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後，我才明白了文藝須為人民服務的道理，也就按照這個方針去進行寫作。這是個很大的收穫。有此理解，我才不但改變了寫作的態度，而且改變了做人的態度。這就是說，我須站在人民裡邊，而不該高高在上，站在人民的上邊，像從前那樣——從前，雖然對人民也有同情，也想為他們說話，但總以為自己的文化水平比他們的高，見識比他們的廣，我須幫助他們，他們幫助不了我。到解放後，才慢慢明白過來，這種知識分子的優越感是狂妄的。事實證明：有黨的領導和人民的創造才有新社會的一切。作家除了接受黨的領導，和向人民學習，便很難寫出像樣子的作品。作家不應是替人民說話，而是應該向人民學習，說人民的話。看清楚這一點，人民與我自己的關係就有了很大的變化：人民應該是作家的良師益友，作家不該自高自大。替人民說話的態度，也就是舊小說里俠客偶然替人民打抱不平的態度。一旦俠客而投靠「清官」，便變成了統治者的爪牙，如黃天霸了。說人民的話，可就不是這樣「玩票」的態度；必須在思想與感情上和人民一致，站在同一的立場上。
以我自己來說，我雖沒有什麼專門學問，可是究竟讀過一些書，而且會編寫一些故事。於是就覺得自己必定有些天才，也就不由地驕傲起來。一驕傲，就看不起人民，脫離群眾。越重視書本，就越輕看現實生活；越自居天才，就越輕視人民的智慧。一來二去，把自己的知識和人民的知識隔離開來，以為自己的知識是一般人民所不易得到的，而自己更無須去了解人民，從人民中吸收知識。這樣，自己的知識本極有限，而又不肯拜人民為師，去豐富知識，特別是階級鬥爭的知識，所以作家便非狂傲不可了；不到狂傲無知的程度，便不易維持住自己的優越感了。我在解放後，才有了這點認識。是嘛，看一看全國各處的從無到有的建設，就馬上會明白，每一項建設都需要多少知識呵，我們自己的那一點點知識真是滄海之一粟啊！再就革命來說，人民的鬥爭經驗是多麼豐富，黨的領導是多麼英明，我們在作品中反映了多少呢，反映得怎樣呢？這麼一想，就不該驕傲，並且應下決心向人民學習了。
我生長在寒家，自幼兒即懂得吃苦耐勞。可是，我所受的教育是資產階級的教育。因此，即使我不曾拚命地去爭名奪利，可是也不肯完全放棄名利。這就是說，在舊社會裡，我雖沒有無恥地往高處爬，可是也不大明確自己究竟是幹什麼的。寫作是為了什麼呢？想來想去，似乎還是為了個人的名利，很難找到別的解釋。直到解放後，我才找到了正確的答案，知道了我應當為人民服務。有了這個答案，我才真正認識了自己是幹什麼的，不該再在名利圈子裡繞來繞去了。
這樣，我就拚命去寫作了。只要是人民需要的，我就肯寫。我對各種文藝形式都一視同仁，沒有值得寫和不值得寫的分別。我寫話劇，也寫戲曲；我寫論文，也寫相聲。在我看，米麥和雜糧各有各的用處，就都值得耕種；筆耕也是如此。
在寫作而外，我也參加許多社會活動和文藝團體的工作。有一次，一位來自資本主義國家的朋友善意地對我說：你為什麼要參加那些活動和工作呢？你是作家，你應當專心寫作！當時，我沒有答辯，怕得罪了客人。可是，我心裡有數兒，知道自己是新社會的作家。我不能專顧個人的名利，去埋頭寫作；（那恐怕也寫不出什麼！）我必須到社會需要我的地方去。這要是擱在解放前，我必定感謝那位客人，而覺得忙於社會活動等等是不必要的。可是，這發生在不久以前，所以我感到心安理得，應該參加那些活動 。這個事例或者也足以幫助說明，把資產階級的個人名利思想放在第一位，則個人與新社會的關係沒法擺正，處處彆扭。反之，若把為人民服務放在第一位，則個人與社會的關係水乳交融，親切愉快。
老舍曾對兼職過多表示過看法，「少叫我開會，多鼓勵我寫作」。對頻繁的社會活動，他其實內心是很苦惱的。
舊社會的知識分子里，有的自居清高，不問政治；有的關心政治，而以個人名利為出發點，想升官發財。我大概應屬於前一類。不問政治使我感到清高，這也是一種優越感。在作人上我們都恥於巴結人，又不怕自己吃點虧。這樣，在那污濁的舊社會裡，就能夠獨立不倚，不至被惡勢力拉去作走狗。我們願意自食其力，哪怕清苦一些。
獨立不倚的精神，在舊社會裡有一定的好處。它使我們不至於利欲熏心，去趟混水。可是它也有毛病，即孤高自賞，輕視政治。莘田的這個缺點也正是我的缺點。我們因不關心政治，便只知恨惡反動勢力，而看不明白革命運動。我們武斷地以為二者既都是搞政治，就都不清高。在革命時代里，我們犯了錯誤——只有些愛國心，而不認識革命道路。細想起來，我們的獨立不倚不過是獨善其身，但求無過而已。我們的四面不靠，來自黑白不完全分明。我們總想遠遠躲開黑暗勢力，而躲不開，可又不敢親近革命，直到革命成功，我們才明白救了我們的是革命，而不是我們自己的獨立不倚！從而都願隨著共產黨走，積極為人民服務，關心政治，改造思想。
