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一個在芝加哥大學研究制度經濟的香港青年學者到廣州遊歷。
他是一個很善於從細節里發現真理的人。在住的酒店裡，他看見兩個女工每天都在幾百方尺大小的地上掃樹葉，這似乎就是她們的全職工作；同時，修補牆上的一個小洞要三個人——一個人拿著一盤灰泥，另一個人將灰泥往往洞里塗，第三個人則在旁指著那個洞；早餐的供應只有一個小時，但在半小時之後，已經沒有人工作，20多個年輕的女服務員聚在餐廳的一角，任意閑聊。一位本土工程師聲稱他知道有關送中國學生帶美國念書的手續，但他供給的資料卻完全與事實不符；即使是廣州的高級官員，對簽證與護照的分別也不清楚；被委派來與香港商人進行商務談判的人「無知透頂」，使一切洽商都白費力氣；更有甚者，中國官員的職銜五花八門，外國人要憑幹部的到場先後來辨別他們的官階高低。
這位青年學者因此而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的現代化不管是走哪一條路，都會遇上一個極大的障礙。以其他國家的標準來衡量，整個中國也找不到幾個45歲以下，稱得上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結果就出現了一群散漫的勞動人口和無知的官員。在這方面所造成的障礙，會使得一般人所說的外資外匯問題，遠為嚴重。」
1979年1月，56歲的香港商人霍英東開始與廣州省政府接觸，他提出要在廣州蓋一家五星級賓館——白天鵝賓館，他投資1350萬美元，由白天鵝賓館再向銀行貸款3631萬美元，合作期為15年（以後又延長5年），這是建國以後第一家中外合資的高級酒店，也是第一家五星級酒店。後來當上全國政協副主席的霍英東回憶說：「當時投資內地，就怕政策突變。那一年，首都機場出現了一幅體現少數民族節慶場面的畫面【北京新機場落成時的大型壁畫《潑水節——生命的禮讚》，作者為畫家袁運生】，其中一個少女是裸體的，這在國內引起了很大一場爭論。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這幅畫還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較踏實。」
霍英東建酒店，首先面臨的就是計畫體製造成的物質短缺問題，「一個大賓館，需要近10萬種裝修材料和用品，而當時內地幾乎要什麼沒什麼，連澡盆軟塞都不生產，只好用熱水瓶塞來替代。更要命的是，進口任何一點東西，都要去十來個部門蓋一大串的紅章」。後來，被折磨得「脫去人形」的霍英東終於想出了一個絕招，他先把開業請柬向北京、廣東及港澳人士廣為散發，將開業日子鐵板釘釘的定死了，然後，他就拿著這份請柬到各個環節的主管部門去催辦手續，這一招居然還是生效了，工程進度大大加快。1983年2月，白天鵝賓館正式開業，當日酒店湧進了一萬多個士民。
跟霍英東相比，法國人皮爾·卡丹受到的歡迎程度似乎要更高一點。3月份他來到了中國，他是第一位來到這裡的國際級服裝大師，這位兼具藝術家和商人雙重氣質的法國人率領12個服裝模特在北京民族文化宮舉辦了一場服裝表演會。
當日中國，涌動街頭的還是一片「藍色的海洋」，當時的流行服裝是有著肥大的袖口、帶著油膩的棉大衣。然而，細心的人不難發現，愛俏愛美的姑娘們已經批起粉紅色紗巾或在灰藍色罩衣下擺露出花布內襖。有一張美聯社記者拍到的照片保留到今天：皮爾·卡丹穿著一件黑色大衣，雙手插在上衣口袋裡行走在北京的大街上，他的左前方一個拎著皺巴巴皮袋的老年農民轉頭好奇地張望這個長相奇異的外國人，他的帽子和對襟棉襖與皮爾·卡丹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儘管很彆扭，但是兩個世界總算走到了一起。服裝表演會的入場券被嚴格控制，只限於外貿界與服裝界的官員與技術人員參與「內部觀摩」。在北京民族文化宮臨時搭起的一個「T」型台上，八名法國模特和四名日本模特的颱風流暢自然，表現出一種隨意性。。穿梭往返的男女模特彼此眉目傳情，勾肩搭背，表現出當時被中國人視為頗不莊重的親密。
在後台更衣處，還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細心的中國人扯了一塊大蓬布，把房間一分為二，原因是模特有男有女，表演服裝又貼身，男女混雜，諸多不便。但皮爾·卡丹卻固執地要把蓬布撤掉，「我們一直是男女模特在一個房間里換衣服，這沒有什麼不方便的。作為一個服裝設計師，要像外科醫生一樣，了解我的模特的形體。對不起，請把蓬布拿掉，這才是工作。」中方的接待人員面面相覷，最後還是聽從了大師的意見，但這個細節作為「紀律」絕對不能走漏風聲。
