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0月，保外就醫的禹作敏在孤獨中去世，時年70歲，這位個性剛烈的農民企業家至死沒有等到他一直渴望中的「平反」。
7年前的冬天，有「天下第一庄」之稱的大邱庄萬全公司經理病故，查賬時發現可能有貪污行為，於是大邱庄派4人審查該公司業務員危福和。危被非法拘禁，並於12月13日被人用暴力毆打致死。事發之後，「老爺子」禹作敏決定包庇犯事者，當檢察部門派員到大邱庄取證時，被非法拘留13小時，其後，天津有關方面動用400名全副武裝的武警封鎖了通往大邱庄的所有通道，禹作敏命令全村一百多個工廠的工人全部罷工，上萬本村及外鄉的農民手持棍棒和鋼管把守小村的各個路口，與武警全面對峙，並聲稱「一旦警察進村，就要全力拚搏」。4月，禹作敏被捕，8月27日，天津法院以窩藏、妨礙公務、行賄、非法拘禁和非法管制5個罪項，判處禹作敏二十年有期徒刑，其子——大邱庄的二號人物禹紹政被同時判刑入獄十年。
在案發前的兩年里，禹作敏一直春風得意。他領導的大邱庄由一個華北鹽鹼地上的討飯村變成為全國最富有的村莊，《紐約時報》報道說：「大邱庄實際上就是一個大公司。這個村有4400人，卻有16輛賓士轎車和100多輛進口的豪華小轎車，1990年人均收入3400美元，是全國平均收入的10倍，1992年，大邱庄的工業產值據稱達到了40億元。」當時的禹作敏已儼然成為「中國第一農民企業家」。這年的3月1日，禹作敏在《經濟日報》上撰文「春節寄語」，他寫道：「大邱庄最大的貢獻，是給中國農民長了臉。」
在內心，禹作敏從來沒有覺得自己犯了什麼錯。大邱庄極盛時，外來打工的人比村民多3倍，如何管制當然成了一個問題，那些打死人的村民雖然下手重了點，但出發點卻是為了「發展大邱庄經濟」，他們犯事了，當然要他這個老爺子出面扛著。就在危福和事件的前三年，也曾經發生過毆鬥致殘案件，罪犯被抓去判刑了，禹作敏號召全村人為坐牢者募捐，他先出了10萬元，然後下令200戶養一個罪犯家庭，因為，「他幾個是為大邱庄坐的牢。」
他甚至沒有細想過與400名武裝幹警對峙的後果，大邱庄那時候私藏了15支自動步槍、2000發子彈，還辦有一個獵槍廠，一旦擦槍走火，將會發生怎樣的景象？
歷史選擇禹作敏作為一個時代的代表，自然有它的道理。這個從鹽鹼地里長出來的莊主從來就有一股天生的霸氣和倔犟勁。1979年前後，他辦軋鋼廠，需要集資10萬元，還得向其他村借5萬元，村內有人反對，禹作敏慨然說，「富不起來，我爬著去給你拜年。」富裕之後，他說，「大邱庄沒有集體的智慧，沒有我禹作敏就沒有大邱庄的今天。」在1981年，當調查組來大邱庄追究軋鋼廠與國營企業爭原料的時候，他組織了村民與之抗爭，清查組成員對他說：「你沒做虧心事，不怕鬼敲門」，他當即反駁說，「儘管沒做虧心事，但是鬼老在你門前敲，日子能好過嗎？」在他的帶頭下，每天都有老頭子拎著棍子來質問清查組，「我們剛過了幾天好日子，你們就來了，我們挨餓的時候你們怎麼不來？」還有小夥子也來「轟炸」，「我們打光棍多年，剛找上對象，你們一來就散了，這媳婦要是找不上你們得負責！」清查組陷入了不堪其擾的「人民戰爭」，最後在大邱庄實在住不下去了，只好搬到鄉里去。這成為他早期最值得炫耀的改革行為，12年後，他又因同樣的桀驁不馴而陡然隕落。
多次接觸禹作敏的知名記者張建偉曾評論，「他是我所遇到的最善於利用政府政策來達到自己目的的農民，他的整個發家的歷史，其實就是機敏巧妙地對付政府的一連串故事。」大邱庄是靠辦軋鋼廠起步的，在鋼鐵這個國營資本壟斷著的行業中，其鋼材之來源及鋼管之銷售，無一不與大型國營企業有關，一位參觀者曾經描述說，「大邱庄的二十多家軋鋼廠和鋼管廠規模都不大，設備也很陳舊，最讓人羨慕的是堆在院子里的那一大批廢鋼材，這是當今中國市場的緊俏貨，非有相當的本事和過硬的關係絕對搞不到手。」禹作敏是大邱庄的大當家，而他一直認為自己是一個「政治家」，當有人問他大邱庄的貸款、管理人數及各分廠經營情況時，他就會不耐煩地擺擺手說，「你去問工廠，這些事我不管。」禹作敏認為自己管的是大邱庄的政治，他像一把鮮亮而招搖的大傘，嚴嚴實實地籠蓋著大邱庄。每天，他坐在自己的那個別墅大院里，門口養著兩條大狗，等待著一撥又一撥的人群滿懷敬意地前來「取經」。