正因為我一向不關心政治，所以今天我寫不出政治性強烈的作品來。不錯，看到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建設，我的確有了政治熱情。可是，政治熱情只能是創作的鼓動力量，而不能代替政治鬥爭經驗，也不能代替對政策方針的正確認識。政治熱情促使我欲罷不能地去寫作，可是寫什麼呢？這就成了問題。
要描寫今天的社會，而不知道今天的政治，就連一個人物也寫不出來。這是我的經驗之談。看吧，以前的沿街打小鼓、收買舊貨的，不是講究買死人、賣死人嗎？今天他們怎樣了？他們有的已改為沿街代廢品公司收貨、公平交易的服務員了！他們怎麼變的？是自發的？不是！在他們的改變過程中有許多許多政治工作。好啦。想想看，作家而不關心政治，找不到打小鼓的如何改造的來龍去脈，怎麼去創造這類的人物呢？打小鼓的如是，理髮師也如是！一切人都如是！光提藝術性怎能解決問題呢？這個人進步，那個人落後，拿什麼作標準？還不是政治覺悟？這樣，今天要談藝術性，就首先應該談政治性。藝術應該為政治服務，而且非此不可。除非我們看明白新社會的政治力量與影響，我們就無法明白每個人與社會的正確關係，也就寫不出人物來。寫不出人物就沒有藝術性。我們不能再用舊眼光看何謂藝術。每個人，在今天，都受了程度不同的政治思想教育，這是史無前例的事；按照老一套的創作方法，怎能夠寫出反映出今天的現實的作品呢？政治是理解新社會生活的鑰匙。
我想：一個作家若能夠克服知識分子的狂傲的優越感而誠誠懇懇地去向人民學習；丟掉資產階級的名利思想，而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並且勤懇地學習政治，改造自己，或者才可以逐漸進步，寫出一些像樣子的作品來。
我雖然同情革命，但我還不是革命的一部分，所以，我並不真正理解革命，而對不理解的東西是無法寫出有價值的東西的。
我寫過《駱駝祥子》。那是因為，那時的世界是一個人人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自己位置的世界。那時人與人的關係很明顯，界線劃分得十分清晰，有人一貧如洗，有人富甲天下；有人被剝削，有人剝削人。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的東西，作家可以描寫這些現象，就像一個人可以用相機把它們照下來一樣。祥子不一定真的像我寫的那樣感覺和思想，但當我創造這個人物時，我可以設身處地，想像如果我在祥子的位置上，我會怎樣做。這種經驗是讀者也可以分享的，讀者可以想見自己拉著洋車，而不是坐在洋車上。任何沒到過北京的外國人也可以想像自己在同樣處境下的感覺。
從寫作角度看，那是一個相對比較簡單的情景，貧富差距十分明顯，飢餓和疾病造成了巨大的痛苦，而那些應該負責的人卻對此漠不關心。在中國，一個被接受的現實是千百萬人生存的價值就像一群牲畜，他們存在的理由僅僅在於為少數人服務，他們是消耗品，他們的性命一文不值。一些外國人也不把中國人當做和他們自己有一樣情感，一樣痛苦或悲傷的人類看待。
在那種時代，你要麼和那些認為社會現實是自然秩序的人同流合污，要麼就站在他們的對立面。這就是革命的實質。如果你相信普天下四海之內皆兄弟，那你也就沒什麼別的選擇了。你就是一個革命者了，你就會支持那些有勇氣、有決心改變社會現狀的人了。
但這並不是說我們就都是馬克思主義革命家了，我們也不是科學的改革家。當年參加五·四運動時，毛澤東並不是共產黨人，他也不可能是。當時，中國沒有人知道共產主義。但對毛澤東和我們大家來說，當時的狀況已經發展到讓人無法忍受了。革命開始喚起了大眾對自身處境的認識，他們被外國列強踢進了苦難深淵。從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運動以來，他們第一次看到，外國列強並不是中國統治階級的敵人，而是他們的同盟。外國帝國主義和中國的資本主義實質上是一丘之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