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學史、藝術史和商業史上,當一個流派或國家正處於鼎盛的上升期,便會在某一年份集束式地誕生一批偉大的人物或公司。這個現象很難用十分理性的邏輯來推導,它大概就是歷史內在的戲劇性吧。
在美國企業史上,這個偉大年份是1886年。這一年,紐約的圖書推銷員大衛·麥肯尼在推銷莎士比亞選集時驚喜地發現,他隨書贈送的香水備受顧客的青睞,於是他用莎士比亞故鄉一條河流的名字「Avon」(雅芳)為名,創建了雅芳香水公司;「可口可樂」誕生於亞特蘭大,它的第一瓶形狀「怪異」的產品被推出市場;大名鼎鼎的喬治·伊斯曼研製出第一架自動照相機,並給它取名「柯達」;全球大宗郵購與零售業的始祖西爾斯·羅巴克也在這一年創立,直到1992年前,它一直身居全球零售業霸主。花旗集團在這一年誕生,它後來成為全球最大的銀行機構;強生公司也在這一年成立,它一開始製造醫藥診斷產品,後來才生產出暢銷全球的潤膚露、香波和邦迪創可貼。如果再加上卡爾·賓士在德國發明出世界公認的第一輛汽車,那麼,在1886年出現的這些公司名字,竟可以勾勒出其後100年的世界公司成長線。
在中國企業史上,這個偉大的年份便是1984年。日後很多馳騁一時的公司均誕生在這一年,後來,人們將之稱為中國現代公司的元年。
1984年的特殊氣質,在元旦剛過不久就散發了出來。除了出國一直坐鎮北京的鄧小平突然決定到南方看看。此刻的國內,由高密度宣傳步鑫生改革而煽動起來的改革熱情已日益高漲,但是,舉國四望,有哪個地區的改革是過去幾年裡最有成效,也最值得大書特書呢?鄧小平把目光放到了預先沒有列入中央規劃、後來也沒有得到中央財政特別扶持,而此刻正飽受爭議之苦的深圳特區身上。
鄧小平一生有過兩次著名的南下,一次是1984年,一次是1992年,它們對中國經濟的風向變動都起到了決定作用,「鄧小平南巡」這個辭彙組合從來沒有在正式的公文中出現過,但是它卻在民間和媒體上被廣為採用,它寄託了人們對鄧公的尊重和期望。
據後來的研究者發現,鄧小平的這次南下事先並沒有明確的目的,也沒有帶著政策宣示的責任,但是它所逼發出來的改革熱情卻出乎所有人的預料。在此前的一年多里,對深圳的各種非議指責正沸沸揚揚,北方一家黨報發表了一篇題為《歷史租界的由來》的長文,影射深圳特區是新的「租界」,其後又有文章提醒,要警惕中國出現新買辦和李鴻章式的人物。很多來深圳參觀的老幹部視特區為異端,驚呼「深圳除了五星紅旗還在,社會主義已經看不見了」,「特區姓『資』不姓『社』了」。1月24日,鄧小平抵達深圳,特區的黨委書記梁湘指著掛在牆上的深圳地圖,介紹了特區開發建設的情況,稱1983年的工農業總產值比上一年翻了一番,比辦特區前的1979年增長了10倍。備受壓力的梁湘很想得到鄧小平明確的支持態度,便說:「辦特區是您老人家倡議的,是黨中央的決策,深圳人民早就盼望您來看看,好讓您放心,希望得到您的指示和支持。」但鄧小平沒有發表意見。
其後數日,鄧小平馬不停蹄遍走特區,一路上他不講話,不表態,參觀時也很沉默,不露聲色。到蛇口工業區時,袁庚彙報說,他們提出「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作為整個工業區的口號。機靈的袁庚用自問自答的語氣說:「不知道這個口號犯不犯忌?我們冒的風險也不知道是否正確?我們不要求小平同志當場表態,只要求允許我們繼續實踐試驗。」此言一出,全場大笑。鄧小平在深圳的表現,可謂意味深長,他用行動表明了自己支持的態度,卻又在言辭上留下空白。27日,他離開深圳前往另一個特區珠海,在這裡他一反在深圳的沉默態度,寫下「珠海經濟特區好」的題詞,算是給特區經濟下了結論。2月1日,已經回到廣州的鄧小平,在廣東省和深圳領導的再三暗示和懇請下,寫下「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並在最後的落款上,特意把時間寫為「1984年1月26日」,表明還在深圳時已經有這個評價。
鄧小平的南巡舉措,以新聞的方式傳播全國,關於特區的爭論至此告一段落。在他離開廣東後的第二個月,中共中央做出重大決定,宣布「向外國投資者開放14個沿海城市和海南島」。中國的對外開放由點及面,最終形成了沿海全境開放的格局。
