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漸世俗和商業化的時代特徵，讓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過去那麼充滿神秘感和難以琢磨。不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兩種不同的聲音仍然還在隔空交鋒。如果僅僅從報章上的爭論來看，1991年的中國瀰漫著"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而事實卻是，爭論如江面上迷眼的亂風，實質性的經濟變革卻如水底之群魚，仍在堅定地向前遊行。
三年多來的宏觀調控，讓過熱的經濟趨於平穩，各項經濟指標大大降了下來，人們在改革上變得縮手縮腳，儘管中央提出了浦東開放，並重申海南特區政策不變，但是，在總體的發展思路上，各級官員仍然摸不透未來的方向。這時候便需要有影響力的大人物出來，重新喚起所有人的熱情。這個使命又落到了已經巡捕「完全退出政壇」的鄧小平身上。這兩年，鄧小平都是在上海過的春節，2月15日至3月22日，上海《解放日報》根據他在上海期間的講話，先後發表三篇署名「皇甫平」「皇甫平」之意為「來自黃浦江的評論」，其撰文作者為《解放日報》總編輯周瑞金、評論部主任凌河及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鴻。的評論，提出要繼續堅持解放思想，敢冒風險，大膽改革，不要在囿於姓『社』姓『資』的詰難。
這組社論甫一刊登，便在一派沉悶的輿論界掀起軒然大波，因為它並未標出思想的來源，便引起一些人士的指責和圍攻。某雜誌在4月20日發表《改革開放可以不問姓『社』姓『資』嗎？》一文，說：「不問姓『社』姓『資』，必然把改革開放引向資本主義道路而葬送社會主義事業。」另一本雜誌退出《重提姓『社』與姓『資』》一文，說：「一切不願做雙重奴隸的中國人，在改革大道上前進時，有責任也有權力問一問姓『社』姓『資』，時刻提防不要偏離改革的方向。」8月和9月，北京報紙相繼發表《問以問姓『社』還是姓『資』》和《當前改革的三個問題》，認為：「實行改革開放必須區分姓『社』還是姓『資』。原因和簡單，因為現實生活中確實存在姓『社』和姓『資』兩種不同的改革觀。」
這樣的爭論將持續一年，直到下一年鄧小平在深圳的巡視被公開報道後才戛然而止。在各個領域，一些大膽的人們都已經迫不及待地重新出發了。中國改革史上的一個特點便是，人民的實踐有時候會走在中央政策的前面，一切的改革和突破儘管會階段性地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和干擾，但是並不能真正地阻擋它前行的腳步。
5月，李瑞環去溫州視察，就在這個月，有位離休幹部剛剛給北京寫了一封信，揭發溫州老闆個個「五毒俱全」，「騎的是本田王，穿的是A底王，睡得是彈簧床，抱的是花兒王。」此信直接導致中共中央派出一個調查組前往溫州核實調研，剛剛從柳市整頓中喘過氣來的溫州再次風聲鶴唳。頗有改革風範的李瑞環當然知道溫州幹部所承受的巨大壓力，當地官員在向他介紹「股份合作制」企業時，再三小心翼翼地論證說，這是一種「新型」的集體經濟，跟私營經濟有「本質上的差別」。李瑞環當時的態度令當地官員懸著的新放下了一小半。
「姓社姓資」的爭論，在經濟領域便體現為公有制經濟與私營經濟的比例問題，有些人士擔憂的正是後者的迅速增長將改變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這一年，鄉鎮企業取得了標誌性的成績，全國鄉鎮企業總產值突破萬億元大關，就業員工也同步超過億人，達1.062億。
最近這段時期，國營企業在市場競爭中所表現出來的乏力實在讓人失望。1月12日的《中華工商時報》刊登了一篇新聞：北京襪子、手套等日用小商品嚴重積壓，東城區就有數百家這樣的國營中小企業，東城區工商局為了讓區內的國營企業多一些銷售的機會，就主動安排它們進入集貿市場，並用行政手段讓它們佔據最好的攤位，結果卻是事與願違，數以百計的積壓廠家只有17家前來登記申請，最後只有六七家到市場里去設了攤。記者在北京最大的和平里綜合集貿市場上看到的景象是，「國營、個體的攤位涇渭分明，前者的守攤人縮著脖子，躲在櫃檯後面，一幅十足官商作風，個體練攤的則又是叫賣，又是拿著樣品比畫，熱熱鬧鬧地吸引絕大部分的顧客。在刺骨的寒風中，個體練攤的照舊天亮出，天黑收，而國營的推銷員卻按部就班，實行8小時工作日，若要延長營業時間，就涉及獎金、加班費，牽一髮而動全身。」這些國營攤位的銷量不及私營攤位的1/4，很快就被淘汰出了市場。記者最後無奈地說，「雖然使國營企業在場地、產品、流通環節等硬體上與個體形似，但是在利益機制、市場機制上的神合卻難以達到。」這是一個帶有很強寓意性的新聞，它展現出國營企業在充分競爭領域中的被動與尷尬。
