一家不經歷了全球化的洗禮，沒有一個不是在激情的競爭中征服萬千，衝殺而出。在這份名單中也有失敗者，如韓國的大宇、美國的AT&T，但是，它們的倒下也是一次值得尊敬而富有價值的體驗。世界級的企業還應該有偉大的管理思想和偉大的企業家。一個讓人慚愧的事實也許是，中國已經誕生了全球市值最高的企業、全亞洲最賺錢的公司——而且將誕生越來越多的「市值第一」和「最賺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