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寧萱的信
廷生，我全身心愛著的人：
世界上還真有你這樣的人，用這種方式來寫情書。你的生活是激揚、善良、鮮活的生活，你的所有觀點幾乎都"於我心有戚戚焉"。《聖經》中 說：
全律法都包含在"愛人如己"這一句話之內了。(《加拉太書5：14》)
我知道這片土地在你心中的分量，我再也不會像第一次跟你通電話時那樣勸說你離開了。
我已經知道，如果你離開了，你"安全"了，你的心靈將陷入更加痛楚和惶惑的狀態。
農民們歷來就是統治者們"理所當然"地犧牲掉的一群人。很少有人心疼他們。某些本來是出身自農家的孩子，在跨入"高等人"的圈子之後，反而會變本加厲地剝奪農民--在我身邊就有不少這樣的例子。
這個時代，由於競爭、由於戰爭、由於慾望，人們的心不再柔軟如花，而變得堅硬如鐵。
藝術也徹底地墮落了。我聽說，有一個所謂的"行為藝術家"，為了引起西方世界的注意，想出了這樣一個"行為藝術"：他到農村裡去用很低廉的價錢買了一個剛剛死去的嬰兒。然後通知西方媒體的記者和藝術界的人士，說他有一個重大的作品要展示。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傑作呢？他將嬰孩的屍體放在蒸籠里蒸熟，然後吃掉！
沒有信仰、沒有愛，藝術也就成了屠殺和犯罪。
冷酷真的很美嗎？這個時代究竟出了什麼毛病，非得以"酷"為美？
我記得泰戈爾曾經感嘆說："我對這些農民--我們的佃戶--上天的高大、孤弱、幼稚的孩子，懷有深深的憐憫；必須把事物徑直送到他們的嘴裡，否則他們就完了。當大地母親的乳房乾癟了的時候，他們不知所措，只會哭喊。然而，飢腸剛一填平，他們就會忘記自己過去的所有苦難。"印度跟我們一樣，也是一個農民的國家。印度的農民也在一片廣大的黃土地上苦苦掙扎著。
泰戈爾還說："如果在這個世界上必須有苦難存在，那就讓它存在吧；但總應該留下一線光明，至少留下一點希望的閃光，以促進人類中較高尚的部分，懷著希望，不停地奮鬥，以減輕這種苦難。"印度的農民是不幸的，但又是幸運的，他們有像甘地、泰戈爾、特蕾莎修女這樣一些與他們一同承擔苦難的心靈。
我們國家的農民呢？梁漱溟和晏陽初曾經發起"鄉村建設運動"，那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我又想起你在《底層體驗與體驗底層》一文中寫到的一段話："在年輕的專業人員都一心向上爬，而關注社會的積極性正日益消亡的時代，居然有一批人，放棄自己在廣告界、醫學界、法律界、金融界和戲劇界等部門的高收入、高地位和受人尊敬的工作，終日為窮人、無家可歸者、失業者和被剝奪公權的人四處奔走，儘管他們為數不多，但確實令人驚訝！"
你指的是一批美國的年輕人。
而我，也要做這樣令人驚訝的人，我不憚於為數不多，因為我知道有你，就已足矣。
你明白我的勇氣與決心嗎？
爸爸媽媽看了你的書，一方面很欣賞，另一方面卻又很擔心。他們說，要是再來一次"反右"和"文革"之類的政治運動，你一定會有牢獄之災的。原來，他們希望我能夠找到一個學理工科的男朋友，這樣可能會"安全"一點。
可是，我對他們說："爺爺不也是學生物的嗎？他照樣沒有能夠逃過劫難。"我想，有的東西是我們必須去承擔的，想躲也躲不掉。我深深地知道，做你的妻子，不是來分享你的榮譽，而是來與你相互攙扶著走過漫長的、沒有盡頭的坎坷之路。
這些天來，我正在讀捷克作家哈維爾寫的一本書--《獄中書簡--致親愛的奧爾嘉》。這本書直接印證了摩羅所提出的一個嚴峻的命題"巨人何以成為巨人"。
在中國，一旦發生變故，立刻便出現"夫妻本是同命鳥，大難來時各自飛"的結果。郁達夫的妻子王映霞、柏楊的妻子倪明華、李敖的妻子胡茵夢，都是在愛人最艱難的時候、最需要支持與安慰的時候，選擇了冷酷無情地背叛。
於是，郁達夫遠走天涯，葬身異邦；雖然熬過難關，走出牢獄，最終沐浴在解嚴以後的天空下，但他們精神上所受的傷害已經難以癒合了。這種傷害，直接影響到柏楊與李敖們的思想和創作，影響到他們對人生的基本態度和判斷。
我認為，柏楊和李敖晚年所犯的一系列錯誤，顯然都與當初心靈上受到的巨大創傷有關。
