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川律師來訪後不過三天，騷動就開始了。那時，媽還沒有正式回覆要不要接受五億圓的遺贈，也還沒有辦必要的手續。
即使如此，還是來了。
島崎說：「既然發生了地震，自然會產生海嘯；等海嘯來襲才驚慌地去找救生圈或逃生背心，是沒有用的。只能想辦法逃命，逃不掉就死心，在救援到來之前，能抓到什麼就死抓著不放就對了。」
第一個刊登這件事的，是專門在車站販售的八卦晚報。爸下班時買了一份，我看到報上的標題時，只真心祈禱大家把它當成像「板東英二 即將出任阪神總教練」之類的荒唐報導；祈禱鄰居不會看到這個標題；祈禱他們就算看到，也不會發現報上的「緒方家」就是我們家；祈禱印這份報紙的墨水配方有問題，所有的報導會在一個小時之後消失。
我的禱告，表面上老天爺似乎聽到了。那天晚上，沒有半個鄰居拿著晚報跑來問說：「喂，這個是不是在說你們家？」第三大我去上學的時候，也沒有同學隔著馬路喊：「唷，億萬富翁！」爸公司里的人也沒有說什麼，他回到家時一臉鬆口氣的樣子。
（還好沒怎麼樣嘛……）我們一時還這麼認為。
等之後再回過頭比較，這時算是剛起火的階段。燃燒的規模毫不起眼，微弱得讓人誤以為不必理會，它自然就會熄滅。但是只要仔細看，就會發現那些火併不是一般的小火苗，而是狼煙；而且狼煙這種東西，離得愈遠看得愈清楚。
我們一家人真正應該怕的，不是我們身邊的小社區，而是所有看得見狼煙的陌生人。那些蜂擁而至的陌生人，讓我們身邊那些原本應該很了解我們的人，都被拉到陌生人那裡去。在那之前什麼都沒發現的鄰居們，在外來的人告知之下，才發現原來自己腳邊已經燃起了狼煙。
繼晚報的報導之後，隔了兩天換周刊接著報導。從那時起，我家的電話就響個不停。有記者打來想採訪的，有親戚打來表示驚訝的，有性急的熟人打來借錢的，有打來募款的，還有許多奇怪的神經病打來恐嚇我們。尤其最後那種為數最多，讓人很不舒服。
接著有人開始找上門，電視台也來了。到這個地步，已經算是癌症末期了。我們似乎讓那些對八卦沒抵抗力的媒體（他們真的是嗎？）迸發了感染症，所造成的外在自覺癥狀種類之多令人嘆為觀止。
騷動的程度直線上升，用滾雪球來形容還不夠，簡直就像電影《幻想曲》里那支被魔法師學徒念了咒，自己會動的掃把一樣。不知道怎麼解開咒語的魔法師學徒為了停住掃把，只能從頭將它劈成兩半，一直劈一直劈，愈劈掃把卻變得愈多。對，就跟那個情況一模一樣。
只不過，我們和電影里演魔法師學徒的米老鼠不同，一開始念咒的不是我們；而且當掃把就要失控時，我們也沒有師父為我們解開咒語。
理智上我們當然明白，像我們這種住在東京老街的舊公寓，被房貸壓得喘不過氣來的上班族家庭，突然有人送上一份五億圓的大禮，當然值得大驚小怪。再怎麼說，日本也是一個打著「富豪排行榜」的名義，每年翻人家荷包翻到習慣的國家，怎麼可能放過白白獲得一大筆錢的我們？更何況這筆錢還是樂透獎金上限的五倍。
當然，我也不能假清高，說我以前對別人的八卦都沒興趣，因此這也許是理所當然的報應。可是啊，如果只因為我們家之前對藝人的離婚消息、受災戶的慘狀、嚴重的車禍現場，還有其他各種新聞看得津津有味，就得從天上掉下五億圓的鐵鎚來懲罰我們；那把我們家對講機按鈕按到壞掉，拆掉我們家隔音防水窗，鞋也沒脫就闖進鄰居家逼問「緒方家是什麼樣的人」，還厚臉皮到霸佔人家電話，向他們抗議還要打人罵人，甚至跑到爸的公司跟到廁所裡面，躲在校門後攔截上學的我，追著去買東西的老媽跑，害她在超市跌倒的這些人，天上應該掉下什麼來砸他們呢？足夠開第二家戴比爾斯公司的鑽石礦山嗎？
一開始，我們都儘可能地躲避媒體，也不接受任何採訪，但消息卻大量地從其他地方泄漏出去。所謂的「其他地方」，就是我們的親戚。我們不可能完全瞞著親人，自然會跟他們說明是怎麼回事，結果那些話全部流了出去。最嚴重的是爸那邊的親戚。
媽那邊外公外婆都在，還可以盯住他們；但爸那邊的爺爺奶奶很早就過世了，爸又是獨生子，只剩下什麼伯伯啦、堂兄弟啦、堂叔的兒子之類沒什麼直接關係的人，所以攔也攔不住。
