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1984~1992年 被釋放的精靈 企業史人物:兩面雷宇

從1984年6月起,孤懸海外、百年寂寥的海南島突然成了一塊騷動的熱土。年初,鄧小平南下,他針對海南說過一句話,「如果用20年的時間把海南的經濟發展到台灣的水平,就是很大的勝利」,此言被當成中央精神傳達。

當時的海南行政區黨委書記、公署主任雷宇「激動得夜不能寐」。

當時,國務院批轉過一個文件,《加快海南島開發建設問題討論紀要》,其中指出:「海南行政區可以根據需要,批准進口工農業生產資料,用於生產建設;可以使用地方留成外匯,進口若干海南市場短缺的消費品。」不過,這個《紀要》又明文規定「上列進出口物資和商品只限于海南行政區內使用和銷售,不得向行政區外轉銷。」

為了又快又多地利用政策,完成原始積累,雷宇和他的部屬們很自然地想到了汽車。當時雷宇的算盤是,「進口1.3萬輛轉賣到內地,賺兩個億就行了。」

出乎他預料的是,閘門一開,事態迅速地變得不可收拾。弄到一張批文,倒賣一輛汽車就可以賺個上萬元,這對於海南人來說,無疑是在家門口挖到了一口大油井。一時間,全島陷入瘋魔,人人爭跑批文,個個倒賣汽車。在1984年上半年,海南的進口汽車才兩千多輛,到7月份,區政府一下子批准了1.3萬輛汽車進口,比上半年的月平均數高出36倍。僅半年,全島便出現了872家公司,個個直奔汽車而去。甚至部隊也參與了運車出島的大行動,海軍動用軍艦,以調防名義,把汽車全部換上軍用車牌,到湛江卸船後,把軍用車牌拆下,拿回海南繼續運第二批。

那是一個酷熱難當的夏天,汽車像潮水般湧進海南島,全部停在海口市內外,密密層層,一望無際,在陽光下五彩繽紛,閃閃發亮,形成了一個蔚為壯觀的場景。工商局積極為來自全國各地的買家辦理「罰款放行」手續,只消罰款四五千元,蓋上一枚公章,這輛汽車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裝船出島了。在這中間,貪污、行賄、受賄、套匯,所有作姦犯科的活動均在陽光下公然進行。事後清查,在短短半年裡,海南一共簽了8.9萬輛汽車進口的放行批文,對外訂貨7萬多輛,已經開出信用證5萬多輛。進口用匯總額,高達3億美元。

9月,海南大量進口汽車引起中央關注,國務院派人前來調查,雷宇的上報材料與實際情況大有出入:「一、海南進口的所有汽車,都是在島內銷售的。二、目前已經到貨的車,不足1.5萬輛。三、海南對進口物資的管理,十分嚴格,一律不準出島,違者要受處分。」就在雷宇上報這份材料的同時,成千上萬的日本汽車,正在海口市的港口源源卸下。11月25日,雷宇在一份致國務院特區辦的電報中仍稱,「到目前為止,海南島進口的汽車全部都是在島內銷售的」。

汽車並不是鑽石,成千上萬的進口、出島,卻讓全天下的人都視若無物,這未免太過猖狂,到年底,國務院特區辦已經不再相信海南的報告。12月,雷宇被召到廣州,省政府明確命令他停止汽車進口。至此,狂潮才戛然消歇。1985年初,由中紀委、中央軍委、國家審計署等機構102人組成的龐大調查組,進駐海南。不久後公布的調查數據顯示,在一年時間裡,海南非法高價從全國21個省市、及中央15個單位炒買外匯5.7億美元,各公司用於進口的貸款累計42.1億元,比1984年海南工農業總產值還多10億元。除了汽車之外,還進口了286萬台電視機、25.2萬台錄像機。

雷宇被撤職,後轉任廣東一個農業縣的副書記。從被降職的那一天起,他就成了改革的「英雄」,在很多時候,他常常與客死海南的明朝清官海瑞一起被相提並論。1996年,當他61歲的時候,從廣西自治區副主席的職位上主動退下來,並聲稱回家侍奉九旬老母親,由此再成新聞人物,一時頗受社會輿論的同情。

在客觀上,海南汽車事件讓封閉落後的海南一躍而成為開放的前沿,一向羞於商品交易的海南人如同經歷了一場刻骨的金錢教育。1980年代後期興起的「海南熱」與此大有關係。

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是,雷宇之所以如此大膽,與當時改革派急於求變的心態是分不開的。他到海南到任之際,曾有中央領導說,中央和廣東省對海南島要無為而治,最起碼三年內一不要打棍子,二不要給「繩子」。鄧小平南巡後,更有領導鼓勵說,你在海南島工作,膽子大一點,怎麼快你就怎麼搞。

從個人品德而言,雷宇是共和國難得的能吏和清官,他為人剛正不阿,敢於抗上直言,行事霹靂,思路清晰,官聲之佳,有悠悠眾口為證。他在任職期間,努力於肅清文革後遺症,將島上的所有「右派」都平反了,讓海南成了一個「無右島」,他有親自處理人民來信的習慣,三年里,親手批複了5000多封寫給他的人民來信。在「汽車事件」的事後清查中發現,雷宇個人在熱潮中從未倒過一輛汽車,沒有受賄一分錢。也正因此,他在其後十餘年,一直受人敬重和同情,在民間流傳為一個俠客式的清官。

然而,從制度的角度看,海南事件無疑是開了一個極惡劣的先例。它使得中國的經濟變革逐漸滑向對制度的肆意穿越,法律形同虛設。任何行為以改革之名,都可以對現有的制度進行創造性破壞,這種做法一直得到默許和寬容。在很多時候,人們對制度的漠視與背叛甚至在道德心理上竟變得高尚起來,其後果則是整個社會環境日漸灰色化,制度和道德底線被輕易擊穿。

社會輿論對雷宇的評價,最生動地體現出中國改革過程中的觀念紊亂和制度悖論,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對官員和企業家們的經濟行為的法律判斷一直非常迷亂,甚至帶有很大的隨意性和階段性,最終,只好落到其本人有沒有「受賄」這個具體的細節上。殊不知,一個官員的決策行為或企業家的商業活動是否違法,與其個人有否受賄,兩者之間根本沒有必然的關聯。

對於海南汽車走私事件,雷宇個人的觀點非常獨特,2004年3月,他在接受《新民周刊》記者陸幸生的採訪時說:對於「海南汽車事件」的錯誤,只有一個,那就是政府批准進來的汽車,「政府得益不多,都流散到社會上去了」——當時的海南行政區政府過於讓利於民。

這是事件觀察的另一個角度。換言之,如果政府得益很多,便可以視制度與法律於無顧嗎?在這種邏輯之下,政府作為一個利益集團和特定資本的擁有者,其爭利於民的角色便顯得非常的鮮明了。

雷宇晚年定居廣州,1999年,有記者登門採訪時看到,午飯之後,他與99歲的老母親一起參禪入定,宛若老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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