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乙
這次，到台灣去，在老舍先生的有關問題上，發現台灣人對老舍之死普遍感興趣，但所知甚少，基本上仍停留在我們十多年前的認識水平上，所爭論的問題，也是我們早已解決了的。
在台北《中央日報》副刊舉行的兩岸文學座談會上，台灣作家姜穆先生髮言，說他一直認為老舍先生之死是他殺所致，理由有三：一、他死後腹中無水；二、腳下無泥；三、鞋襪都在岸上，結論是他並非投水自殺，而是被謀殺之後將屍體運來擺在了太平湖邊。
我當時在會上說：這個問題早已有了一致的看法，大背景是「文革」的殘酷迫害，具體死因是投水自殺。我舉了五點理由，略加說明，並說我寫過兩篇比較詳細的文章，可以參考，一篇叫《父親最後的兩天》，另一篇叫《死的呼喚》，後來又編了一本專門的書，叫《老舍之死》，說得更為詳盡，台灣方面也早就有了盜印本。
會上沒有來得及展開討論。看來，我並沒有說服姜穆先生。我回北京之後，看到他在《中央日報》長河版發表了一篇題為《被「文革」烤「文火」——老舍真是自殺？》的文章，還是重複了「他殺」的說法，這才使我覺得，問題並非那麼簡單，還是有再討論的必要。
其實，「他殺」和「自殺」的討論之所以必要，與其說對解開老舍之死的迷至關重要，還不如說，這個問題的解決對了解老舍這個人更有意義。
一次，和冰心先生聊天，她突然冒出一句：
「我知道你爸，一定是跳河而死！」
我問：「您怎麼知道？」
她不假思索地說：「他的作品裡全寫著呢，好人自殺的多，跳河的多。」
像《四世同堂》里的第二代，祁天佑老爺子，受辱後，沒有回家，直接走到西直門外，一頭扎進護城河裡。
像《茶館》里的王掌柜，受盡人間折磨之後，說了一串耐人尋味的話，諸如對小孫女說：「來，再叫爺爺看看！」「跟爺爺說再見！」「萬一我晚上就死了呢！」最後上吊而亡。
像《貓城記》里的小蠍和大鷹，後者把自己的頭割下懸在大街上，為了喚醒群眾。
像《火葬》里的王排長和石隊長，前者重傷後舉槍自盡，後者用盡了子彈，放火自焚。
像《四世同堂》里的錢太太，一個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賢妻良母，丈夫被捕，兒子一個陣亡一個被害，她不哭，不說話，一頭碰死在兒子的棺材上。
像《老張的哲學》，這是老舍先生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寫它的時候，作者不過二十六歲，它的女主人翁，叫李靜，是一位可愛的文靜姑娘，最後也是自殺而死。
在寫李靜自殺之前，小說中有這麼一段伏筆：
「人們當危患臨頭的時候，往往反想到極不要緊或玄妙的地方去，要跳河自盡的對著水不但哭，笑，而且有時候問：宇宙是什麼？生命是什麼？……那自問自答的結果，更堅定了他要死的心。」
這裡說的是自盡，而且偏偏是跳河。
冰心先生的話極對，極準確。她深知老舍先生。他們是老朋友，知根知底的。
一個作家的作品中主人公的命運和他本人的命運，當然，用不著去劃等號；但是，這些描寫畢竟是他本人思緒的事物，所以，作家本人的身世往往會在他筆下的人物身上找出某些痕迹來，這倒是不容忽視的參照。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作品便是作家本人的腳印，表面上並不連續，顯得雜亂無章，東一個西一個，但總體上看，可以覓出一個大概的走向。
從這個角度上看，作品是作家命運的相當可靠的「預報器」。
不連貫的軌跡也好，命運預報器也好，作品中的對應點對作家的研究者來說，都太有用了。
畢竟，作品是作家身外的第六感，它們來自他，由他而生，和他有著看不見摸不著而確實存在的內在的聯繫線。
這就是要注意作品的提示性的原因。
如果仔細找的話，在老舍先生的自述中，主要是散文、書信中，還可以找到不少獨白性的自我描述。
這些獨白，是地地道道的他的思想的反映，是他的生死觀，是他的人生哲學。
這些獨白極為重要，實際上，是理解老舍結局的鑰匙。
一九四一年，抗戰中，文人們建議設詩人節，還真成功了，為此老舍先生寫了一篇題為「詩人」的小文，發表在當年五月卅一日的《新蜀報》上。這裡面有這麼一段話，是談詩人特質的：
