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1978~1983年 沒有規則的騷動 企業史人物:難忘「任項」

中國改革開放初期,頗有一些地方大員領風氣之先,銳意改革無畏進取。在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上,有安徽萬里和四川趙紫陽,當時有「要吃米,找萬里」、「要吃糧,找紫陽」的民間歌謠。而在對外開放上,則有廣東任仲夷和福建項南。

任仲夷、項南均是在花甲之後才被委以地方要任的,他們的前後任期均不過五年,卻在粵閩兩地烙下最深刻的印記。

任仲夷66歲從遼寧調職到廣東省任第一書記,不久即被人封了個綽號——「任你胡來」。據記載,「私營經濟」一詞便是任仲夷第一個公開提出的,他到廣東後發現,當地的個體戶已相當多,僱工上百人的都有,他便要求廣東社科界著手研究「這算不算剝削」,當時一個叫鄭炎潮的研究生即把自己的論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私營經濟》寄給任仲夷,任很興奮,認為論文為決策提供了重要依據,他批示說:個體經濟蓬勃發展是不可阻擋的趨勢,只能扶持不能壓制,得為它正名,就叫「私營經濟」,讓它發展壯大。

任仲夷辦深圳特區和蛇口工業區,給袁庚等人很大的政府許可權,任之自由成長。甚至,他還支持袁庚等人在特區大膽探索政改,推行領導幹部直選、輿論監督首長等,深圳特區甚至一度仿照西方「三權分立」體制,沒有設人大和政協,代之以「立法委員會」和「政務諮詢委員會」。有官員批評說「特區除了國旗是紅色的以外,已經沒有社會主義的味道了」。某省一位官員在參觀完深圳後回家伏床痛哭,說:「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1981年初,宏觀經濟調整。年初,中央召開工作會議,通知全國各省區首腦必須全部到席,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國民經濟的調整,會議期間,有人散發一封由4個青年人寫給中央領導的關於經濟調整的來信,信中提出了「緩改革,抑需求,重調整,舍發展」12字方針,其言辭鑿鑿,句句都向特區飛去。性情剛直的任仲夷面對這一挑戰當然無從躲避,他在會上發言:信的出發點是好的,但藥方下得不對。如果按照「12字方針」辦,特別是要「緩改革」、「舍發展」,廣東怎麼能先行一步呢?任仲夷的這番話,與會議的基調並不吻合,有的甚至背道而馳。眾人俱把目光投向了鄧小平。鄧不斷地抽煙,卻一直對任仲夷的發言不置可否。任仲夷回粵後,只是在調整上做了一些「文章」,特區和與此相關的開放政策均未有大的變動。在緊縮空氣更為濃烈的1982年,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還編寫了一份《舊中國租界的由來》的材料,並附上了一位當時中央領導人的批示:「此件發全國各省市。對於經濟特區,要警惕這類問題。」任仲夷當時如履薄冰,他日後坦承,「若非鄧公支持,我早就過不了關」。

項南經歷與任相似。他出身於革命世家。父親項與年是閩西最早的中共黨員,母親坐牢,叔叔被殺,中共元老習仲勛讚譽是「滿門忠烈」。他早年追隨胡耀邦在團中央工作,1958年就被打成「反革命」,直到21年後的1979年5月,中共中央才批准撤銷《關於項南錯誤的決議》及原處分的決定。1981年,受胡舉薦,他南下主政福建。據說他坐火車赴任,只隨帶一位秘書,以至於接駕的福建幹部無所適從。

項南到福建,大行變革之道,先是全面推廣「包產到戶」,解放農村生產力,繼而向鄧小平建言,擴大廈門特區範圍,他還承擔責任,拍板向科威特借來低息貸款興建廈門國際機場。他是最早看到鄉鎮企業戰略意義的高層官員,當1980年代初種種剎車聲四起的時候,項南在各種場合呼籲:「社隊企業究竟是上還是下?我說是上,要堅決地上,勇敢地上,要排除一切阻力往前沖!」他甚至還公開宣稱,「要把鄉鎮企業看得比親兒子還要親!」

在1984年,他更是積極鼓動國有企業廠長放權,一手策划了福建廠長的「鬆綁公開信」。他為政親民,去貧困山區調查,十多日連日奔波竟「形同丐民」。1981年到任不久,《福建日報》公布了兩個經濟犯罪案件,他專門起草了一個社論,從頭到尾只有140字:「有些案件為什麼長期處理不下去?今天本報又公布了兩個重要案件。壞人受到揭露處理,這很好。有些問題群眾看得很清楚,幹部也有很多議論,問題的性質已經非常明白,但是就是處理不下去,而且長期處理不下去。為什麼?一是自己屁股有屎;二是派性作怪;三是軟弱無能。你這個單位的問題長期處理不下去,算哪一條,不妨想一想。」此文一出,連《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也注意到了,稱福建出了一個「清新的官員」。

任項風格,對華南經濟的復甦和開放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因而後世有「任、項二人以一己之力推動粵、閩發展」的公論。而令人扼腕的是,兩人結局卻均不太妙。

任仲夷在廣東幹了5年,年年風雨飄搖,他多次向中央寫檢討書,在胡耀邦等人庇護下才勉強過關,1985年,他退居二線。當日,他對老朋友、曾任毛澤東秘書和中組部常務副部長的李銳說:「我總算是平安著陸。」項南卻沒能「平安著陸」。1986年,受他一力扶持的閩南晉江地區爆發「假藥案」,受此波及,他被中央罷職,成為改革開放後第一位因經濟事件受免職處分的封疆大員。項南對這一處分始終不肯認錯,時任中顧委副主任的薄一波提醒他:「你年紀不算大,簽個字,還可以安排工作嘛。」但他到死也沒有在處分決定上簽字。胡耀邦晚年與人談及項南時說:我沒有保護好項南,這是我經常感到不安的一件事。」

項南晚年寡言少語,默然度日,未為平生冤屈做任何抗辯。而任仲夷則繼續他犀利的作風。2004年,91歲的他接受《南風窗》專訪,在《鄧小平與廣東的改革開放》一文中他坦言:「鄧小平在他一生最輝煌的十八年中,在中國造就了一個比較富裕的社會,一個相對開放的社會,一個生機勃勃的社會,但也留給了我們一個尚未能解決的貧富懸殊問題的社會,一個未能徹底解決腐敗蔓延的社會。」

1997年11月,項南去世。有人為他寫傳記,書名曰,《敬畏人民》。

2005年11月,任仲夷去世。一時並稱的「任項」,全數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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