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那天，北京小雪。住在北京三○一醫院的鄧小平讓人打開電視機，他看到中央台正在播放一部紀錄片，就凝神看起來，可是看不清楚電視屏幕上那個遠遠走過來的人是誰。那邊，走過來的那個，是誰啊？他問醫生黃琳。黃琳說：「那個是您啊。您看清楚了。」屏幕上的那個人走近了，他終於看清了自己，動動嘴角，笑一笑。黃琳告訴他，這部電視片名叫《鄧小平》，是剛剛拍攝的，有12集。他什麼也不說，只一集一集地看下去。黃琳知道他耳背，聽不見，就俯身靠在他的耳邊把台詞一一複述。每當電視里有一些頌揚他的話時，黃琳看到老人的臉上總會綻出一絲異樣的羞澀。
50天後的2月19日，這個93歲的政治家走到了生命的終點。
對中國人來說，這是一個巨大的悲慟。在過去的20年里，這個心胸寬廣、意志剛毅的老人一直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最重要的捍衛者和推動者，他在這段復興的中國歷史深深地烙上了自己的印記。當他去世的時候，中國這艘東方巨輪已經駛過「歷史的三峽」中最驚險的一段。路透社在他去世後第二天的評論中說，鄧小平敢於撇開僵硬的計畫體制而贊成自由市場力量，並讓中國的大門向世界開放，他真正改變了中國。
鄧小平的去世讓整個上半年的中國一直無法從悲傷中完全擺脫出來。7月1日香港回歸，這原本是一個舉國歡騰的日子，卻也因此平白染上了一重莫名的遺憾。在鄧小平生命的最後時光中，讓香港平穩回歸一直是他最關心的事情，他也承諾將在回歸之日親赴港島見證，可惜他最終沒有等到那一天。回歸當夜，那滿天煙花中，應有一朵專為他開放。
悲傷的雲霧一直籠罩著1997年，自始至終。
這年，全球最熱映的電影是美國好萊塢拍攝的《泰坦尼克號》，一艘20世紀初世界上最大的、號稱「永不沉沒的」的豪華客輪，在優雅的音樂伴奏和此起彼伏的驚恐尖叫聲中沉入北大西洋海底，一起沉下去的，還有年輕的流浪畫家傑克·道森與貴族小姐羅絲的愛情。當中國觀眾百感交集地走出影院的時候，在商業世界，悲劇即將上演，哀傷如出一轍。
這是一個具有分水嶺意義的年份。在此之前的三年里，聯想、海爾、長虹等本土公司依靠價格戰和高舉民族品牌旗幟，在家電、飲料等消費品領域中節節取勝。企業家們沉浸在「500強夢想」中，政府及企業的信心已近爆棚。然而，接下來發生在亞洲及中國企業界的一連串突如其來的事件，讓無數的夢想如泡沫般幻滅。
最重大的惡性事件是席捲亞洲各國的金融風暴。一個叫喬治·索羅斯的美國投資家在未來的很多年裡一直被亞洲政治家們視為一個帶有神秘邪惡色彩的金融巨鱷。從2月開始，索羅斯領導的量子基金瞄準經濟過熱、出現赤字危機的泰國，開始大肆拋售泰銖，使泰銖對美元匯率劇烈波動，泰國政府動用50億美元外匯儲備和200億美元借款來干預匯市，但是仍不能阻止泰銖的一路下滑。到7月2日，泰國政府被迫宣布讓匯率自由浮動，一天之內，泰銖大跌20％。在狙擊了泰銖之後，索羅斯轉而攻擊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韓國以及中國香港，所受攻擊的國家和地區均蒙受巨大的金融傷害。
這場亞洲金融風暴從1997年夏季開始，歷時4個多月，它對亞洲各國和所有的產業都造成了重大的影響。菲律賓、馬來西亞和印尼的中產階級財產分別縮水50％、61％和37％，中國香港、新加坡和泰國的居民資產則跌去了44％、43％和41％。當風暴席捲泰國的時候，《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正好在泰國。8年後，他在暢銷一時的《世界是平的》一書里心有餘悸地了描述當時的景象：泰國政府宣布關閉58家主要金融機構，一夜之間，那些私人銀行家傾家蕩產。我驅車前往曼谷的阿素街參加一個聚會，此處是泰國的華爾街，倒閉的金融機構多數在此。當我的轎車慢慢經過這些破產的銀行時，每過一家，司機就喃喃自語道，「垮了……垮了……垮了……垮了……」這些泰國銀行成了新的全球化時代的第一次全球金融危機中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
