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日，全中國的第一家超級市場在北京海淀區開業，它只有200平方米那麼大，一次擠進100個顧客就會轉不過身，它只出售蔬菜和肉食兩種商品，而且比不遠處的菜市場貴5—40%。絕大多數的北京人好奇地進來轉一圈，馬上就吐著舌頭逃出去了，購買者幾乎都是外國人，他們抱怨包裝袋上只有價格而沒有商品名稱和質量，所以常常會把雞肉當成豬肉買走。
也是在1月，一家開辦於倫敦的「亞洲與中東投資有限公司」設立了一筆總額為1000萬美元的「中國投資資本基金」。據《亞洲華爾街日報》的報道稱，這是第一筆專為中國設立的投資基金，它將被平均分成100份，投入到「有發展潛力的、新建的或現有的中型工業企業中」。這條新聞被《參考消息》轉載，不過好像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在當時，「投資基金」實在是一個太陌生而遙遠的名詞。
改革開放五年來，一切似乎沒有按規定中的進行。在農村一試就靈的「承包制」在企業改革中成效不彰，在計畫管理體制中運行多年的行政部門和國營企業似乎都不習慣用市場的方式來改變自己，跨國資本對中國的投資興趣好像也不如想像中的那麼大，倒是南方的香港同胞表現得十分積極，不過從總量上來說，實在難以讓打過淮海戰役、指揮過百萬雄師過長江的鄧公感到解渴。體制外力量的紛涌而起，是意料外的事情，但到底它能長得多大、會把中國引向何方，卻還要邊走邊看。
過去的兩年多里，年廣久和陳志雄們僱用八人以上幫工算不算違法的爭論一直沒有停下來過，馬克思的經典論述誰也不敢違背，但現實卻好像膨脹的氣球眼看著要爆炸，鄧小平顯然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在雙方爭辯不下的時候，大家都希望他能給個明確的說法。在一份關於如何處置私營業主超出規定多請幫工的請示報告上，鄧小平用潦草的筆跡寫下了自己的意見：「放兩年再看。」根據他的這個指示，中共中央當即對此提出了三不原則：「不宜提倡，不要公開宣傳，也不要急於取締。」再過了兩年，直到1987年的中共中央5號文件中，對僱工數量的限制才被去掉了，「三不原則」改成了16字方針：「允許存在，加強管理，興利抑弊，逐步引導。」而在那時，私營業主僱用大量勞動力的現象已經比比皆是，在輿論上也已經沒有任何的爭議了。
從這個細節就可以看出鄧小平領導這場艱巨變革的戰略思路：摸著石頭往前走，不爭論，也不做政策上的明確界定，讓最終發生的事實來定義前行的方向。這種變革思維使中國變成了一個巨大的積極試驗場和冒險樂園，所有的激情和野心都被無限地激發出來，從社會底層噴發出來的火漿終於讓大地熊熊燃燒，只要有利於經濟的發展和財富的累積，一切都似乎百無禁忌，中國社會的道德底線和法制底線一次次地受到挑戰和衝擊，公共價值觀念變得越來越世俗化和物質化。
在1983年的1月，所有的這一切都剛剛開始。12月，鄧小平在一次談話中指出，要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在今後的很多年裡，他一再地提到「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成為了他最著名的改革格言之一。它也跟「摸著石頭過河」、「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等名言一起構成了鄧式變革的思想基礎。
那部分先富起來的人，很多是體制外的小人物。十多年後，他們將成為這個國家的財富階層，不過在那一年，他們還在貧賤中膽怯地摸索。
剛過了春節，四川新津縣農業局剛剛分配進來的大學生陳育新突然提出辭職，更讓人不可思議的是，他要求到農村去做專業戶。這在小縣城裡掀起了軒然大波。
陳育新原名叫劉永美，他有兩個哥哥劉永言、劉永行，和一個弟弟劉永好，劉家四弟兄在新津是出了名的有出息，四兄弟在前些年先後考進了大學，並都分配在不錯的工廠和機關單位里。老三突然要辭職，還是去當農民，這讓所有人百思不得其解，縣委書記鍾廣林打算親自找這位全縣第一個辭職的幹部談一次話。陳育新的態度很堅決，鍾也不好太反對，最後語重心長地要求他，「小陳呀，你去了農村，廣闊天地，要好好發揮你所學到的知識，起碼帶富十個農戶，十個。」