1月24日,正在歡快地倒賣玉米的王石騎著自行車途經深圳國貿大廈,突然看到很多警車、警察和聚集的人群,一打聽,原來是鄧小平到大廈頂層俯瞰特區全貌,公安局正在清理現場。他在後來回憶說,「我好像感到干大事情的時候到了。」
5月,「深圳現代科教儀器展銷中心」成立,這便是萬科的前身,王石當上了經理。根據當時的特區政策,進口特區的國外產品不能銷售到特區外,但不限制特區外客戶在特區內購買的商品運出特區。展銷中心的業務與倒賣玉米沒有大的區別:先收內地需貨企業貨款的25%作為定金,然後向港商訂貨,按同樣比例付款給港商,待貨到深圳後,買方付清餘款提貨。買賣的關鍵是,收的是人民幣,支付給港商的是港幣或美元,展銷中心的利潤就來自獲取外幣的能力。要開這樣的展銷中心,首先要有進口許可證,其次要聯繫到具有外匯出口創匯份額的單位,也就是說,沒有一定的政府背景和公關能力是開不成這種公司的。
王石日後舉例說明公司是怎麼賺錢的:這年秋天,一個叫王春堂的北京人來深圳,宣稱手頭有3000萬美元的出口外匯留成,換匯比率為1美元兌換人民幣3.7元。所謂「外匯留成」並非現金,而是一種「配額指標」,它應該屬於某個大型國營外貿公司,最終以非常灰色的方式轉移到了有官家後台的「倒爺」手上。當時的市場匯價是1美元兌換4.2元人民幣,王石向王春堂預定了1000萬美元的「外匯留成」,然後他從中國銀行「順利」貸到2000萬元人民幣,湊足3700萬元匯給王春堂。一倒手,展銷中心賺到兌換差價500萬元。
這樣的換匯倒賣看來比倒賣玉米還要痛快,在當時的深圳與北京之間,早已形成了這樣一條資源輸送的地下通道,源源不斷的國家配額和公共利益以各種形式被販賣到南方,它們遊離在法律的邊緣地帶,促成了某些個人和公司的暴富。王石的展銷中心在這種遊戲中扮演的是終端洗錢的角色,他從北京調來外匯指標,聯繫好進貨和出貨的港商與國內企業,通過貨物的進口銷售把匯率差價「清洗」成流通差價。
讓人驚奇的是,儘管這種換匯遊戲十分活躍,但是國家法律卻始終視而不見,沒有對此進行必要的界定與規範,甚至在行為性質上都含糊不清,留下極大的斡旋和模糊空間。根據王石的回憶,在1984年前後,全國各地政府掀起一個辦公設施改造的熱浪,大量的進口設備都是從深圳流入的,許多公司在這次進口熱中賺得盆滿缽滿,其中一些貿易公司還租用軍隊貨機空運北京,以運輸交貨速度的優勢形成競爭之勢。1985年初,王石捲入到一起4000萬美元的調匯案中,此案的業務方式與上述過程絲毫不差,只因利益分配不均,受到中央部門的關注,便成了全國幾大逃匯案之一。由於涉及軍方公司,中紀委和軍紀委分別派出兩個調查組南下調查。根據當時的法律,何謂「逃匯」幾乎沒有條文上的清晰解釋,展銷中心參與的倒匯業務均有正規手續,從銀行匯款到進口批文一應俱全,最後調查組無法確定這種行為是否違法,只好把重點放在這些調匯合同過程中有無行賄受賄行為。按王石日後的回憶,「隨著時間推移,案件淡化了。」
我們必須說,這時候的王石和他的公司還不是人們日後所熟知的那家房地產公司,它還在悄悄地聚集自己的原始積累,不管它是白色的還是灰色的。
在山東青島,35歲的張瑞敏被派到一家瀕臨倒閉的電器廠當廠長。他是所謂的「老三屆」,中學畢業之後就進入工廠當工人,後來又調進青島市家電公司工作。他當時對管理根本就沒什麼認識,在他的印象中,「所有乾的事都可能是假的」,「上級假裝給工人發工資,工人假裝工作」。有一年,他還在工廠當工人,全國開始轟轟烈烈地搞一個「推廣華羅庚的優選法」運動,工人那時對「推廣」感到很新鮮,有的也想在實踐中搞一些,但它並不是一個可以立竿見影的東西。由於當時上級要求「必須馬上出成果」,結果貫徹沒幾天就開始統計「成果」了,後來還組成了一個鑼鼓隊到車間里去宣傳有多少多少項成果。當時工人就感到像演戲、開玩笑一樣。
對這種形式主義已經深惡痛絕的張瑞敏,當然不喜歡自己管理的工廠還在這條老路子上繼續走下去。他去的這家「青島日用電器廠」是一個年份久遠的爛攤子,它早年是一個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後來過渡成集體性質的合作工廠。在很多年裡,它生產過電動機、電葫蘆、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