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那輕柔的聲音，在濃郁的燭光之中流淌著。我不知不覺地閉上了眼睛，讓全身的毛孔都盡情地張開。像千百雙眼睛。讓這千百雙的眼睛來捕捉波浪的聲音。又像千百雙耳朵……
一、廷生的日記
一九九九年十月七日
昨天，生物系的老教授姚仁傑先生約我今天去他家中吃午飯。
剛認識不久的姚老師是一位"奇人"，我們的認識也頗有些機緣。
一九九八年，經濟日報出版社出版了厚厚三大卷的《思憶文叢--記憶中的反右運動》，三卷分別名為《原上草》、《荊棘路》、《六月雪》。錢理群先生為此書作一篇長序《不容抹煞的思想遺產》，在序言中，他給予這些事過境遷的"右派言論"以高度的評價。尤其是當年受到迫害的北大的老師和學生們的言論，更觸發了錢先生的感情和思索，因為他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員。
那些思想和言論超越了它們的時代，或者說，是時代落伍於那些鮮活的思想和言論。我更贊同後一種說法--他們太優秀了、太高貴了，邪惡如此嫉恨他們，黑暗如此恐懼他們。
雙方的對立是不可調和的。
於是，那些最優秀的人們，正要展翅高飛的時候卻被殘酷的命運突然折斷了翅膀。這個性格乖張的民族，千百年以來，總是以折磨和消滅自己的精英人才為榮耀，總是以不斷地走彎路為驕傲。
錢先生在文章的末尾寫道：
"今天重讀這些在特定歷史情景中寫下的文字，我無意在譚天榮對理想主義、英雄主義的堅守，和劉奇弟的正視現實與返歸平凡之間作出任何價值判斷，我只相信這都是人所有的真實的選擇。而且我懷疑他們所生活其中的(也是我們生活其中的)中國的現實能允許他們如願以償地實現自己的選擇。因此，我關心，並且想要追尋他們後來的行蹤。我要高聲呼喊--
譚天榮，劉奇弟，張景中，陳奉孝，錢如平，王書瑤，岑超南，蔣興仁，徐克學，陳愛文，江文，龍英華，姚仁廷生，龐卓恆，朱慶圻，杜家蓁……，所有右派兄弟姐妹，你們在哪裡？這幾十年你們是怎樣生活的？北大百周年校慶時，你們回來了么？作為真正的北大人，你們有什麼話要說？--北大，以至整個中國，都應該傾聽他們的聲音。"這篇文章最後註明"寫於燕北園"。這是錢先生寫文章的一個小小的習慣。
大概，他自己也沒有想到，這一細微的"線索"，終於引來了他所呼喚的那些名字深情的迴音。
錢先生提到的那些"右派"中，有一位名叫姚仁傑。一九五七年，姚仁傑是生物系年輕的助教，是著名生物學家張龍翔教授的得意弟子，他事業的風帆剛剛拉開。大概他做夢也沒有想到，自己會因為一篇《黨啊，我們批評你，是真正愛你，信任你》的文章而被打成"右派"。
暴風驟雨般，姚仁傑與那些北大最優秀的人才一起，被驅趕出校園，強行扭送勞動教養。從此，他失去了二十年的人身自由。後來，姚仁傑經歷了九死一生的考驗，又回到了北大。"前度姚郎"以自身卓越的學術成就，再次在北大站穩腳跟。他是當年被趕出北大的六百名"右派"中，又昂首挺胸地回來的那寥寥可數的幾個人之一。
他敏銳的思維還在，他充沛的激情還在，他爽朗的笑聲還在，然而，他的青春歲月再也追不回來了。
姚仁傑看到了錢先生的序言，看到了最後那心靈相通的校友深情的呼喚，又發現文章最後註明"寫於燕北園"，他大吃一驚--原來，他自己就住在燕北園。燕北園位於頤和園邊上，是北大老教師比較集中的一個居住小區。
姚仁傑放下書，立刻去居委會打聽錢先生的樓號、房號和電話號碼，他多麼想馬上就見到作者，回應作者的呼喚。很快，兩位老師聯繫上了。兩顆響噹噹的"銅豌豆"撞擊出了閃亮的火花。
一個是下放貴州窮鄉僻壤十八年的文學研究專家，另一個是在勞改農場掙扎了二十年的生物學家--他們共同承受了這所學校、這個國家的苦難。
他們曾經天各一方，卻又神奇地重逢在一個園子里。
姚老師讀過我的處女作《火》，也知道在校慶的高潮中我因為這本書而受到的種種壓力，他還在會議上向校領導仗義執言--北大如果連一名青年學子的批評都容納不了，還有什麼資格在未名湖畔樹立蔡元培先生的雕像呢？
姚老師知道我與錢先生來往親密，便通過錢先生打聽我的有關情況，並提出想跟我見面。