這麼一來，與其讓他們去亂傳，不如我們自己把話說清楚。因此後來，我們狠下心來改變方針，開始接受訪問。
媒體——尤其是八卦節目高興得要命，說什麼這是難能可貴的佳話，把媽捧得天花亂墜，再冷不防地向我們打聽錢的用途。
前川律師也跟我們一樣慘遭媒體圍攻。他堅持律師必須遵守保密義務，把那些人全部擋在門外。但事務所前面整天被盯梢，也讓他十分困擾。
「澤村先生在某些特定領域很有名，」律師帶著些許疲憊的神情這樣跟我們解釋，「當他因癌症末期住院，委託我把財產變現、準備遺囑那時候起，就已經受到部分人士的注意。這場騷動是各位必須經歷的，只是一時而已，熬過去就沒事了。」
隨著騷動愈演愈烈，我們和律師事務所的聯絡也愈來愈難。失去了發泄的管道，爸顯得最焦躁。
我們三人自從被卷進這場前所未有的風暴後，很快就累得筋疲力盡。大家可能會認為什麼都不必做就有五億圓可以拿，忍耐一下不就好了，可是雖說是有錢拿，鈔票又不是就在眼前，我家也沒有突然變成豪華大廈。生活明明沒有改變，四周的環境卻一下子都變了，當然讓人受不了。我們又累又煩，愈來愈少說話，偶爾一開口就吵架，情緒變得暴躁易怒，一點小事就宣讓我們立刻抓狂。
尤其是爸媽，三不五時就擦槍走火。從什麼牙膏沒啦，垃圾忘了倒之類的小事開始，接著就陷入冷戰。他們以前從來不會為這種小事吵架，因此兩人一定是累了。像爸每天晚上從公司回來，臉頰就好像又凹進去了一點。
這時候的我們，就像三艘船頭綁在一起的遇難船，在看不到任何島嶼的汪洋大海中飄蕩。雖然看得到彼此的身影、聽得到彼此的聲音，卻無法互相幫助。更慘的是，無線電只聽得到雜音。
說來丟臉，當時我完全沒發現這些小爭吵並非只是情緒上的宣洩，其背後還有更深的含意；我也沒發現，只有找一個人把外來噪音當作一般雜音，聽過就算了。
那時候，我只不過是個「幸福的孩子」而已。
就像旋轉舞台轉啊轉的，事情終於要迎接新的局面。七月十四日——那時我真的是扳著手指頭等待暑假來臨，因此絕不會記錯日期。
當時，我每天早上都要躲避在上學途中突然冒出來的記者，拚命衝進校門；進去之後，還要忍受連老師都喊我「五億圓」的日子。唯一能夠脫離這種生活的合法手段就是暑假，我真巴不得暑假趕快到來。
在足球社練球時，去撿球就有球對準我的臉踢過來，練頂球就有人伸腿把我絆倒。不是我有被害妄想症，所謂的學校，就是硬把種種不滿用蓋子蓋住、再用螺絲栓起來的地方，要是哪裡產生裂縫，積壓在裡面的憤怒、不滿和怨念就會爆發出來。大家都戴著「開玩笑」的面具笑著發動攻擊，甚至連老師也摻一腳。沒辦法，老師也是人嘛。
當然，其中也有出面阻止這些惡作劇的老師，但畢竟寡不敵眾。雖然「學校有自治權」這塊盾牌可以抵擋媒體入侵，可是當校內騷動愈鬧愈大，導師便打電話到家裡，建議媽暫時讓我請假不要去學校，說是期末考也考完了，不會有什麼影響。
媽似乎也贊成，但是我死也不願意。也許大家會覺得我明明巴不得趕快放暑假，這種態度是自相矛盾，但我就是要爭這一口氣。你們能了解吧？
反正，當時的我，就好像足球比賽一開球，就發現所有的隊友都投奔到對方陣營、朝我方球門攻過來的守門員一樣，只能眼睜睜地愣在那裡。而且，連裁判都背對著我。
只有和島崎在一起的時候，我才能稍微喘口氣。因為他張大眼睛、豎起耳朵，努力做我這艘遇難船的錨，不讓我被帶到更危險的暗礁里去。
而且，第一個通知我事情發生變化的也是他。
那是學校放學、社團活動結束，大概傍晚五點半左右的事。我繞到島崎家，為了不妨礙店裡做生意，從後門爬到他那個天花板低得像閣樓的小書房，喝著他請的可樂。他們家就在我回家的路上，以前我就常去，這件事發生之後，為了躲避算準我回家時間的狗仔隊，也為了避免成為附近歐巴桑八卦的對象，我變得更常去他家。
「剛才在樓下店裡看到的，是這一期的。」
說著，島崎把一本八卦周刊丟給我。
「事情有了新發展，裡面刊了澤村的照片。」
我大吃一驚，把周刊撿起來。「真的嗎？！」
我會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