「他的眼要看真理，要看山川之美；他的心要世界進步，要人人幸福。他的居心與聖哲相同，恐怕就不屑於，或來不及，再管衣衫的破爛，或見人必須作揖問好了。所以他被稱為狂士、為瘋子。這狂士對那些小小的舉動可以無關宏旨而忽略，叫大事就一點也不放鬆，在別人正興高采烈，歌舞昇平的時節，他會極不得人心的來警告大家。大家笑得正歡，他會痛哭流涕。及至社會上真有了禍患，他會以身諫，他投水，他殉難！」
這最後一句話，簡直是在說他自己了——及至社會上真有了禍患，他會以身諫，他投水，他殉難！
實在是太準確了，就是這麼一回事。
我見過不少好心的朋友，他們對我說：老先生性子太暴，其實，忍一忍，躲一躲，過了那可怕的幾天，也就闖過來了。
聽到這兒，我總是直截了當地反駁道：您不了解他，不會的，他必死無疑。活過了八月二十四，活不過九月二十四，活過了九月二十四，活不過第二年的九月二十四！
他的氣質，他的性格，他的信念，決定了他的命。
一九四四年，抗戰最艱苦的時候，日軍欲從貴州獨山方向包圍偷襲重慶，重慶方面嘩然，紛紛準備再向西撤，向西康方向逃，友人蕭伯青問老舍：「您怎麼辦？」他脫口而出：「北面就是濤濤的嘉陵江，那裡便是我的歸宿！」
此話傳出後，朋友們紛紛寫信來詢問虛實，老舍先生在給王冶秋先生的信中是這麼回答的：
「跳江之計是句實談，也是句實話。假若不幸敵人真攻進來，我們有什麼地方、方法可跑呢？蓬子說可同他的家眷暫避到廣安去。廣安有什麼安全？絲毫也看不出！不用再跑了，坐等為妙；嘉陵江又近又沒蓋兒！」
嘉陵江又近又沒蓋兒！
這是中國有氣節的文人的一個含淚的慘笑，俏皮，悲壯，悲憤，十足的老舍味兒。
千萬不要以為老舍先生是一個輕視性命的人，似乎動不動就要捨去了自己的生命。不是這樣。大敵當前，他是準備拚命的。他的這種誓言，可以找到幾十萬字！誰都知道，他是最大的「抗戰派」，而且是個拚命的務實的抗戰派。他舍妻棄子隻身逃出濟南，來到武漢、重慶，投入抗戰的洪流中，當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戰協會的總負責人，只有在夜深人靜時，想家想親人，暗暗地落淚。他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深夜十點寫給陶亢德先生的信里說：
「我想念我的妻與兒女。我覺得太對不起他們。可是在無可奈何中，我感謝她。我必須拚命地去作事，好對得起她。男女間的關係，是含淚相誓，各自珍重，為國效勞。男兒是兵，女子也是兵，都須把最崇高的情緒生活獻給這血雨刀山的大時代。夫不屬於妻，妻不屬於夫，他與她都屬於國家。」
這樣的信充滿了熱情，充滿了對生活的眷戀，是生命的讚歌。
當這樣一位有情有趣有血有肉的人說他要去自殺時，顯然，是發生了天大的事，或者，有一件天大的事佔據了他的整個腦海。
這事，便是氣節。
老舍先生有一段類似格言的話，寫在抗戰剛剛結束時，發表在一篇叫作《痴人》的短文里：
「誰知道這點氣節有多大的用處呢？但是，為了我們自己，為了民族的正氣，我們寧貧死，病死，或被殺也不能輕易地丟失了它。在過去的八年中，我們把死看成生，把侵略者與威脅利誘都看成仇敵，就是為了那一點氣節。我們似乎很愚傻。但是世界上最良最善的事差不多都是傻人干出來的啊！」
這老舍式的格言真的伴隨著老舍先生自己走完了他的一生，為他的生命划下了一個完整的圓圓的句號。
氣節也好，投水也好，殉難也好，身諫也好，前提是是非判斷，而是非判斷的前提是獨立思考：舍此便沒有一切。
老舍先生是「文革」最早的殉難者之一。
一個合理的問題：那麼早，他能看出有問題嗎？
要知道，當時絕大部分人對「文革」是看不清楚的，相反，都心悅誠服地，虔誠地跟著毛澤東走，以為自己是錯的，以為自己寫的東西是毒草，自己需要徹底的改造。在作家群中大概只有茅盾先生，憑藉他的豐富黨內經歷，有不同的是非判斷，斷然採取了不參加、不合作的態度。他的老資格地位對他也有天然的保護作用。他的情況可以算是少而又少的例外了。
那麼，老舍先生呢？
他從一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