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867年9月27日，列夫·托爾斯泰在給妻子的信中這樣寫道：「上帝賜予了我健康和寧靜，我將以前人從沒採用過的方式來描寫博羅季諾會戰。」當時他正在從事《偉大的勞動》一書的寫作，這本書後來更名為傳世不朽的《戰爭與和平》。2004年7月的某日晚上，我也是在一次與妻子邵冰冰的MSN對話中提出寫作1978年到2008年中國企業史的想法的，當時我正在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做短期訪問學者。
那個白天的下午。我與哈佛商學院和肯尼迪政府學院的一些教授、學生在景緻優雅的查爾斯河畔有一場座談，主題是中國公司的成長之路。由於來自不同的國家和學術背景，我們的討論以中國公司為主題，卻又不時地穿梭在美國、日本乃至歐洲和印度等不同的國家和制度空間里，在對比中互為參照，在論證中相與辯駁。而在這樣的溝通中，我深感中國企業研究的薄弱，我們不但缺乏完整的案例庫和可採信的數據系統，而且還沒有形成一個系統化的歷史沿革描述，關於中國公司的所有判斷與結論往往建立在一些感性的、個人觀察的，甚至是靈感性的基礎之上，這已經成為國際溝通最巨大的障礙。於是，如何為零碎的中國當代企業史留下一些東西，成為了一個忽然凸現出來的課題。
當這個念頭突然萌生出來的時候，我連自己都被嚇了一跳。在當時，擺在我面前的工作選擇已有很多項，這無疑是最為艱巨而龐雜的。對於我個人的能力而言，這其實又是一項勉為其難的工程，我沒有經受過歷史學專業的訓練，也不是經濟學科班出身，雖然多年從事傳媒工作的經歷讓我有機會接觸到大量的事實，並在某些時刻親歷現場，雖然我也曾出版過將近10本財經類書著，可是，要完成一次跨度長達30年的宏大敘事畢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戰，我的學術基礎、掌握歷史的經驗、創作的技巧和方法論，甚至是我的時間和體力等等，都面臨空前的考驗。
但是，畢竟要有人去完成這一項工作。在哈佛大學查爾斯河畔的那個陽光熙和的午後，它如同一個巨大而沉默的使命凌空而降，龐然無聲地站立在我的面前，俯看著我。在那場夾雜著英語與漢語的討論中，我知道自己已無處可逃，未來四年的勞累似乎是命中注定。「我認為現在是開始為這項工作做準備的時候了。」我在MSN上熱切地這樣寫道，在這個時刻，我突然能十分真切地感受到100多年前托爾斯泰寫信時的那份捨我其誰的使命感、另闢蹊徑的自信和即將開始一段充實工作的滿足。
二
儘管任何一段歷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獨特性，可是，1978年——2008年的中國，卻是最不可能重複的。在一個擁有近13億人口的大國里，僵化的計畫經濟體制日漸瓦解了，一群小人物把中國變成了一個巨大的試驗場，它在眾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轉的姿態向商業社會轉軌。
在過去的20多年中，世景變遷的幅度之大往往讓人恍若隔世。有很多事實在今天看來竟是如此的荒謬和不可思議，在1983年之前，政府明令不允許私人買汽車跑運輸，一個今天已經消失的經濟犯罪名詞—「投機倒把」在當時是一個很嚴重的罪名。在江浙一帶，你如果騎著自行車從這個村到另外一個村，而后座的筐里裝了3隻以上的雞鴨，如被發現的話，就算是投機倒把，要被抓去批鬥，甚至坐牢。在溫州地區，我們還找到了一份這樣的材料，一位婦人因為投機倒把而被判處死刑。到20世紀80年代末，買空賣空還是一個惡劣名詞，茅盾在小說《子夜》里生動描寫過的那些商人給人們留下了太過深刻的印象。到1992年前後，商業銀行對私營企業的貸款還規定不得超過5萬元，否則就算是「違紀」。
整個20世紀80年代，在很多城市，到民營工廠上班是一件很丟臉的事情，而自己開一個小鋪子做一點小生意，就會被蔑稱為「個體戶」，也就是一個「沒有組織的人」，一個不受保護的體制外的流浪漢。這個社會印象一直要到「萬元戶」這個名詞出現之後，由蔑視到暗暗的羨慕，再到全社會的無度的稱頌。20年前的國營和集體企業都是一些可怕的龐然大物，很多大型國有工廠幾乎具備一切的社會功能，「除了火葬場，什麼都有」。一個工作崗位是很珍貴的，是可以「世襲」的，父親在退休之後可以馬上指定一個自己的子女頂替，企業對於一個家庭來說，重要得像「一個更大的家庭」。現在已經是富豪的宗慶後當年就是在鄉下「插隊落戶」，為了回到城裡，他懇請在一間區校辦工廠上班的母親提前退休，她把這個崗位讓給了兒子，後者騎著三輪車到各個學校的門口賣練習簿和鉛筆，籌足了一點錢後他創辦了娃哈哈兒童保健品廠，現在它已是中國最大的飲料公司。
