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我的目的地前幾站下了車，於是我終生記住了一個叫「五原」的地方。列車每到一站車廂里照例是一片慌張忙亂，有人提行李下車有人提行李上車擠來擠去大呼小叫，而那膽怯的男子卻鎮定若素，在昏暗的車燈下始終不放鬆對我的監視，見我沒有和她一同下車似乎還有點詫異。她一手拎個拉鏈包一手提個網線袋，磕磕碰碰地好不容易走出座位。到通道時她還回過頭匆忙地與我的目光對接了一下，但這世界上唯一的亮光僅僅一閃爍便被後面擠來的人撲滅。從此她隨著人流涌人茫茫人海，我再也找不到她的眼睛及同她的眼睛一樣的眼睛。
雖然在列車上她將男人的活力賦予了我，激發起我想與女人過「夫妻生活」的衝動或說是「發情」，但與真正的女人過了半次「夫妻生活」卻是在幾年以後。
在「一天等於二十年」的政治口號下幾年以後形勢確實有了很大變化，農場的群專隊早已解散，牛鬼蛇神紛紛出籠又上了台，那時叫做「恢複工作」。如今被管的人又管人管人的人又被管，這種勿須通過投票選舉的輪流執政據說是「無產階級專政下才有的真正民主」。想起來當年要在月經紙上去「找突破口」真毫無必要且非常可笑。「走資派」又當了場長，他也沒有借口私自用「國家財產」代替草紙而報復醫務室的小李小王。「走資派」沒有「鬥倒斗臭」卻被斗怯斗怕了，經過「鍛煉全體幹部的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鍛煉，他決不會再堅持原則主動工作，所以我也原諒他沒有專門成立個「勞改釋放犯」的小隊叫我當隊長。有時他回到原先群專隊的所在地也就是我勞動的生產隊來視察，見了我不過點點頭而已，不再誇獎我已經改造好了。當然我還不至於假到去問他為什麼失信，人一當官馬上就忘了他過去說的話。
不過憑良心說我的處境畢竟有很大改善。因為革命群眾失勢後再也不熱衷革命，才發現生活上不可缺少的柴米油鹽醬醋茶對他們來說大大超過革命的重要性，而那時的社會主義怎麼也「為人民服務」不好這「開門七件事」，勞動婦女仍然用印滿「為人民服務」的硬邦邦的報紙墊月經帶，反正那種政治宣傳品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於是革命群眾開始大發牢騷，上工不幹活，幹活不出力，在田裡拄著鍬三五成群地「講怪話」。那些＊怪話」的反動性大大超過一九五七年的右派言論，我這個右派分子也就被他們看作是自己人了，革命群眾親見地稱我為「老右」。
本來我是可以申請到一間上房的，然而母親還沒有等到我把自己安置妥當便在偌大的北京孤獨地去世。這一段請讓我略去，我有權和那些有意迴避「文革」的人士一樣極力迴避會使自己崩潰的歷史。他們以為叫大家少談「文革」「文革」就會在民族的記憶中僅僅淡忘，果然，今天的大學生已經不太了解「大躍進」 及「文革」真正的歷史面貌，大學高中初中往下依次遞減，以至於毫無所知，一個後人無法超越的一貫偉大正確的神話，就在患有失憶症的民族中樹立了起來。那麼，是不是我盡量不談母親母親也會在我的記憶里逐漸消失？為了我的精神免受痛苦，我倒想試一試。
在農場，沒有家庭的單身農工過日子比較簡單：「兩個飽一個倒，家裡連個油瓶子都沒有，扯床被把一家子都蓋上了，炕上又沒個女人等他ｘ，這樣的人不叫他幹活他還閑得慌。」所以生產隊有個不成文的規矩，好像單身漢一定要比拉家帶口的工人幹得多。凡是遇上加班加點的工作或繁重勞動，隊長組長總是叫單身漢去。革命群眾雖然在政治上已把我當作普通人，但一致認為我是個特殊的勞動力，過日子又簡單勞動又好又沒女人等我Ｘ並且遵守紀律，叫幹什麼幹什麼，使用起來得心應手，這樣我就幾乎成了大家的工具。和我過了半次「夫妻生活」並給了我很大啟發的女人，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遇到的。
我的生產組長是個複員軍人，我從來沒有看見他和別人一樣扛著鐵鍬走路，總是把鐵鍬抱在地上來回跑，讓鐵鍬拍打著地面，他走到哪兒哪兒就叮叮哆哆響成一片。春夏秋冬他都不繫上衣鈕扣，個子又矮又注，過大過肥的衣服老是敞著兩襟一扇一扇地像他長出了一對翅膀，於是他就獲得了「麻雀」的外號。「麻雀」 既玩世不恭，喜歡用政治語言開玩笑，又對人從不曲里拐彎耍心眼，說話直來直去。一天他對我說他要想法把他老婆從別的組調到他管的這組來跟我一起幹活，我問他為什麼，他毫不隱諱地說為了好讓我多於他老婆少干。我說你他媽的真會佔便宜，他說有便宜不佔自不佔，「當官的有權不用過期作廢，我這個小官也要趁有權的時候使喚使喚你這個好勞力。」