上個月中旬的一天，當我和摩羅一起到錢先生家時，錢先生就打電話請姚老師來一聚。初次見面一交談，我才知道姚老師也是成都人，我們是老鄉。老鄉見老鄉，自然是倍感親切。
姚老師已經是七十古來稀的年紀，卻還精神矍鑠，滿頭黑髮，聲如洪鐘。磨難不僅沒有毀壞他的身體，反倒讓他的脊樑像鐵板一樣壓不彎。他的性格開朗樂觀，一講話便滔滔不絕。他的目光銳利澄澈，還保持著孩子般的真誠。他說他就是關漢卿筆下的那顆永不屈服的"銅豌豆"。告別的時候，姚老師熱情邀請我們有空去他家做客，他親自下廚做川菜給我們吃。
過完了國慶的假期，姚老師來電話，約我們今天中午去他家吃飯。上午，我與摩羅、楊帆夫婦到了姚老師家，錢先生早已到了。而姚老師從一大早開始就在廚房裡忙碌著，一頭的汗水。
姚老師很快就擺上了滿滿一桌子的川菜。這樣高超的手藝，在大學教授里真是罕見。姚老師說，既然是學生物的，對飲食和保健就分外關注。我們一邊吃，一邊對飯菜的味道讚不絕口。
吃過飯，我們坐在一起聊天。兩位老師聊起人生中的風雨，感慨真是同中有異、異中有同。那個時代的閘門，在他們的肩膀上留下了相同的印記。他們共同經受了紅太陽的灼傷，他們共同反抗過那些實施精神奴役的企圖。他們以青春和自由為代價，換來了人格相對的完整。
正在這時，我的傳呼機響了。我掏出來一看，上面赫然寫著："寧萱小姐，請您回電話。"
這是我的傳呼機上第一次出現寧萱的痕迹。我躲到陽台上去撥通了寧萱留下的電話，是那個我熟悉的手機號碼。
"廷生，你在學校里嗎？你猜我現在在哪裡？"她的聲音，我只聽過一次，我的耳朵卻已經與她的聲音建立起了神奇的感應。那充滿磁性的、有水晶的質地和蘋果的香味的聲音，是獨一無二的。我從她的聲音里聽出了她的顧盼、她的輕顰、她的小小的頑皮。
"你在公司里？在家裡？還是……"
"都不是！我想你一定猜不到，我現在就在北京！"她在電話的那一邊得意地笑了。看來，她早已經策劃好了要給我一個意外的驚喜。
"真的嗎？你在哪裡？我馬上來看你！"我激動得手都有些發抖了，說話也有些語無倫次。
"我是跟公司的幾個同事一起來辦事的，我們住在長城飯店。白天還有很多工作安排，我晚上到北大來見你吧。"
"什麼時候？什麼地點呢？由你來定吧。"我有些迫不及待了，但又知道，還得保持一點"含蓄"。
"那麼，六點，在北大南門怎樣？我辦完事以後立刻趕過來。"寧萱說。她感覺到我的焦急，她在安撫我呢。
接著，她又有點不放心地問："你能從人群中認出我來嗎？我的身上可沒有什麼特別的標誌。好吧，我要考驗考驗你，看你的眼力如何。"
"我想，我應該可以認出你來。我們之間不是有心電感應嗎？我們肯定不會縱使相逢應不識的。"我毫不遲疑地說。我說話的時候，彷彿就已經看到一個女孩向我走來，一個模糊的身影，穿越曠野，穿越森林，向我走近了。
於是，我們就這樣快言快語地約定了第一次見面的時間和地點。
六點，北京的天已經是半黑了。正是華燈初上的時刻。
還有幾分鐘，我正準備出發，傳呼機響了。是寧萱的留言："我已經到了北大南門，請快來。"
我從宿舍騎著自行車趕過去。南門是北大的正門，雖然土頭土腦的，新添加的灰色大理石門匾好像是墓碑，但它好歹也是一個標誌性建築。一般與陌生的朋友第一次見面，我們都會約在這裡，即使是不熟悉北京的人，要找這裡也很容易。
剛剛過了一次奢華的國慶節。不知為什麼，中國人特別對某些整數有一種沒有理由的虔誠心態。今年是國慶五十周年，於是人們受到了這個莫名其妙的整數的支配。北大也不例外，南門口擺設了巨大的花壇和彩燈，即使在夜晚也照得四周金晃晃、閃亮亮的。這種張燈結綵的派頭，倒顯得這裡不像是一個安謐的校園，不像是一個書聲琅琅的學府，而像是衙門和官府。
我到門口，下了車，推著車出門。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了。
我四處張望，她在哪裡呢？
此時此刻的南門，人來人往，熙熙攘攘。在這裡等待朋友的人很多。忽然，我發現西北角站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