禹作敏被稱為是一個「農民語言大師」，他最著名的順口溜是，「低頭向錢看，抬頭向前看，只有向錢看，才能向前看」，其他如「引科學的水，澆農民的田」、「來財必有才，有才財必來」、「科技是真佛，誰拜誰受益」、「左了窮，窮了左，越窮越左，越左越窮」等等，也都流傳很廣。鄧小平南巡後，他要求大邱庄每家每戶都要掛六字紅橫幅：「小平同志您好。」他還為報紙口訴一篇長文：《我們明白了，我們放心了，我們有了主心骨》，其文字之鄉土本色、言辭之鮮活質樸，實在很讓人心動。
禹作敏每每以中國農民的代表自居，每次與官員和記者對話，他的開場白都是：「我就是一個農民」，這是他的話語起點，也是他最為驕傲的身份。外出開會，哪怕是坐在沙發上，禹作敏也是盤腿而坐，不脫皮鞋，吸煙不彈煙灰，任其跌落在高級地毯上，他把這當作是一種「農民本色」。他試圖以這種極其炫目的方式，來證明剛剛從耕地中走出來的農民，仍將是現代商業中國的主力。也正因為這種極端而率真的個性，他很是受到一些人的喜愛。
1991年，他一口氣購進了16輛賓士車，每當有外地高級官員或海外媒體記者來訪，他就會派賓士車出村迎接，他要讓人們在看到大邱庄的第一眼起，就被中國農民的氣派給鎮住。他自己乘坐的則是當時國內很罕見的賓士600轎車，在媒體的報道中，這成了「敢與官本位抗衡的象徵」。
就因為有了太多這種似是而非的「象徵」，最後，禹作敏便也把自己真的當成了一種「象徵」——對他的侵犯，就是對中國農民的侵犯。
1992年，外交部組織一部分外國使節到大邱庄參觀，他心血來潮地宣布，大邱庄將派精壯的小夥子出國留學，誰能娶回洋媳婦就給重獎，要招100個最漂亮的外國姑娘跟大邱庄100個最聰明的小夥子結婚，生出最優秀的後代。這些話被信以為真的記者登在報紙上，很是讓那些有「民族自尊」的人津津樂道了一陣。禹作敏的這些表演讓人聯想到，這是一塊誕生過義和團的土地。
禹作敏的驕橫在後來已經到了難以遏制的地步，他會跟國務委員比誰的工資高，跟部長比誰的皮帶貴，他對一位離休幹部說，「你是帶著窮人打倒了富人，我是帶著窮人變成了富人。」他得意地問一位中央部門領導：「你看我的辦公室比中南海里的怎麼樣？」村裡有一位他賞識的青年要入黨，幾次黨支部會開下來都通不過，他斷然說，「同意入黨的別舉手，不同意的舉手。」在他的圓目瞪視下，全體黨員無聲無動，他隨即宣布：「通過。」有一次，一位香港記者問他，「有人說你是這裡的土皇帝……」禹不等他說完，就笑著應聲答道，「我去了『土』字就是皇帝。」
1992年5月，天津市推選出席十四大的黨代表，禹作敏意外地名落孫山，他當即開始向新聞界散發一份《公開信》，其中列有十條：「……第五條，我們聲明觀點，從今後凡是選舉黨代表、人大代表我們均不介入，否則會影響其他人選；第六條，天津市主要部委來人，我們一要熱情，二要尊敬，但一定要身份證，防止壞人鑽空子；……第八條，我們的幹部職工要頂住三亂，不準亂查；……第十條，我們要明白，更要糊塗，明白加糊塗，才能辦大事。」孤憤、怨恨、對立之氣，溢然紙上。他與地方政府的關係交惡可以想見。
大邱庄地處天津近郊的靜海縣，禹作敏出事後，仍然有不少人趕去參觀。很多年後，走在這個日漸沒落的村莊里，你依然時時處處可以嗅到禹作敏殘留不去的氣息。此人臉瘦削，肌發黃，滿臉溝壑，一雙異乎尋常的濃眉高高掛在一對精明的細眼睛上，眼珠大而黑，幾乎看不到眼白。站在他居住過的大院里，你彷彿覺得他還大咧咧地盤腿坐在裡面，旁邊擱著一碗散發熱氣的棒渣粥，門口蹲著兩隻虎視耽耽的大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