作為一個浪漫的藝術大師，皮爾·卡丹對他在中國大陸掀起的衝擊波非常滿意——從這一年到1994年，這個法國服裝師前後來了中國20次。在此後的20年里，他一直為那次表演會感到萬分的慶幸。因為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皮爾·卡丹」是中國消費者心目中知名度第一的外國服裝品牌，它一度還成為了高檔服裝和奢侈消費的代名詞。「先入為主」的品牌效應，在它身上得到了最極致的體現。
1979年對中國來說，是經濟細胞的復甦之年，各種現代經濟的元素開始被一一啟動和復用。
北京成立了外匯管理總局，全面管理人民幣和外匯的交易業務；3月，中國企業管理協會成立，中國中央電視台則組建了廣告部，20年後它將成為中國最強勢的廣告播出商。5月1日，北京烤鴨店的和平門分店開張了，它的建築面積又1.5萬平方米，餐廳使用面積近4000平方米，內設各種規格宴會廳40餘間，全店可接待2000多位賓客同時就餐，是全世界最大的烤鴨店。而最新鮮的是，這個店恢複了「全聚德烤鴨店」的金子招牌，開業於清同治三年（1864年）的全聚德是北京最有名的烤鴨店，在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期間它跟全國所有的老字號一樣都被當成「四舊」給廢掉了，現在，它的復出很清晰地傳達了一個信號：老字號們都可以復活了。
在上海，一些老工商人士和部分境外公民以民間集資的方式創建了一家叫「上海市工商辦愛國建設公司」的企業，它後來被認為是中國第一家民營企業。第一家廣告公司也在這個有著百年商業傳統的城市出現，在3月15日的《文匯報》上刊出了第一個外國品牌的廣告，捷足先登的是瑞士的雷達牌手錶，同一天，雷達表還在上海電視台播出了第一個電視廣告，由於時間和操作上大的原因，這條廣告片甚至是用英文解說，只是配上了中文字幕，雖然當時中國懂英文的人並不多，但是在3天內，到黃浦區商場詢問這個品牌手錶的消費者超過了700人。
在廣州等地則出現了一些服務公司，旅遊業也開始起步，報紙上開始討論賓館是不是也可以進行企業化管理。國民經濟開始向輕工業轉型，國務院出台了鼓勵輕工業發展的文件，在稅收、招工等六個方面進行適度的傾斜。在上海，一個鋼鐵廠把自己的廠房轉讓給了中國服裝公司，國營企業之間的這種產權轉讓在當時是一件很轟動的新聞。
關於保險業是否應該恢複的討論也被提上了日程，讓人不可思議的是，從1959年到1979年期間，中國國內所有的保險業務都停辦了，企業和家庭被認為不需要這種「資本主義的剝削工具」。到1980年，中國人民保險公司恢複成立，隨後進入了長達六年的獨家壟斷時期，1986年才發放了第二張保險執照，要再過六年，外資保險公司才被允許進入。保險業的梯次開放進度，幾乎是中國所有壟斷行業的縮影。
在國際上，已經有人在思考中國經濟的崛起對世界到底意味著什麼。
就在《時代周刊》、《新聞周刊》還在為中國打開國門而大呼小叫的時候，一向嚴謹而不事聲張的《經濟學人》卻已經在思考更深層面的事情了。它提出一個很有前瞻性的問題：中國的崛起會不會對現有的國際市場構成致命的衝擊？要知道，這個問題在20年後才真正成為一個「問題」。從現有的資料看，《經濟學人》是第一家提出這個疑問的媒體，就憑這一點，它稱得上是真正的預言家。
在1979年的3月3日發表的《中國有多少可以出口？》文章中，《經濟學人》分析說，「作為一個與美國和蘇聯類似的大陸型國家，中國的長期出口增長率可能維持在4%—5%，足夠使中國在1990年前後成為中等規模的貿易國。中國擁有的是土地、能源、勞動力，而現在所缺少的是市場經濟的經驗和意識。」
《經濟學人》大膽地預言說，儘管從眼前看，中國需要大量的進口，這將刺激工業發達國家的生產，但是長遠而言，「洪水猛獸般的中國出口產品會成為必然」。
作者在文章中說：
「中國的出口增長可能更快嗎？在原油方便，抑制擴張的最重要因素是供給，但他們在一段時間內可能還相當強勢。利潤取決於加工出口。目前南韓的人均出口額是中國大陸的25倍，而中國的香港和台灣地區是大陸的100倍。中國在一些簡單製造業領域已經開始市場化，比如紡織、鞋類、珠寶、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