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人》在1979年做出的那個預言終於在23年後變成了現實。這家老牌的英國雜誌在1979年3月做出大膽分析：儘管從眼前看，中國需要大量的進口，這將刺激工業發達國家的生產，但是長遠而言，「洪水猛獸般的中國出口品會成為必然」。2002年初，美國零售業巨子沃爾瑪決定把它的亞洲採購中心從香港搬到深圳的羅湖區，中國區總裁張嘉聲對記者說，「我們找到了最大的賣家。」在不久前《財富》公布的「全球500強」企業中，沃爾瑪以2198億美元營業收入名列第一，這也是歷史上服務業公司第一次成為500強的老大。沃爾瑪本年度在中國的採購商品總額為120億美元，相當於中國與俄羅斯之間的貿易總額。根據《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的計算，「沃爾瑪若是一個國家，將成為中國第六大商品輸出國和第八大貿易夥伴。」
開始於1998年前後的「中國製造」浪潮在這年活力四射，價廉物美的中國商品終於向全世界發威。在5月份舉辦的韓日世界盃足球賽上，中國足球隊顆粒無收，中國商品卻出盡風頭。江蘇揚州的玩具工廠製造了30萬隻世界盃吉祥物，浙江義烏的服飾公司生產了225萬面球迷吶喊旗和數十萬件「球迷假髮」，福建的工廠則提供了上百萬件球迷服、護腕及足球襪等。中國國家統計局在8月16日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宣稱，中國經濟的比較優勢仍然在製造業，過去20年的經濟增長主要依靠製造業的成長，製造業增加值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基本維持在40％左右。
北京長城企業戰略研究所在一份題為《中國科技發展報告》的綜合報告中勾勒了「中國製造」的輪廓：初步估計，我國已有上百種製造產品的產量在世界上位居首位。自1990年起，中國大陸吸收投資2300億美元，占亞洲總額的45％，其中製造業是最重要的投資領域，中國已成為世界第四大生產國，「中國製造」正在世界範圍內崛起。在區域結構上，「中國製造」形成了環渤海灣、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世界級的製造中心。三大區域的人口總數佔全國總人口的35.45％，國土面積不到全國的10％，卻創造了57％的國內生產總值和66％的工業總產值；而在對外貿易方面更是佔據全國85％以上的份額，外資的利用也接近全國利用外資的八成。在出口企業群體中，小型企業在數量上佔據絕對優勢，產值方面，大型企業和小型企業則相差無幾。報告分析認為，「國有大型企業能夠更好體現製造業規模化生產的優勢，但上升空間有限；而小型企業中，新興的民營製造企業代表製造業新生力量，近年發展迅速，是「中國製造」崛起的主要推動力量，也是今後發展的主要動力。」
也是從這年開始，一個真實的笑話開始以各種版本流傳起來：很多人出國旅遊買回一大堆紀念品和時髦的商品，回到家裡後扒開商標一看，都是「Made in a」。這種讓人哭笑不得的笑話背後，卻洋溢著一種特別的自豪。《中國經營報》在一篇述評中寫道，「中國製造是2002年的某一夜冒出來的新名詞，或者說它是一個老詞，但在2002年被一下子激活，並賦予了新意：在世界經濟發展委靡不振的前提下，中國經濟欣欣向榮，由於全球經濟一體化和比較優勢等多種原因，使世界越來越感到了中國的存在和力量。」該報繼而用十分驕傲的口吻說，「正如大國的興衰印證的是製造業的興衰一樣，從曾經的日不落帝國大不列顛到當今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利堅，從挑起兩次世界大戰的德國到創造東亞奇蹟的日本，無一例外。即使是後來的東亞『四小龍』，也莫不以製造業為發展的開路先鋒。如今，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浪潮，把製造業這個機會涌到了中國的門前。」
這樣的評論鏗鏘有力，不過卻只觀察到了事實的一半，中國公眾及輿論對「中國製造」的深度認識還有待時日。事實上，從一開始，「中國製造」的全部優勢就在於價格的低廉。
