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租界莫利愛路二十九號洋樓，是孫中山在上海的臨時寓所。孫中山離粵抵滬五個多月來，一直和年輕嬌美的夫人宋慶齡住在這裡。他一面遙控廣東方面的局勢，一面聯絡國內各派政治軍事力量。陳炯明的叛變，給中國革命帶來又一次重大挫折，今後的出路在哪裡？孫中山苦苦地思索著。近半年來，在他三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出現了一個特殊的轉機：共產國際開始關注他的事業，願意派代表前來中國，與他交換關於中國革命的看法。
去年七月，孫中山在桂林北伐大本營會見了由張太雷陪同來訪的共產國際的代表馬林。馬林在桂林住了幾天，向孫中山介紹了蘇俄十月革命的情況，孫中山也向馬林介紹了中國革命的情況。馬林臨別時向孫中山提出兩個建議：一，組建一個好的政黨，這個政黨要聯合各界人民，尤其是工農大眾。二，要有革命的武裝核心，要辦軍官學校。馬林這兩個建議正是針對中國革命所存在的兩個最嚴重問題而提出的，孫中山完全贊同。
孫中山來上海不久，馬林也到了上海。孫馬再次會晤。馬林告訴孫中山，共產國際已命令中國共產黨人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協助國民黨的改組和軍官學校的籌辦。蘇俄願意與孫中山建立聯盟，並給予各種支持。孫中山對共產國際和蘇俄的態度表示讚賞。緊接著，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李大釗由北京來到上海，會見了孫中山。李大釗向孫中山介紹了成立不久的中國共產黨的主張，並表示服從共產國際的命令，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孫中山同意。由張繼介紹，經孫中山親自批准，李大釗加入了中國國民黨。後來，孫中山又派張繼去北京，會見了蘇俄駐北京政府代表越飛，請求蘇俄給予中國革命以軍備援助。最近，孫中山為中國國民黨的改組採取了重要行動。公布中國國民黨的宣言，公布建國主張，同時在上海召開中國國民黨改進大會，胡漢民、于右任、張繼、李烈鈞等人出席了會議，決定今後中國革命分政治、軍事、黨務三個方面齊頭並進，務必達到成功的目的。
李大釗近日又來到上海，今上午再次拜會孫中山，就關於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問題進行磋商。這時秘書進來報告：有個叫楊度的人請求謁見。
「是皙子先生來了，快去請，請他進來！」孫中山高興地吩咐秘書，又轉臉對李大釗說，「這次平定陳炯明叛亂，楊皙子在裡面起了重大作用。」
「噢！」李大釗很覺意外，「過去的帝制餘孽，現在的佛門居士，居然會在平亂中起到作用，真有趣！」
孫中山笑道：「楊皙子是我的老朋友，外間對他的誤會很多，其實他是一個正派的有愛國心的人。過會兒我跟你詳細說說，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可以介紹你和他認識。」
李大釗說：「我當然願意。這樣一個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物，無論從哪方面來說，我都願意結識他，你們先談，我到書房裡看書去。」
李大釗剛上樓，楊度便由秘書陪同進了客廳。
「皙子先生！」孫中山一邊打著招呼，一邊快步上前，緊緊擁抱著楊度的雙肩，激動地說，「我很感謝你，所有真正的革命者都很感謝你，你為中國革命立了大功！快請坐，你什麼時候到上海來的？」
孫中山熱情的態度使楊度大為感動。寒山寺邂逅千惠子，以及千惠子的一番忠告，在楊度心靈深處引起巨大的震撼。與千惠子友誼的橋樑、永遠留在千惠子身邊的禮物——《湖南少年歌》中的詩句，像沉重的鼓槌在敲打著他的胸膛：中國如今是希臘，湖南當作斯巴達；中國將為德意志，湖南當作普魯士；若道中華國果亡，除是湖南人盡死。他不斷地審問自己：湖南並未成為斯巴達、普魯士，中國仍然面臨亡國的危險，你這個湖南少年真的要做一個心如古井的老居士嗎？瓜分豆剖之禍，亡國滅種之災，鞭撻流血之苦，欺凌壓榨之辱，難道都是空幻無物嗎？都可以充耳不聞、視而不見嗎？佛學的確可化解人間萬惡，「無我」的確可泯息人心邪念，但它至少需要有一個能保全腦袋提供溫飽的安定環境呀！因內部爭鬥而導致外人入侵，國將不保，頭將不存，何來研究佛學，宣傳無我？是的，要為中國的早日安定做一點實際的事情，至少要與禮佛同時進行。眼下，曹錕擁有十分強大的軍事實力，孫中山擁有無比崇高的政治威望，倘若說服孫曹聯合，則中國可迅速安定，外人覬覦之心也就可立予杜絕。辦好這件事後，再來全心思做凈化靈魂的終極大事。就這樣，楊度從蘇州來到了上海。