不久，「麻雀」真的鼓搗隊長把他老婆調到我們這組來了。第一天上工他就當著全組工人宜布他老婆和我結成「一幫一的對子」。「一幫—一對紅」、 「開展談心活動好」、「要鬥私批修」等等都是那時的流行語言，順便他還說了句：「這樣也便於監督這個『老右』嘛！」說完又連忙向我打恭作揖，「玩笑玩笑！你老右別放在心上。」
「麻雀」老婆坐在田埂上納鞋底，一面笑著罵「麻雀」「婊子養的」一面瞟了我一眼。「麻雀」老婆不超過三十歲，模樣長得很端正眼睛也很大，她源我的一問好像給我猛地一擊，使我想起列車上遇到的她。後來我才知道她也是「五原」一帶的人，出生在烏拉特前旗一個叫「白彥花」的地方。她還給我說過那個地方出美女，「臉盤鼓鼓的，眉毛彎彎的，腰桿細細的，肚子平平的，奶於極極的，屁股翹涵的」。她介紹到哪個部位便用手揉搓她身上的哪個部位，帶動她全身都扭動起來因而使她的介紹非常生動具體。她自己就完全符合她的介紹，所以她的介紹實際上是一種炫耀。她介紹時我暗自想列車上的她大約與她的身材相當，遺槽的是列車上的燈光太暗。若干年後「三圍」成了女人身材的時尚標準，但那固定的機械的數字怎能體現出女人珠圓玉潤的靈動的美麗？從此她的身材便成了我看女人的特殊規格，後來我在巴黎用這種眼光看所有的模特與她相比都黯然失色。
可是剛開始的時候她確實是我幹活的累贅，譬如小組集體挖溝開渠，每人按二十公尺分一段，「一對紅」是四十公尺，這四十公尺全靠我一人吭咦吭味地挖，她只是鏟鏟浮土修修渠邊而已，多半時間無精打采地拄著鍬站著東張酉望，沒幹兩下就急不可耐地問現在啥時候了為啥還不吹哨收工。中間休息時，卻好像剛剛蘇醒過來開始活躍了。她愛唱一種叫「二人台」的地方戲，確切地說應該是「哼」而不是「唱」，因我從沒聽她唱過一首完整的曲子，她大概也不記得一首完整的戲詞，所以至今我回憶起她只聽見那悠揚婉轉的哼哼卻不知道她究竟哼了些什麼。她的序的音調純樸自然，節奏富有彈性，有很強的跳躍感，帶有黃土高原的開闊意境，給人極為悠遠而又歡快的感覺，聽膩了革命歌曲聽她哼哼倒也新鮮而動聽。
有一次我說你哼得挺好聽，不過到底唱的是什麼詞你能不能給我說一說，她說啥意思都沒有就為了給自己解「心焦」（心煩），唱詞是現編的，想到啥就唱啥。我說我在替你幹活你在旁邊看著你還「心焦」，你說我「心焦」不「心焦」？她說你要是「心焦」我就給你唱一個吧。說著她笑嘻嘻地唱道：
她隨唱隨笑，我也跟著笑。我說真把你沒辦法，你就「旁邊看」好了。她笑得彎下腰，又唱：
如果是兩人干「零活」，我就幹得更多了。「零活」包括很多農作項目：灌溉、起肥、打畜草、揚場及其他只需一兩人乾的零散雜工。我倆一「打零活」，她從不按時到工地，我幾乎幹了定額的一半，她才扛著鐵鍬或拿著鐮刀慢騰騰地走來，到我視線以內就小跑幾步，在我跟前就裝出氣喘吁吁的樣子總能說出一套理由，不是要給「麻雀」做飯就是孩子病了要去醫務室。後來經我證實多半也是真的，她大大小小有三個孩子，難怪「麻雀」要設法減輕她在生產隊的勞動，好讓她騰出手幹家務活。我也看出來她走到我視線以內開始小跑其實是對我表示尊重和因來晚了而內心不安，如果她像一般群眾那樣擺出高我一等的「革命」派頭，來晚了就來晚了，根本勿須在我面前裝模作樣，我又能把她怎麼樣？
有一次她來晚了的理由非常特別，那是在馬自起糞，大清早我已經將馬圇的糞起了一半，太陽也升到房頂上，她才扛著鐵鍬疲憊地拖拖拉拉到工地。我埋怨說，你倒好，活還沒幹一鍬人倒乏了，一早晨你幹什麼去了？她笑了笑嘆道：
「你哪知道！『麻雀』每天早晨要ｘ個起床Ｘ，不ｘ不起床。唉……」
這個ｘ分別代表兩個詞，前面一個是動詞後面一個是名詞，是勞動人民包括犯人常用的語言，絕對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我也笑了，學她的口氣說他要ｘ你你不會不讓他ｘ，是幹活重要還是干那件事情重要？她臉上一副無可奈何而又心甘情願的表情，又嘆了口氣說：
「唉！有啥辦法？給男人當女人男人啥時候想ｘ就得給男人支上讓男人ｘ。」
這使我突然理解了「二杆子」的老婆，「二杆子」介紹「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