廣東格蘭仕是全球最大的生產微波爐的專業工廠，它的廠區綿延3公里。到2002年，格蘭仕的產量突破1200萬台，佔到全球市場份額的1/3。主管營銷的副總裁俞堯昌在媒體上撰文說，「我們的唯一秘訣就是將勞動力低廉的優勢發揮到極致。」他講述了一個打敗國外企業的故事：微波爐重要的上游零部件是變壓器，日本產品的價格是二十多美元，歐美的企業是三十多美元，在日貨衝擊面前，歐美企業痛苦不已。格蘭仕就和美國企業談判：把機器拿給我做，按美方現在的產量我一台給你8美元。美國人很痛快地就把生產線搬過來了。由於格蘭仕員工工資很低，而且工人可以24小時「三班倒」，因此一周里，只有一至兩天為美國人生產，其餘時間幾乎在享用免費的晚餐，所以，格蘭仕橫掃國內市場。在國際上，它的低價戰略很快把變壓器也逼成了日本人的雞肋。格蘭仕又去找日本人談判：我每台給你5美元，你把生產線也租賃給我吧。就這樣，多國的生產線彙集順德，格蘭仕因此奠定了「微波爐世界工廠」的龍頭地位。
如果說格蘭仕的故事很生動地說明了「中國製造」在成本上的優勢來源，那麼芭比娃娃的故事則能顯示中國商品在價值鏈上的地位。「芭比」是迪斯尼公司最熱銷的兒童品牌玩具，每年在全球120個國家銷售，其最主要的製造基地在中國。一個在北美市場零售價為20美元的芭比娃娃，中國工廠的離岸價為1美元，這1美元里包括了製造商和渠道商的成本、利潤以及各項稅收。
中國在外貿和內需兩大市場的「雙引擎」啟動，讓宏觀經濟展現出多年未見的繁榮景象，亞洲金融風暴的陰霾已經散去，加入WTO後的「中國產業崩潰論」也不攻自破，連一向對中國經濟不甚看好的人士也不得不改變觀點。日本管理學家大前研一曾經是「中國崩盤論」的提出者之一，在這年新出版的《中國衝擊》（a Impact）一書中，他承認：「在飛臨中國第50次以後，我現在成了中國經濟繁榮論的最積極的鼓吹者。未來10年，世界最重要的課題就是如何與一個強大的中國相處。」日本前首相橋本龍太郎在這年訪問中國時，對中央電視台記者說，「說實話，我特別羨慕你們，日本遲遲不能解決通貨膨脹的經濟問題，而中國經濟卻能夠幾年保持8％以上的增長，我除了羨慕，還是羨慕。」
任何人讀了下面的數據都會像橋本龍太郎一樣羨慕中國：2002年，3萬家外商投資企業在中國落戶，吸引外資500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4％；全年的國內民間投資增長幅度達到18％，是上年增速的兩倍，在浙江、廣東等省份，民間投資佔到全省社會投資總額的60％；外貿出口的增長超過20％。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中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已達到960美元，逼近1000美元，這標誌著「中國社會已經走過溫飽階段，初步實現了小康」。在今年，中國被越來越多的溢美之詞包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說，「中國可以被稱為整個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個模式或者範例。」《華爾街日報》的評論是，「中國正在成為亞洲最重要的政治力量。」《經濟學人》雜誌則用數據說話：「在1995-2002年的全球增長中，美國只貢獻了20％，而中國的比例是25％。」
在宏觀經濟陽光明媚的同時，企業界卻發生了一連串令人驚心動魄的公司風波——李經緯被趕出健力寶，顧雛軍得手科龍，仰融出走華晨，春蘭改制擱淺。這些發生在2002年的事件看上去情節各有曲折，內幕雲纏霧繞，而其實質都與實施了4年多的產權清晰化運動有關。
以產權變革為主要手段的「國退民進」戰略進入了最後的「收官期」，最重要的原因是第二年初將進行中央及省市各級政府的換屆，而國有企業的扭虧比例顯然是最重要的考核指標之一。因此，儘快將陷入困境的國有及集體企業出售成為一個具有政治和經濟雙重意義的改革任務。到年底，工作的成效是顯著的，江蘇的蘇南及浙江的紹興和寧波，原本是東南沿海最著名的集體經濟地帶，如今，民營企業的比重都已超過了90%，數以十萬計的集體經濟經營者一夜之間變身為千萬乃至億萬富豪。然而，就在這股進退浪潮中，一些地方政府與企業家對企業產權的處置發生了分歧，政商博弈直接導致了致命的危機。
1月9日，健力寶的李經緯與三水市市長冷冷地相向而坐。自1998年以來，他們已經因健力寶產權的分歧而勢同水火。上年7月，市政府為健力寶召開了轉制工作聯席會議，市委、市政府領導全數到齊，與會的官員依次表態，結果90%的人主張賣掉健力寶，並且不能賣給李經緯團隊。
在一開始，新加坡第一食品公司險些成為健力寶的新主人。在那次關鍵性的聯席會議後的第三個月，李經緯被通知去參加一個晚宴。就在宴席上，一個名叫魏成輝的新加坡商人被介紹給了李經緯，市長開宗明義地說，政府已選中魏先生的公司來購買健力寶。李經緯聞言，如驚雷轟頂，憤懣之情可以想見。第二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