他們的思想里有太多的仇恨，因為他們是受過傷害的人，仇恨是一種自我封閉和保護的顏色。
他們的行為里有太多的謀略，因為他們是受過傷害的人，謀略是一種遊戲在刀刃邊上的聰明。
然而，聰明絕非智慧，恨也不可能完成最終的拯救。
與他們相比，哈維爾太幸運了。哈維爾的妻子奧爾嘉一直與丈夫一起無畏地面對邪惡。她沒有背棄他，相反，她給予了他最大的支持和慰藉。
哈維爾剛剛失去自由的時候，沒完沒了地向妻子提出請求和要求，不斷地交給她許多應完成的任務和須送給他的物品的清單，他不無一絲冷嘲地管它們叫"指示"。他為他們的郊外的農舍而感到擔憂，不僅因為它需要經常性的維修，而且房管部門似乎準備宣布將其沒收。他催促她考慮用他們的那套公寓房去換另外一套，去買些新傢具，找個工作，學會開車。他埋怨她不經常寫信，沒有回答他的問題，說她即使告訴他一些消息，也不夠具體，以至他無法知道她每天在幹些什麼。
在這些嘮嘮叨叨的背後，人們感覺到了哈維爾在突然被割斷與自己的朋友和同事圈子的聯繫後所感到的那種深刻的焦慮。這恰恰是偉人身上的渺小、偉人身上的真實。
除了哈維爾的律師之外，奧爾嘉是他與外界保持聯繫的唯一的紐帶。他靠她知道外面在發生些什麼事情，當他敦促她"多交際"時，他是在表達他內在的需要；通過她，繼續參與他那個團體生機勃勃的生活。
哈維爾直截了當地打聽這些事情：地下音樂會、非官方的討論會、新的地下出版物，那些討論、辯論和爭論，還有閑言碎語，想據此來了解那些她無法擺脫的東西。其內部情緒的每個變化，對他來說都是極為重要的。
奧爾嘉諒解了焦慮的哈維爾。她知道，他不是神。她清醒地知道，哈維爾的身上也存在著庸凡之處。於是，她竭盡全力地幫助哈維爾由軟弱走向堅強。
"家"在捷克語里的意思是"親密感"。有了奧爾嘉，哈維爾即使在監獄之中，也能夠體驗到"家"所蘊含的"親密感"。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當局不也許他們見面，這對於相愛的夫妻來說，無疑是殘酷的折磨。這是"後極權主義時代"的統治者特有的一種偷偷摸摸的邪惡，有點類似於小孩子的惡作劇。
但是，他們在通信中保持精神上的聯繫。因為通信受到嚴格的檢查，他們不得不壓抑住熱烈的感情，換了一種相對隱諱和冷靜的表達方式，他們將感情隱藏在信紙的背後。
在《獄中書簡》的序言中，哈維爾回憶起那段艱難的日子："奧爾嘉和我至少有兩百年沒有互相表白愛情了，但我們兩都感到我們大概是不可分離的。的確，在我的獄中書信里，你不會看到很多專門寫給我妻子的由衷的私房話。但即便如此，我想奧爾嘉也是這些書信的主角，雖然她確實是隱而不現的。這就是我為什麼要把她的名字置於本書書名中的原因。充溢於這些信中的始終如一的目標，其本身難道不就說明了某種證實這一點的東西嗎？"
這似乎不是一本言情的書信集，但是它字字都充滿了深情。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李敖後期的書信中，從頭到尾都充斥著對色情過度的渲染。這正從反面說明他在感情上受到過極大的傷害，也說明他在心靈深處是一個脆弱的人--無論他本人是否承認這一點。
這時，李敖已經不懂得"愛"了，他所謂的"愛情"不過是遊戲而已。青年時代的真誠和摯愛、健康和活力，青年時代的"赤子之心"，此時都已消失得無影無蹤。當然，也許李敖本人並不願意如此--是專制的權力和無情的女性將他傷害到這樣不堪的地步。於是，他逐漸喪失了對醜陋與輕浮的警醒，最終將醜陋和輕浮推向"審美化"的地步。
李敖有成為巨人的潛質，而遠遠沒能成為巨人。
與李敖的佯狂相反，哈維爾在平靜的文字中，堅守著人性光輝的一面。他說："我是一個作家，我的天職令我覺得道出我賴以生存的世間真理是自己的責任。"在他的作品裡，沒有一句誇張和辱罵的話。他的寫作風格和寫作態度，也驗證著他堅貞的理念--即使是在民主和人道的準則似乎已經毫無希望地喪失的時候，也不背棄這些準則。
哈維爾在現代捷克思想中佔有中心地位。哈維爾的寫作，代表著捷克思想和人類思想中最崇高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