在剛才，我提到了「一群小人物」，也許沒有別的稱謂更適合這一群改造歷史的人們。他們從來沒有想到過，自己將在歷史上扮演一個如此重要的角色。一位溫州小官吏曾慨然地對我說，「很多時候，改革是從違規開始的。」誰都聽得出他這句話中所揮散著的清醒、無奈和絕然，你可以反駁他，打擊他，蔑視他，但你卻無法讓他停止，因為，他幾乎是在代替歷史一字一句地講出上述這句話。
從一開始，我就決定不用傳統的教科書或歷史書的方式來寫作這部著作，我不想用冰冷的數字或模型淹沒了人們在歷史創造中的激情、喜悅、吶喊、苦惱和悲憤。其實，歷史本來就應該是對人自身的描述，司馬遷的《史記》在這方面是最好的借鑒，它應該是可以觸摸的，是可以被感知的，它充滿了血肉、運動和偶然性。
我想多寫一點人的命運。我真的找到了一些很有趣的例子。
1978年，高考恢複，上百萬青年如過江之鯽般地湧向剛剛打開大門的大學，華南理工大學的無線電專業便招進了幾十個年齡相差超過20歲以上的學生，其中3位是李東生、陳偉榮、黃宏生。十多年後，他們三人分別創辦了TCL、康佳和創維，極盛之時這三家公司的彩電產量之和佔全國總產量的40%。
也是1978年前後，從湖南和四川的監獄裡先後走出了兩個當地口音很重的男人，他們一個叫楊曦光，一個叫牟其中，他們入獄是因為他們分別寫了一個同題的萬言書《中國往何處去》而被打成反革命。在向來崇尚憂國論道的湖南和四川，他們是公認的「地下青年思想家」，是時刻準備用熱血去喚醒迷亂中的祖國的大好男兒。這是兩個如此相似的男子。楊曦光出獄後就參加了全國高考並一舉登榜，3年後他成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生，再兩年考入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博士研究生，他後來改名楊小凱，成為中國經濟學界的代表人物，他用模型、數據和十分尖利的思想在理性層面上一次又一次地拷問年輕時提出過的那個問題，在2004年，皈依基督教的他離開人世。而牟其中則走上了另外一條更驚心動魄的道路，他出獄後當即借了300元，創辦了一家小小的貿易公司，隨後的10年里他通過「罐頭換飛機」等手法迅速暴富，竟成為最早的「中國首富」之一，他的政治熱情從來沒有喪失過，反而在首富的光環下越來越濃烈，終而他在年過50之際再度入獄，至今還在武漢的監獄中日日讀報，有時還寫出一兩封讓人感慨萬千的信件來。
這樣的關於命運的故事將貫穿在整部企業史中。在我看來，企業史從根本上來講就是企業家創造歷史的過程。只有通過細節式的歷史素描，才可能讓時空還原到它應有的錯綜複雜和莫測之中，讓人的智慧光芒和魅力，以及他的自私、愚昧和錯誤，被日後的人們認真地記錄和閱讀。在1978年到2008年的中國商業圈出沒著這樣的一個族群：他們出身草莽，不無野蠻，性情漂移，堅忍而勇於博取。他們的淺薄使得他們處理任何商業問題都能夠用最簡捷的辦法直指核心，他們的冷酷使得他們能夠撥去一切道德的含情脈脈而回到利益關係的基本面，他們的不畏天命使得他們能夠百無禁忌地去衝破一切的規則與準繩，他們的貪婪使得他們敢於採用一切的手法和編造最美麗的謊言。
他們其實並不陌生。在任何一個商業國家的財富積累初期都曾經出現過這樣的人群，而且必然會出現這些人。我相信，財富會改造一個人，如同繁榮會改變一個民族一樣。在書稿整理的某一個夜晚我甚至突然生出過一個很怪異的感慨：我很慶幸能生活在這個充滿了變化和激情的大時代，但是說實話，我希望它快點過去。
三
過去20多年裡，中國市場上存在著三股力量：國營公司、民營公司、外資公司。在我看來，一部中國企業歷史，基本上是這三種力量此消彼長、相互博弈的過程，它們的利益切割以及所形成的產業、資本格局，最終構成了中國經濟成長的所有表象。
在很大程度上，民營經濟的萌芽是一場意外，或者說是預料中的意外事件。當市場的大閘被小心翼翼地打開的時候，自由的水流就開始滲透了進來，一切都變得無法逆轉，那些自由的水流是那麼的弱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