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84年6月起，孤懸海外、百年寂寥的海南島突然成了一塊騷動的熱土。年初，鄧小平南下，他針對海南說過一句話，「如果用20年的時間把海南的經濟發展到台灣的水平，就是很大的勝利」，此言被當成中央精神傳達。
當時的海南行政區黨委書記、公署主任雷宇「激動得夜不能寐」。
當時，國務院批轉過一個文件，《加快海南島開發建設問題討論紀要》，其中指出：「海南行政區可以根據需要，批准進口工農業生產資料，用於生產建設；可以使用地方留成外匯，進口若干海南市場短缺的消費品。」不過，這個《紀要》又明文規定「上列進出口物資和商品只限于海南行政區內使用和銷售，不得向行政區外轉銷。」
為了又快又多地利用政策，完成原始積累，雷宇和他的部屬們很自然地想到了汽車。當時雷宇的算盤是，「進口1.3萬輛轉賣到內地，賺兩個億就行了。」
出乎他預料的是，閘門一開，事態迅速地變得不可收拾。弄到一張批文，倒賣一輛汽車就可以賺個上萬元，這對於海南人來說，無疑是在家門口挖到了一口大油井。一時間，全島陷入瘋魔，人人爭跑批文，個個倒賣汽車。在1984年上半年，海南的進口汽車才兩千多輛，到7月份，區政府一下子批准了1.3萬輛汽車進口，比上半年的月平均數高出36倍。僅半年，全島便出現了872家公司，個個直奔汽車而去。甚至部隊也參與了運車出島的大行動，海軍動用軍艦，以調防名義，把汽車全部換上軍用車牌，到湛江卸船後，把軍用車牌拆下，拿回海南繼續運第二批。
那是一個酷熱難當的夏天，汽車像潮水般湧進海南島，全部停在海口市內外，密密層層，一望無際，在陽光下五彩繽紛，閃閃發亮，形成了一個蔚為壯觀的場景。工商局積極為來自全國各地的買家辦理「罰款放行」手續，只消罰款四五千元，蓋上一枚公章，這輛汽車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裝船出島了。在這中間，貪污、行賄、受賄、套匯，所有作姦犯科的活動均在陽光下公然進行。事後清查，在短短半年裡，海南一共簽了8.9萬輛汽車進口的放行批文，對外訂貨7萬多輛，已經開出信用證5萬多輛。進口用匯總額，高達3億美元。
9月，海南大量進口汽車引起中央關注，國務院派人前來調查，雷宇的上報材料與實際情況大有出入：「一、海南進口的所有汽車，都是在島內銷售的。二、目前已經到貨的車，不足1.5萬輛。三、海南對進口物資的管理，十分嚴格，一律不準出島，違者要受處分。」就在雷宇上報這份材料的同時，成千上萬的日本汽車，正在海口市的港口源源卸下。11月25日，雷宇在一份致國務院特區辦的電報中仍稱，「到目前為止，海南島進口的汽車全部都是在島內銷售的」。
汽車並不是鑽石，成千上萬的進口、出島，卻讓全天下的人都視若無物，這未免太過猖狂，到年底，國務院特區辦已經不再相信海南的報告。12月，雷宇被召到廣州，省政府明確命令他停止汽車進口。至此，狂潮才戛然消歇。1985年初，由中紀委、中央軍委、國家審計署等機構102人組成的龐大調查組，進駐海南。不久後公布的調查數據顯示，在一年時間裡，海南非法高價從全國21個省市、及中央15個單位炒買外匯5.7億美元，各公司用於進口的貸款累計42.1億元，比1984年海南工農業總產值還多10億元。除了汽車之外，還進口了286萬台電視機、25.2萬台錄像機。
雷宇被撤職，後轉任廣東一個農業縣的副書記。從被降職的那一天起，他就成了改革的「英雄」，在很多時候，他常常與客死海南的明朝清官海瑞一起被相提並論。1996年，當他61歲的時候，從廣西自治區副主席的職位上主動退下來，並聲稱回家侍奉九旬老母親，由此再成新聞人物，一時頗受社會輿論的同情。
在客觀上，海南汽車事件讓封閉落後的海南一躍而成為開放的前沿，一向羞於商品交易的海南人如同經歷了一場刻骨的金錢教育。1980年代後期興起的「海南熱」與此大有關係。
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是，雷宇之所以如此大膽，與當時改革派急於求變的心態是分不開的。他到海南到任之際，曾有中央領導說，中央和廣東省對海南島要無為而治，最起碼三年內一不要打棍子，二不要給「繩子」。鄧小平南巡後，更有領導鼓勵說，你在海南島工作，膽子大一點，怎麼快你就怎麼搞。
從個人品德而言，雷宇是共和國難得的能吏和清官，他為人剛正不阿，敢於抗上直言，行事霹靂，思路清晰，官聲之佳，有悠悠眾口為證。他在任職期間，努力於肅清文革後遺症，將島上的所有「右派」都平反了，讓海南成了一個「無右島」，他有親自處理人民來信的習慣，三年里，親手批複了5000多封寫給他的人民來信。在「汽車事件」的事後清查中發現，雷宇個人在熱潮中從未倒過一輛汽車，沒有受賄一分錢。也正因此，他在其後十餘年，一直受人敬重和同情，在民間流傳為一個俠客式的清官。
然而，從制度的角度看，海南事件無疑是開了一個極惡劣的先例。它使得中國的經濟變革逐漸滑向對制度的肆意穿越，法律形同虛設。任何行為以改革之名，都可以對現有的制度進行創造性破壞，這種做法一直得到默許和寬容。在很多時候，人們對制度的漠視與背叛甚至在道德心理上竟變得高尚起來，其後果則是整個社會環境日漸灰色化，制度和道德底線被輕易擊穿。
社會輿論對雷宇的評價，最生動地體現出中國改革過程中的觀念紊亂和制度悖論，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對官員和企業家們的經濟行為的法律判斷一直非常迷亂，甚至帶有很大的隨意性和階段性，最終，只好落到其本人有沒有「受賄」這個具體的細節上。殊不知，一個官員的決策行為或企業家的商業活動是否違法，與其個人有否受賄，兩者之間根本沒有必然的關聯。
對於海南汽車走私事件，雷宇個人的觀點非常獨特，2004年3月，他在接受《新民周刊》記者陸幸生的採訪時說：對於「海南汽車事件」的錯誤，只有一個，那就是政府批准進來的汽車，「政府得益不多，都流散到社會上去了」——當時的海南行政區政府過於讓利於民。
這是事件觀察的另一個角度。換言之，如果政府得益很多，便可以視制度與法律於無顧嗎？在這種邏輯之下，政府作為一個利益集團和特定資本的擁有者，其爭利於民的角色便顯得非常的鮮明了。
雷宇晚年定居廣州，1999年，有記者登門採訪時看到，午飯之後，他與99歲的老母親一起參禪入定，宛若老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