陳育新的心思只有劉家四兄弟自己知道。這四個血氣方剛、在當地頗有見識的親年人早已不耐煩在暮氣沉沉的事業機關里老此終生了，他們合計好了，要辦一家電子工廠。他們連第一個產品——雙聲道音響也研製出來了，偷偷拿到縣裡的商場門口一放，居然音效還不錯。當時，在城市裡根本不允許私人辦企業，唯一的可能是到農村裡去辦社隊企業。於是，商量的結果是，對無線電最精通的老三先辭職，到郊區的古家村辦一個社隊企業，其他三家兄弟再分頭辭職加入。當時，連工廠的名字都想好了，他們很崇拜大發明家愛迪生，他的公司叫做GE，劉家兄弟的工廠就叫「新異」。
陳育新背著鋪蓋進了古家村，幾周後，拿著村裡同意開辦新異電子廠的報告到縣裡去審批，居然被一口拒絕。原因是，「你們沒有資金，沒有工程師，瞎胡鬧什麼！」
辦電子廠的路就這樣莫名其妙地被堵死了。陳育新嚎啕大哭，重病一場。但日子還要過下來，四兄弟再合計，決定只能在農村生意里找出路了。當時，農田已經分包到戶，農民生活漸漸好起來，養殖業開始露出發展的苗頭。劉家兄弟覺得搞一個良種場一定不錯。
就這樣，日後將成為中國首富的劉家兄弟辦起了平生第一個實業：育新良種場。那已經是1983年的秋天了，劉永言賣掉了家裡唯一的一塊手錶，劉永行賣掉了自行車，四兄弟一共湊了1000多元錢，陳育新把自己的房子改做了孵化室，他和妻子搬到了臨近一個幼兒園的小單間里。一個充滿傳奇和曲折的家族創業史就這樣簡陋地開始了。一年後，一個叫尹志國的人騙走了2000隻小雞，差點讓良種場破產。幸好在這時，劉永言看到了一條新聞，朝鮮的金日成首相送給中國一批鵪鶉，報上說它是「會下蛋的鳥」。他很是心動，聽說附近的罐縣有鵪鶉賣，便急急地趕去買回50隻大鵪鶉和200個種蛋。因為他把錢都花光了，最後是扛著一大籠子鵪鶉和種蛋走了及時里路才回到新津的。
說鵪鶉會下「金蛋」，是因為它的產蛋率高，一隻鵪鶉幾乎每天都可以下一個蛋。劉家兄弟一計算，平均下一個蛋的飼料成本大約是兩到三分錢，而當時一個蛋可以賣五到六分錢，利潤差不多有一倍那麼高。而且，鵪鶉小，不佔地方，容易大規模養殖。於是，他們把良種場的重點轉到了鵪鶉的養殖上，四兄弟在農技和無線電上各有擅長，搞起事業又是一樣的搏命，他們的良種場當然比別人要好不少。為了提高產蛋率，陳育新和劉永好琢磨出了電孵技術，劉永好則每天背著鵪鶉蛋去新津附近的縣鎮兜售，因為每天走的路很多，使得他幼小時受傷的左腿舊傷重發，最終落下了微瘸的後遺症。很快，他們在鵪鶉養殖上賺到了錢。到年底，劉家買了一台14英寸的彩電，讓四鄉鄰里羨慕不已。
在新津，養鵪鶉漸成風尚，數年後，這裡成了全國最大的鵪鶉養殖基地，養殖戶竟超過了十萬人，劉家兄弟也掘到了他們的「第一桶金」。便在這時，他們又敏捷地轉到另一個行業中。在鵪鶉的養殖中，他們試驗出了一個飼料配方，隨著養殖戶的日漸增多，飼料成了最緊缺的商品，劉家兄弟當即開出了一個飼料工廠，它被起名為「希望」，後來成為中國最大的飼料集團。當時，整個成都地區，只有一家國營飼料廠，在體制上根本不是劉家兄弟的對手，由鵪鶉飼料進而生產需求量更大的豬飼料，到1987年前後，劉家兄弟已經悄悄聚起了上千萬元的資本。他們可能是改革開放後，第一個靠產業發展完成千萬級資本積累的家族。劉永行日後在自傳《希望永行》中說：「如果我們一直待在機關里，到今天最多是科級幹部，如果我們一直做鵪鶉，到今天可能是衣食無憂的小老闆，如果我們後來不做豬飼料，也可能是幾個中等工廠的中老闆。」
當劉家兄弟不亦樂乎地養鵪鶉的時候，在同省的萬縣，已經出獄三年多的牟其中又被抓進了監獄，這次他犯的罪是「投機倒把」。
牟其中辦的中德江北貿易服務部這些年一直沒有起色，只能做一些小本的藤椅生意。這年初，他發現一種由上海工廠的「555」牌座鐘在市場上很好銷，大凡結婚的青年都會添置一個。他當即找到重慶一家半停產的軍工企業，請他們仿製一萬個「555」牌座鐘，每個25元。然後他趕到上海，把仿製鍾以32元的價格賣給一家貿易公司。這樣一倒手，他賺了足足7萬元。這在當時，無疑是一筆很大的生意，對牟其中來說，更大的意義在於他看到了跨區域流通的巨大空間，原本就對實業製造和經營管理毫無興趣的天涯從此瘋狂地迷戀上了空手騰挪的「智慧產業」，開始他充滿傳奇和荒誕氣質的「首富生涯」。
不過在這一次，他還要經受一次磨練。他的倒賣新聞在萬縣當地一時廣為流傳。9月，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