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學史、藝術史和商業史上，當一個流派或國家正處於鼎盛的上升期，便會在某一年份集束式地誕生一批偉大的人物或公司。這個現象很難用十分理性的邏輯來推導，它大概就是歷史內在的戲劇性吧。
在美國企業史上，這個偉大年份是1886年。這一年，紐約的圖書推銷員大衛·麥肯尼在推銷莎士比亞選集時驚喜地發現，他隨書贈送的香水備受顧客的青睞，於是他用莎士比亞故鄉一條河流的名字「Avon」（雅芳）為名，創建了雅芳香水公司；「可口可樂」誕生於亞特蘭大，它的第一瓶形狀「怪異」的產品被推出市場；大名鼎鼎的喬治·伊斯曼研製出第一架自動照相機，並給它取名「柯達」；全球大宗郵購與零售業的始祖西爾斯·羅巴克也在這一年創立，直到1992年前，它一直身居全球零售業霸主。花旗集團在這一年誕生，它後來成為全球最大的銀行機構；強生公司也在這一年成立，它一開始製造醫藥診斷產品，後來才生產出暢銷全球的潤膚露、香波和邦迪創可貼。如果再加上卡爾·賓士在德國發明出世界公認的第一輛汽車，那麼，在1886年出現的這些公司名字，竟可以勾勒出其後100年的世界公司成長線。
在中國企業史上，這個偉大的年份便是1984年。日後很多馳騁一時的公司均誕生在這一年，後來，人們將之稱為中國現代公司的元年。
1984年的特殊氣質，在元旦剛過不久就散發了出來。除了出國一直坐鎮北京的鄧小平突然決定到南方看看。此刻的國內，由高密度宣傳步鑫生改革而煽動起來的改革熱情已日益高漲，但是，舉國四望，有哪個地區的改革是過去幾年裡最有成效，也最值得大書特書呢？鄧小平把目光放到了預先沒有列入中央規劃、後來也沒有得到中央財政特別扶持，而此刻正飽受爭議之苦的深圳特區身上。
鄧小平一生有過兩次著名的南下，一次是1984年，一次是1992年，它們對中國經濟的風向變動都起到了決定作用，「鄧小平南巡」這個辭彙組合從來沒有在正式的公文中出現過，但是它卻在民間和媒體上被廣為採用，它寄託了人們對鄧公的尊重和期望。
據後來的研究者發現，鄧小平的這次南下事先並沒有明確的目的，也沒有帶著政策宣示的責任，但是它所逼發出來的改革熱情卻出乎所有人的預料。在此前的一年多里，對深圳的各種非議指責正沸沸揚揚，北方一家黨報發表了一篇題為《歷史租界的由來》的長文，影射深圳特區是新的「租界」，其後又有文章提醒，要警惕中國出現新買辦和李鴻章式的人物。很多來深圳參觀的老幹部視特區為異端，驚呼「深圳除了五星紅旗還在，社會主義已經看不見了」，「特區姓『資』不姓『社』了」。1月24日，鄧小平抵達深圳，特區的黨委書記梁湘指著掛在牆上的深圳地圖，介紹了特區開發建設的情況，稱1983年的工農業總產值比上一年翻了一番，比辦特區前的1979年增長了10倍。備受壓力的梁湘很想得到鄧小平明確的支持態度，便說：「辦特區是您老人家倡議的，是黨中央的決策，深圳人民早就盼望您來看看，好讓您放心，希望得到您的指示和支持。」但鄧小平沒有發表意見。
其後數日，鄧小平馬不停蹄遍走特區，一路上他不講話，不表態，參觀時也很沉默，不露聲色。到蛇口工業區時，袁庚彙報說，他們提出「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作為整個工業區的口號。機靈的袁庚用自問自答的語氣說：「不知道這個口號犯不犯忌？我們冒的風險也不知道是否正確？我們不要求小平同志當場表態，只要求允許我們繼續實踐試驗。」此言一出，全場大笑。鄧小平在深圳的表現，可謂意味深長，他用行動表明了自己支持的態度，卻又在言辭上留下空白。27日，他離開深圳前往另一個特區珠海，在這裡他一反在深圳的沉默態度，寫下「珠海經濟特區好」的題詞，算是給特區經濟下了結論。2月1日，已經回到廣州的鄧小平，在廣東省和深圳領導的再三暗示和懇請下，寫下「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並在最後的落款上，特意把時間寫為「1984年1月26日」，表明還在深圳時已經有這個評價。
鄧小平的南巡舉措，以新聞的方式傳播全國，關於特區的爭論至此告一段落。在他離開廣東後的第二個月，中共中央做出重大決定，宣布「向外國投資者開放14個沿海城市和海南島」。中國的對外開放由點及面，最終形成了沿海全境開放的格局。
