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中國企業界最大的爭議是一個叫褚時健的企業家該不該被判處死刑。
褚時健是雲南紅塔煙草集團的董事長。紅塔的前身是玉溪捲煙廠,早在1979年,這是雲南省數千家默默無聞的小煙廠之一,固定資產1065.65萬元,生產設備全部是三四十年代的水平。雲南煙草冠絕全國,其中又以玉溪為「雲煙之鄉」,褚時健當上廠長後,狠抓質量和營銷,創出「紅塔山」、「阿詩瑪」等品牌,他還大量收購優質煙田,最大的一片有2000畝。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玉溪廠已頗有名氣,每年可上繳利稅5億元。
玉溪廠快速發展的時間是從1988年開始的,之前,中國所有的煙草價格都是計畫控制的,這年7月,國家宣布對13種「名煙」放開價格,實行市場調節,13種名煙中,9種產自雲南,褚時健的玉溪捲煙廠就爭取到了4種。根據當時報紙記載,7月28日,煙價放開,紅塔山的每包售價就從1.3元漲到3.9元,第二天再漲到5元。這一年,在全國上繳利稅最多的前10家企業中,雲南玉溪捲煙廠名列第5,經濟效益躍居全國輕工行業之首,褚時健被授予「全國勞動模範」和「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褚時健最有「創新」的一個舉措是,為了突破國家對煙廠的產量指標控制,他繞開有關政策,通過購併雲南及其他省份小煙廠的方式充分放大自己的產能,日後來看,這是一條「灰色」的改革通道,它讓國家對煙草生產總量的限制形同虛設。到1990年代中期,玉溪捲煙廠年創造的利稅達200億元以上,佔到雲南財政收入的60%,相當於400多個農業縣的財政收入總和,穩坐中國煙草業第一把交椅,並躍升為世界第五大煙草企業。在1997年,「紅塔山」的無形資產為353億元,在中國所有品牌中位居榜首,在褚時健任職的17年間,紅塔集團總計納稅800億元。一位中央領導在視察該企業時說:「這不是捲煙廠,這簡直就是印鈔廠。」
1996年底,中央紀委信訪室接到匿名舉報,對褚時健展開調查。12月28日,褚試圖通過雲南邊陲河口邊關出境,被邊防檢查站截獲。第二年6月,褚時健因貪污罪名被拘捕,他對檢察院預審人員坦白罪行:「1995年7月份,新的總裁要來接任我,但沒有明確誰來接替。我想,新總裁接任之後,我就得把簽字權交出去了。我也辛苦了一輩子,不能就這樣交簽字權,我得為自己的將來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決定私分了300多萬美元,還對身邊的人說,夠了!這輩子都吃不完了。」
褚時健對自己的貢獻與收入之落差一直耿耿於懷。1990年,他對記者抱怨說,「十年前的工資是92元,獎金是當時全廠最高的6元,再加上其他的總共月收入才110元。十年後的今天,廠子搞好了,我現在月收入有480多元,加上一些獎項,總共可達到1000元。」到1995年前後,褚時健的年薪加上雲南省對他的獎勵為30萬元,他算了一筆賬,每給國家創造14萬元利稅,他自己只拿到1元錢的回報。
據檢察系統的偵察,褚時健貪污的金額為700萬元左右,其數額巨大,按律難逃死罪。然而,此案見報後,在企業界和媒體掀起軒然大波,幾乎所有的人都對儲報以同情,時值「國退民進」、產權改革的高潮期,人們均認為儲時健功勛卓著,其所得與貢獻實在落差巨大,貪心大可原諒。有人據此總結出了一個「59歲現象」——其實被捕之際,儲的年紀為67歲,已屬「超齡服役」——也就是,國有企業的當家人由於收入偏低,因此很可能造成他們在退休前大撈一把的現象。「59歲現象」被認為是制度造成的陷阱。
對褚時健的同情與聲援,成為一股很耐人尋味的勢力。在1998年初的北京兩會上,十多位企業界和學界的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聯名為褚時健「喊冤」,呼籲「槍下留人」,一個聽上去很能打動人的說法是:「一個為民族工業做出如此巨大貢獻的國企領導,一年收入竟不如歌星登台唱一首歌!」1999年1月,褚時健「因為有坦白立功表現」被判處無期徒刑。據當時的媒體報道,宣讀判決書的時候,褚時健只是搖搖頭,沒有說話。
褚時健在監獄裡並沒有坐多久,2000年前後,他就以身體有病的原因被保外就醫。他與妻子在雲南哀牢山承包了兩千畝山地種植甜橙。一些企業家不遠千里前去看望他,其中包括萬科集團的王石,王說,「雖然我認為他確實犯了罪,但這並不妨礙我對他作為一個企業家的尊敬。」《中國企業家》記者劉建強還記錄了一個傳聞,「政府給褚時健立了一個賬戶,裡面存了幾十萬元錢,作為他看病的費用。沒過多長時間,賬戶里的錢變成了幾百萬,都不知道是誰存進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