即便是亞洲最發達的國家，也不能幸免於難。在韓國，受到攻擊的韓元在兩個多月里瘋狂貶值50％，國家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韓國政府不得不向美日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要求緊急援助，借貸金額為創全球紀錄的550億美元，並被迫承諾實施嚴厲的穩定經濟計畫及降低經濟增長率，經濟自主權一度喪失。韓國政府向所有公務員發布了一項「勒緊褲腰帶」方針，要求公務員至少將薪水的10％存入銀行。而民眾則自發把家中的金銀首飾捐獻出來。在風暴中，韓國失業率高達11％，韓國企業蒙受了至少３萬億韓元的兌換差額損失，外債本息的償還額增加了４億韓元。多家大公司宣告破產或陷入絕境，其中就有前些年無限風光、被中國企業視為標杆的大宇集團。當風暴席捲時，一直處在快速擴張中的大宇其實已債台高築，公司借貸資金達到了200億美元的規模。面對危機，金宇中採取了一系列收縮計畫，但同時卻在汽車業務上加倍下注，靠大量發行高息債券和商業票據的方法融到135億美元的短期債務資金，相繼接管了雙龍汽車和三星汽車，並繼續推進其國際汽車巨頭的戰略。到年底，大宇的主貸款銀行拒絕進一步對其追加貸款。1999年10月，負債800億美元的大宇終於宣告破產，金宇中出走美國，韓國輿論發出「財閥亡國論」的怒吼。
在日本，雖然日元沒有受到直接的攻擊，但是動蕩的緊縮效應也迅速擴散到所有的產業。9月18日，日本零售業的明星企業八佰伴公司向靜岡縣地方法院申請破產。這是一家中國消費者十分熟悉的傳奇企業，它的創始人和田加津是一個10歲就開始做童工的日本傳統婦人，靠經營一家蔬菜水果的小鋪子起家，歷經40年發展成一家年銷售50億美元、在世界各地擁有400家百貨店和超市的大型跨國公司。以她為生活原型拍攝的日本電視連續劇《阿信》曾經在中國創造出最高的收視率紀錄。1995年底，「上海第一八佰伴」開業，當天一共湧進了107萬名顧客，創造了吉尼斯世界紀錄。在過去的幾年裡，八佰伴是日本最具擴張野心的百貨公司，它在日本擁有26家大型百貨店，在東南亞、歐美和中國開有40餘家商場。當金融風暴來襲的時候，它在東南亞的多家商場被迫關閉，公司資金鏈的危機很快暴露出來。而此時的日本銀行已自顧不暇，破產時八佰伴的總負債高達13億美元。
亞洲金融風暴在中國的周邊國家一一發作，景象之慘烈讓人膽戰心驚。金融資本主義和全球化展現出了它兇狠和強大的破壞性的一面。這自然會影響到中國的產業經濟和民眾心態。在全球股市的大跌風潮中，在過去頗為活躍的中國股市也陷入低迷，消費市場更是一派蕭條。經過幾年的宏觀調控，通貨膨脹的壓力日漸釋放，通脹率幾乎下降為零，但是，消費過冷的景象卻同時出現了。根據國家統計局的報告，到1997年中期，全國的工業庫存產品總值超過了3萬億元，出現了「結構性過剩」的現象，95%的工業品都是供大於求。6月份，國家經貿委、內貿部、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等不得不聯合成立了全國庫存商品調劑中心，以求加速企業商品流通，這種積壓景象只在1990年時出現過一次。
就是在如此惡劣的大環境下，那些超速發展而對風險毫無預警的著名企業都因各種不同的原因發生了可怕的雪崩，使得該年度成了企業史上的一個「崩塌之年」。在這部30年的企業史上，出現過兩個崩塌之年，第一個是1997年，第二個是2004年。
1月，因「標王」而顯赫一時的山東秦池酒廠被曝光「白酒勾兌」醜聞。在此之前，秦池的銷售一直很旺盛，白酒罐裝線從兩年前的5條增加到了47條，它還被評為「中國企業形象最佳單位」。就當姬長孔興沖沖地赴北京領獎的時候，《經濟參考報》刊出一條爆炸性新聞，該報記者經調查發現，秦池在山東的基地每年只能生產3000噸原酒，無法滿足市場的翻番增加，因此，該廠從四川的一些酒廠大量收購原酒，運回山東後進行勾兌。記者找到了向秦池供酒的四川企業，他們還細緻地描述了他們看到的被吹噓是中國最先進白酒罐裝線的實際現狀，「秦池的罐裝線基本是手工操作，每條線周圍有十多個操作工，酒瓶的內蓋是專門由一個人用木榔頭敲進去的。」這篇報道如滾雷般地傳播到了全國各地，幾乎在很短的時間裡，它被無數報刊轉載。一直被媒體高高吹捧著的姬長孔根本不知道如何應付這樣的局面，他唯一想到的辦法是派人到報社做公關，表示願意出數百萬元「收購」這組報道。「標王」就此「隕落」，年底秦池銷售額從9.5億元跌到6億元，再一年跌到3億元。2000年7月，秦池還不出300萬元的貨款，法院裁定拍賣「秦池」商標，公告貼出，全國無一人應拍。
也是1月，在南方的珠海，激情四射的史玉柱走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