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使我有司馬遷和班固的文才與知識，我也說不全，說不好，……我愛，我熱愛，這個新社會啊！
在天壇舉行了控訴惡霸的大會。
本來，我的腿病警告我：不要去吧，萬一又累垮了！可是，我沒接受這警告。我這麼想：要搞通思想，非參加社會活動不可；光靠書本是容易發生偏差的。
會場是在天壇的柏林里。我到得相當早，可是林下已經坐滿了人。往四下看了看，我看到好些個熟識的臉。工人，農人，市民們，教授，學生，公務人員，藝人，作家，全坐在一處。我心裡說：這是個民主的國家了，大家坐在一處解決有關於大家的問題。解放前，教授們哪有和市民們親熱的坐在一處的機會呢。
開會了。台上宣布開會宗旨和惡霸們的罪狀。台下，在適當的時機，一組跟著一組，前後左右，喊出「打倒惡霸」與「擁護人民政府」的口號；而後全體齊喊，聲音像一片海潮。
人民的聲音就是人民的力量，這力量足以使惡人顫抖。
惡霸們到了台上。台下多少拳頭，多少手指，都伸出去，像多少把刺刀，對著仇敵。惡霸們，滿臉橫肉的惡霸們，不敢抬起頭來。他們跪下了。惡霸的「朝代」過去了，人民當了家。
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一的上台去控訴。控訴到最傷心的時候，台下許多人喊「打」。我，和我旁邊的知識分子，也不知不覺的喊出來：「打！為什麼不打呢？！」警士攔住去打惡霸的人，我的嘴和幾百個嘴一齊喊：「該打！該打！」
這一喊哪，教我變成了另一個人！
我向來是個文文雅雅的人。不錯，我恨惡霸與壞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訴大會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憤怒，激動了我，我變成了大家中的一個。他們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該，「袖手旁觀」。群眾的力量，義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澀。說真的，文雅值幾個錢一斤呢？恨仇敵，愛國家，才是有價值的，崇高的感情！書生的本色變為人民的本色才是好樣的書生！
有一位控訴者控訴了他自己的父親！除了在這年月，怎能有這樣的事呢！我的淚要落下來。以前，中國人講究「子為父隱，父為子隱」，於是隱來隱去，就把真理正義全隱得沒有影兒了。今天，父子的關係並隱埋不住真理；真理比爸爸更大，更要緊。父親若是人民的仇敵，兒子就該檢舉他，控訴他。一個人的責任，在今天，是要對得起社會；社會的敵人，也就是自己的敵人；敵人都該消滅。這使我的心與眼都光亮起來。跪著的那幾個是敵人，坐著的這幾萬人是「我們」，像刀切的那麼分明。什麼「馬馬虎虎」，「將就將就」，「別太叫真」這些常在我心中轉來轉去的字眼，全一股腦兒飛出去；黑是黑，白是白，沒有第二句話。這麼一來，我心裡清楚了。也堅定了；我心中有了勁！
這不僅是控訴幾個惡霸，而是給大家上了一堂課。這告訴我曾受過惡霸們欺負的人們：放膽干吧，檢舉惡霸，控訴惡霸，不要再怕他們！有毛主席給我們作主，我們還怕什麼呢？檢舉了惡霸們，不單是為個人復仇，也是為社會除害啊！這告訴了我，和跟我一樣文文雅雅的人們：堅強起來，把溫情與文雅丟開，丟得遠遠的；伸出拳頭，瞪起眼睛，和人民大眾站在一起，面對著惡霸，鬥爭惡霸！惡霸們並不是三頭六臂的，而是在我們眼前跪著，顫抖著的傢伙們。惡霸們不僅欺負了某幾個人，與我們無關；他們是整個社會的仇敵！
一位賣油餅的敦厚老實的老人控訴惡霸怎樣白吃了他的油餅，白吃了三十年！控訴完了，他轉過身去，向毛主席的像規規矩矩的鞠了一躬。這一鞠躬的含義是千言萬語也解釋不過來的。我也要立起來，也鞠那麼一躬！人民是由心裡頭感激毛主席。不是僅在嘴皮子上說說的！
這樣，我上了一課，驚心動魄的一課。我學到了許多有益處的事。這些事教我變成另一個人。我不能再捨不得那些舊有的習慣，感情，和對人對事的看法。我要割棄它們像惡霸必須被消滅那樣！我要以社會的整體權衡個人的利害與愛憎，我要分清黑白，而不在灰影兒里找道理，真的，新社會就是一座大學校，我願在這個學校里作個肯用心學習的學生。