此時的國營企業改革再沒有80年代中後期那股「一改就靈」、「一包就活」的意氣風發，更多的時候，它帶有了悲壯而無奈的氣息。在全國兩會上，一位北京代表說，「我們心頭像是壓了一塊大石頭，這石頭就是國營的大中型企業。」從1984年起，各項改革措施年年創新，從利改稅、承包制、政企分開，到優化組合、股份制、租賃制，藥方開出了一帖又一帖，卻罕有成效。近年來，即便是在諸多「傾斜」、「保護」以及創紀錄的大批信貸資源源源注入之後，國營企業的表現依舊讓人們無法輕鬆起來：生產回升緩慢、效益下降、虧損翻番。新華社評論員在一篇述論中憂鬱地說，「人人皆知若大中型企業不能振作，則今後十年中國經濟斷無成功之望。」在當時，唯一對這個「共識」不以為然的是來自四川的經濟學家蔣一葦，他一直反對「鳥籠經濟」的做法，認為國家應該放棄對國營企業的偏執性傾斜，以更大的包容和寬闊的視野來平等對待不同的所有制經濟，對於國營企業，他的觀點是「吃任何葯都不如不吃藥，不管就活」。蔣一葦另一個觀點是「黑匣子」論，他認為：「政府對於企業，可以從外面管，但不要把手伸進裡面去。退一步講，做不到『黑匣子』，至少也該搞成『玻璃匣子』」。《人民日報》記者凌志軍在採訪歸來後寫道：「我頗看著此說，卻想不透其中含義。」
蔣一葦的觀點不但讓凌志軍想不透，也得不到廣泛的認可。事實上，所有人對國營企業的絕望不是一天形成的，而是歷經了20多年的痛苦拯救與反覆。正如凌志軍所困惑的：「在過去的這些年裡，對國營企業開了無數藥方，每用一劑，大家便道『活了』，到現在已『活了』不知多少次了，定下心來再看，卻發現仍是『不活』。莫非我們今後把這些葯重吃一篇，就真能見效？」
5月份，還發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件，那就是新聞媒體替改革開放後投資最大的鋼鐵企業上海寶鋼討債。據報道，在過去的幾年裡，這家中國最現代化的鋼鐵基地一直受到三角債的困擾，累積至今已經高達20多億元，佔到流動資金的1/3，瀕臨難以為繼的境地。國家計委、全國清欠辦公室以及上海市政府都出面替寶鋼協調清欠，但是效果卻始終不彰，百般無奈之下，只好使出了最後的一招：把那些主要的欠賬大戶（總共有113家國營製造企業和流通公司）的名單在《中華工商時報》刊登了出來。隨後的幾個月里，在媒體的一一追問和督促下，欠債大戶們才紛紛開始還債。時報的一位叫張文學的記者還跑去欠寶鋼4400萬元的長春第一汽車廠，促使該廠還出了800萬元。由媒體來扮演催債角色，實在是一個很有點黑色幽默感意味的事件，這也從側面表明，在國營企業的調控和管理上，有關職能部門已頗為乏力。
發生在河北廊坊市的劉森林辭職風波，則展現出國營企業治理中的另一種尷尬。1985年，25歲的劉森林掛靠廊坊農工商總公司開辦了一家化學清洗公司，他用家產做抵押向農工商借了五萬元創業，六年後，這家公司不斷滾大，資產達到1040萬元，擁有300多名員工。按協議，劉在1990年可得150萬元的承包報酬，農工商卻以不合法政策為由拒絕兌現。於是，劉森林與「婆婆」的關係迅速惡化，劉提出辭呈，宣稱要帶著骨幹員工自辦私營公司。這個事件經媒體報道，引起廣泛的關注，圍繞「劉森林該不該離開」展開了熱鬧的討論。風波最後的解決方案是，在廊坊市政府的斡旋下，劉森林的公司與工農商脫離隸屬關係，成建制地掛靠到另一個「婆婆」--市輕化局，此事才算平息下來。這個風波表明，隨著企業自主能力的提高，它們與主管機構的的矛盾將變得越來越突出和難以化解。
種種跡象表明，傳統意義上的國營企業已經在日漸激烈的市場環境中日薄西山了，兩年來的治理整頓和市場蕭條，讓那點僅有的進取心也消磨殆盡。農業部提供的數據表明，在1990年里，鄉村集體企業實現利潤265.3億元，首次超過國營企業的246億元，前者的銷售利潤率為5.6%，相當於後者2.6%的兩倍多。農民企業家魯冠球用一句順口溜表達鄉鎮企業與國營企業競爭的自信--「老虎出山好，猴子照樣跳」。他甚至在北京兩會期間預言，到2000年，鄉鎮企業無論產值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