見孫中山的前一刻，他又想到，上次雖然制止了吳佩孚出兵，幫了孫中山的忙，但對孫來說並非一件大不了的事。相反地，前些年與袁氏父子攪在一起，解散國民黨，鎮壓黃興、胡漢民、李烈鈞的二次革命，直至復辟帝制，可謂與孫奮鬥了幾十年的革命事業針鋒相對，結下了深仇大恨，他會原諒嗎？
懷著這種複雜的心情走進客廳的楊度，在孫中山感恩而不記仇的豁達態度的感召下，不覺又慚又喜。
坐下，喝茶，幾句寒暄後，孫中山再次說起感激的話：「皙子先生，上次我派劉禺生去運動直系時，心裡還不存把握，更沒有想起你能辦好這件事。不料你急公仗義，奔赴保定，不費一槍一彈，退了吳佩孚的虎狼之兵，煞了陳炯明的囂張之氣，保全了國民革命軍的一支勁旅。現在我可以很高一興地告訴你，陳炯明就要完全失敗了，我即將勝利返回廣州。我們真要好好感激你！」
楊度說：「孫先生太客氣了，楊某不過踐自己的諾言而已，何來『感謝』二字。」
「皙子先生要踐的是哪句諾言？」孫中山見楊度說得如此輕鬆，心裡頗為佩服他這種立功不居功的古君子之風。
「那年在永樂園，我們爭論了三天三夜不分勝負。臨別時我對你說：我主君憲，若君憲成功，你幫助我；你主共和，若共和成功了，我幫助你。你還記得嗎？」
「哈哈哈！」孫中山開懷大笑起來，連連點頭，「記得，記得。你真是一個光明磊落的政治家，格守信念，一諾千金，當今政壇上缺的就是這種政治家品德呀！」
「孫先生過獎了。」楊度懇摯地說，「本來辛亥那年我就應該奔赴南京，投入靡下，為共和效力。怎奈袁慰庭於我舊恩深重，他出山辦事，我不能不幫他的忙。袁慰庭舊的一套根深蒂固，與革命黨難以共事，遂有癸丑年之役，當時我是支持他的。後來更有洪憲、辮子軍進京等鬧劇出來，我不能推卸自己的責任。我是太相信，也太忠於自己的信仰了。中國的君憲，一敗於前清，二敗於洪憲，三敗於張勳。有此三次失敗，證明君憲不能行之於中國，我楊某人也自認對主義盡忠了。我蟄居多年，直到這次才有機會踐諾，實在是太晚了，心裡很覺得對孫先生有愧。」
楊度這番出自內心的表白，令孫中山感動：「皙子先生，你的信仰和處境，我很理解。過去的一切都已成為歷史，也就不必太多追究了。我素來主張革命不分先後，什麼時候認識了，什麼時候再參加革命，革命陣營都是歡迎的。革命之事，最難得的是認識透徹。《尚書》里說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說的是認識容易，行動艱難。這話不對。後來王陽明提出知行合一的觀點，主張知行並舉。王陽明也沒有深刻認識知與行之間的關係，因此我在民國七年出版的《孫文學說》中提出知難行易之說，當時頗遭不少人的非難，現在黨人同志中越來越多的人理解了我的苦心。皙子先生，你的這個舉動再次為知難行易提供了一個絕好的例證。你為中國的出路苦苦探索了二十餘年，一直惑於君憲的學說，不能贊成共和的主張，可見知是何等的艱難；一旦認識了，便能很快付諸行動，為革命出力，可見知後之行是容易的。」
孫中山四五年前著的《孫文學說》，楊度也曾瀏覽過。他對「知難行易」的觀點並不能完全接受。他認為這個說法只能解釋一部分現象，不能解釋全部。《尚書》的觀點也應作如是看。倒是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比較可行。但是今天孫中山引用他的思想轉變作為闡述自己學說的例子，又的確很貼切。楊度不得不佩服孫中山過人的機敏。他痛快地說：「孫先生的話很有道理，很有道理！」
「誠如你剛才所說的，君憲已經過三次失敗，證明不能實行於中國。這一點，我們那年在永樂園的爭論已成定論；共和一定會取得勝利，這點也是定論。不過，」孫中山目光注視著楊度，停了片刻，繼續說下去，「革命還並沒有成功。民國八年，北京發生了五四事件，各地學生代表彙集上海，組織全國學生聯合會。我那時也在上海，聯合會成立後，我到他們那裡去演講，鼓勵學生們不要怕挫折，爭取最後的勝利。當時有個北大的學生領袖站起來對我說，孫先生，你的革命算不上革命，你的革命只是把大清門的牌匾換成中華門，這樣的革命不算徹底，我們要進行徹底的革命。當時不少人認為這個學生領袖狂妄，至少是不懂禮貌，但我不這樣認為。我立即回答他，你的話說得很對，我的革命一不徹底，二不成功，我和你們一道徹底革命。學生們聽了我的話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