一九四九年年尾，由國外回來，我首先找到了一部《毛澤東選集》。頭一篇我讀的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讀完了這篇偉大的文章，我不禁狂喜。在我以前所看過的文藝理論里，沒有一篇這麼明確地告訴我：文藝是為誰服務的，和怎樣去服務的。可是，狂喜之後，我發了愁。我怎麼辦呢？是繼續搞文藝呢，還是放棄它呢？對著毛主席給我的這面鏡子，我的文藝作家的面貌是十分模糊了。以前，我自以為是十足的一個作家，此刻，除了我能掌握文字，懂得一些文藝形式之外，我什麼也沒有！毛主席指示：文藝須為工農兵服務。我怎麼辦呢？從我開始學習文藝寫作起，二十多年來，我的思想、生活、作品都始終是在小資產階級里繞圈圈。我最遠的「遠見」是人民大眾應當受教育，有享受文藝的能力與權利。享受什麼樣的文藝呢？很簡單：我寫，大家念。我寫什麼呢？隨便！我寫什麼，大家念什麼。一個小資產階級的確是可以這樣狂傲無知的。這種狂傲使我對於工農兵，恰如毛主席所說的，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於描寫他們。我真發了愁。
毛主席提出了文藝服從於政治的道理。這又使我手足失措。我在小資產階級的圈子裡既已混了很久，我的思想、生活、作品，已經都慢慢地癱瘓了。我每每覺得我可以不吸收任何新思想，還是照舊可以寫東西。我的生活方式呢，似乎也恰好是一個文人所應有的，不必改變。作品呢，不管有無內容，反正寫得光滑通順，也就過得去了。這樣的癱瘓已久，使我沒法子不承認：文藝不但可以和政治分家，也應當分家；分了家日子好過！我以為，仗著一點小聰明和長時間的寫作經驗，我就可以安安穩穩的吃文藝飯。可是，毛主席告訴了我和類似我的人：你們錯了，文藝應當服從政治！
我怎麼辦呢？
首先，我決定了態度：我要聽毛主席的話，跟著毛主席走！聽從毛主席的話是光榮的！假若我不求進步，還以老作家自居，連毛主席的話也不肯聽，就是自暴自棄！我要在毛主席的指示里，找到自己的新文藝生命。
態度決定了，我該從哪裡下手去實踐呢？我不敢隨便地去找一點新事物，就動手寫小說或劇本；我既沒有革命鍛煉，又沒有足夠的思想改造學習和新社會生活的體驗，若是冒冒失失地去寫大部頭的作品，必會錯誤百出。我得忘了我是有二十多年寫作經驗的作家，而須自居為小學生，從頭學起。這樣，我決定先寫通俗文藝，這並不是說，通俗文藝容易寫，思想性與藝術性可以打折扣，而是說通俗文藝，像快板與相聲，篇幅都可以不求很長，較比容易掌握。
在從前，我寫一篇一百句左右的鼓詞，大概有兩三天就可以交卷；現在須用七八天的工夫，我須寫了再寫，改了再改。在文字上，我須儘力控制，既不要浮詞濫調，又須把新的思想用通俗語言明確地傳達出來，這很不容易。在思想上，困難就更多了。當我決定寫某件事物的時候，對那件事物我必定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可是，趕到一動筆，那點了解還是不夠用，因為一篇作品，不管多麼短小，必須處處結實、具體。我的了解只是大致不差，於是字裡行間就不能不顯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貧乏與毛病。有時候，正筆寫得不錯，而副筆違反了政策。有時候，思想寫對了，可是文字貧弱無力，沒有感情——只把政治思想翻譯一下，而沒有對政治思想所應有的熱情，就一定不會有感動的力量。有時候……。困難很多！可是我決定：第一不要急躁，第二不要怕求別人。我既決定聽從毛主席的指示：思想改造必須徹底，也就必是長時間的事；我就不能急躁。我必須經常不斷地學習，以求徹底解決。以前，我可以憑「靈感」，信筆一揮，只求自己快意一時，對讀者卻不負責任。現在，我要對政治思想負責，對讀者負責，急於成功會使我由失望而自棄。另一方面，我須時時請教別人。時常，我的客人，共產黨員或是有新思想的人，就變成我的批評者；我要求他們多坐一會兒，聽我朗讀文稿；一篇稿子不知要朗讀多少回，讀一回，修改一回。我自己的思想不夠用，大家的思想會教我充實起來；當他們給我提出意見的時候，他們往往不但指出作品上的錯處，而且也講到我的思想上的毛病，使我明白為什麼寫錯了的病根。
這樣，寫一小段，我就得到一些好處。雖然我從書本上學來的新思想不很多（到今天我還是有些怕讀理論書籍），可是因為不斷地習作，不斷地請教，我逐漸地明白了我應當怎樣把政治思想放在第一位，而不許像從前那樣得到一二漂亮的句子便沾沾自喜。雖然我因有嚴重的腿疾，不能馬上到工廠、農村、或部隊里去體驗生活，可是因為不斷地習寫通俗文藝，我已經知道了向工農兵學習的重要；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