1月24日，正在歡快地倒賣玉米的王石騎著自行車途經深圳國貿大廈，突然看到很多警車、警察和聚集的人群，一打聽，原來是鄧小平到大廈頂層俯瞰特區全貌，公安局正在清理現場。他在後來回憶說，「我好像感到干大事情的時候到了。」
5月，「深圳現代科教儀器展銷中心」成立，這便是萬科的前身，王石當上了經理。根據當時的特區政策，進口特區的國外產品不能銷售到特區外，但不限制特區外客戶在特區內購買的商品運出特區。展銷中心的業務與倒賣玉米沒有大的區別：先收內地需貨企業貨款的25%作為定金，然後向港商訂貨，按同樣比例付款給港商，待貨到深圳後，買方付清餘款提貨。買賣的關鍵是，收的是人民幣，支付給港商的是港幣或美元，展銷中心的利潤就來自獲取外幣的能力。要開這樣的展銷中心，首先要有進口許可證，其次要聯繫到具有外匯出口創匯份額的單位，也就是說，沒有一定的政府背景和公關能力是開不成這種公司的。
王石日後舉例說明公司是怎麼賺錢的：這年秋天，一個叫王春堂的北京人來深圳，宣稱手頭有3000萬美元的出口外匯留成，換匯比率為1美元兌換人民幣3.7元。所謂「外匯留成」並非現金，而是一種「配額指標」，它應該屬於某個大型國營外貿公司，最終以非常灰色的方式轉移到了有官家後台的「倒爺」手上。當時的市場匯價是1美元兌換4.2元人民幣，王石向王春堂預定了1000萬美元的「外匯留成」，然後他從中國銀行「順利」貸到2000萬元人民幣，湊足3700萬元匯給王春堂。一倒手，展銷中心賺到兌換差價500萬元。
這樣的換匯倒賣看來比倒賣玉米還要痛快，在當時的深圳與北京之間，早已形成了這樣一條資源輸送的地下通道，源源不斷的國家配額和公共利益以各種形式被販賣到南方，它們遊離在法律的邊緣地帶，促成了某些個人和公司的暴富。王石的展銷中心在這種遊戲中扮演的是終端洗錢的角色，他從北京調來外匯指標，聯繫好進貨和出貨的港商與國內企業，通過貨物的進口銷售把匯率差價「清洗」成流通差價。
讓人驚奇的是，儘管這種換匯遊戲十分活躍，但是國家法律卻始終視而不見，沒有對此進行必要的界定與規範，甚至在行為性質上都含糊不清，留下極大的斡旋和模糊空間。根據王石的回憶，在1984年前後，全國各地政府掀起一個辦公設施改造的熱浪，大量的進口設備都是從深圳流入的，許多公司在這次進口熱中賺得盆滿缽滿，其中一些貿易公司還租用軍隊貨機空運北京，以運輸交貨速度的優勢形成競爭之勢。1985年初，王石捲入到一起4000萬美元的調匯案中，此案的業務方式與上述過程絲毫不差，只因利益分配不均，受到中央部門的關注，便成了全國幾大逃匯案之一。由於涉及軍方公司，中紀委和軍紀委分別派出兩個調查組南下調查。根據當時的法律，何謂「逃匯」幾乎沒有條文上的清晰解釋，展銷中心參與的倒匯業務均有正規手續，從銀行匯款到進口批文一應俱全，最後調查組無法確定這種行為是否違法，只好把重點放在這些調匯合同過程中有無行賄受賄行為。按王石日後的回憶，「隨著時間推移，案件淡化了。」
我們必須說，這時候的王石和他的公司還不是人們日後所熟知的那家房地產公司，它還在悄悄地聚集自己的原始積累，不管它是白色的還是灰色的。
在山東青島，35歲的張瑞敏被派到一家瀕臨倒閉的電器廠當廠長。他是所謂的「老三屆」，中學畢業之後就進入工廠當工人，後來又調進青島市家電公司工作。他當時對管理根本就沒什麼認識，在他的印象中，「所有乾的事都可能是假的」，「上級假裝給工人發工資，工人假裝工作」。有一年，他還在工廠當工人，全國開始轟轟烈烈地搞一個「推廣華羅庚的優選法」運動，工人那時對「推廣」感到很新鮮，有的也想在實踐中搞一些，但它並不是一個可以立竿見影的東西。由於當時上級要求「必須馬上出成果」，結果貫徹沒幾天就開始統計「成果」了，後來還組成了一個鑼鼓隊到車間里去宣傳有多少多少項成果。當時工人就感到像演戲、開玩笑一樣。
對這種形式主義已經深惡痛絕的張瑞敏，當然不喜歡自己管理的工廠還在這條老路子上繼續走下去。他去的這家「青島日用電器廠」是一個年份久遠的爛攤子，它早年是一個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後來過渡成集體性質的合作工廠。在很多年裡，它生產過電動機、電葫蘆、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