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碧雲
前言：
她說她寫完這篇文章很難過。
她說她這些年才懂得感激大學教育。
黃碧雲，或許是香港人生經驗最豐富的女作家，做過編劇、記者和律師，開過店子，曾在台灣、香港和法國讀過書，去過西班牙學跳費明高舞，更周遊列國。在大學裡，或許很多人都希望能像她，過著這麼不同的生活。甚麼樣的教育甚麼樣的經驗才能孕育出這樣的一個人？黃碧雲，由她大學畢業作品《傾城之戀》開始，和我們分享她的大學回憶。
「…離開大學很多年才明白，這才是教育，每個人讀自己喜歡讀的書，過自己喜歡過的生活。考試可以很符碌，前途就不大會謀算，不時還想著社會責任及承擔。後來我又知道，原來這就是大學教育培養出來的理想主義…」
黃碧雲，出生於香港。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傳播系，獲得香港大學社會學系犯罪學碩士和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法律系文憑，為合格執業律師。著有小說《其後》、《七種靜默》、《媚行者》、《烈女圖》、《無愛紀》、《血卡門》等，散文《揚眉女子》、《我們如此很好》、《後殖民志》，最新作品為《沉默。暗啞。微小》。其作品曾獲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小說獎、散文獎，香港藝術發展局文學新秀獎，更多次入選台灣年度小說選、各大報好書推薦。
我在法庭外面碰到了藍寶生。他沒有叫我的名字，我也沒有叫他，但只是面對面的站著，每人都穿一套深色西裝。離開學校後，當初那一兩年還有見面，最後一次可能是在一次舊生舞會裡面，他介紹女友給舊同學認識。我很討厭舊生會那一種比較成就的風氣，而且一群不再年輕的人聚在一起，在懷緬往事，也不是甚麼好品味，不然就說些兒女經，買樓經，我也感到無話可說，所以已經很多很多年沒有去那些所謂舊生聚會。那麼多年沒見，沒甚麼，就像從前在就業輔導處還是書局飯堂碰到一樣，講幾句漫無目的的說話。然後我說，我的客人到了，我要過去談談。他畢業後就在國泰工作，一直到現在，來到法庭是因為國泰跟另一間航空公司的訴訟。他說，再見。後來也沒有再見。想不到再見的理由。
畢業後沒見他，知道他去了中東住了幾年。我沒有告訴他我過去二十年做了些甚麼。我只說，不想做律師，想去跳舞。也會去。他說，你跟從前一樣。就好像我們從前很要好一樣。
在學校他讀商，我讀新聞傳播，也不知道怎樣認識。他那時候已經穿得像上班一樣上學。奇怪的是愛跟我們一伙人混在一起，我們一伙人都在詩呀電影呀張愛玲呀的想當藝術家，本科沒大興趣念，專事去學些不相干的藝術概論，西方音樂史，心理學；課餘就讀弗羅伊德和柏拉圖和利維史陀，考試就胡亂應付了事。同學也一樣不學有術，有人熟讀還珠樓主，有人開口就引詩經，有人專註新儒家。離開大學很多年才明白，這才是教育，每個人讀自己喜歡讀的書，過自己喜歡過的生活。考試可以很符碌，前途就不大會謀算，不時還想著社會責任及承擔。後來我又知道，原來這就是大學教育培養出來的理想主義。當我還在大學裡面的時候，我以為大學是給年輕人胡混和談戀愛的。
畢業的時候要做一個電視製作，作為期終作業。我將張愛玲的《傾城之戀》改編了，老師讀完劇本就皺眉頭，說看不明白。平日在男生堆里不大張揚的鍾榮亮居然仗義執言，說，趙老師，她這個叫做「文學劇本」，惹得全班大笑。或許他那一句「她這個叫做「文學劇本」」給我一個響亮的提示，我最後還是走上文學的道路，一去二十年。但當時我還是十分迷糊，沒想過當甚麼作家，只是喜歡給人寫信，從來沒有投稿或做甚麼創作。只是自己有一本筆記本兒，讀了甚麼看了甚麼想到甚麼，就寫下來。這個習慣一直維持至今。
藍寶生就是我的范柳原。叫他念「這一度牆，無論是升華還是浮華，都會成為過去」他念得很吃力。後來我就將對白變成旁白，我自己念。
很多年後，遊說：你拍《傾城之戀》，我做你的印度公主。你又要拍推鏡，我做完印度公主便下來給你推鏡頭。我們去飯堂借一架手推車來推，鏡頭就搖得很厲害。我只記得她當我的印度公主，忘記了她要推車的那一部份。忠就幫我打燈。我拍白流蘇回到上海老家的段落，找到了我姊的養父母的家，是一間鄉間老屋，白流蘇在發黑的鏡前梳頭。忠幫我打燈，但他很喜歡吃薯片，一邊打燈一邊卡察卡察的吃薯片，我說，你專心點不要吃薯片好不好。他畢業後一直在電影界，寫劇本，很艱難的拍了一部不見天日的戲。有時記起這件事就會埋怨我，幫你打燈還罵我吃薯片。
《傾城之戀》後來我在藝穗會放過一次，好像只得一個觀眾。那個觀眾看完之後說，D光打到爆哂。我的文學電影美夢，就此破碎。
游畢業後很快便找到工作，在藝穗會當接待，不是藝術家，但總算跟藝術家沾了點邊。我總取笑那些去藝穗會喝酒的人，每個人自稱藝術家。現在我已經到了大概會自視為藝術家的景境，但輾轉難言，見到我的出版社編輯，只長嘆一句欲哭無淚。現在去演講或做甚麼活動，總有年輕人問怎樣才可以當作家，我總是長嘆一聲，唯一可說的就是「可免則免」或「你要很堅強，很堅定，也要很清晰」。「你要很堅強，很堅定，清晰」，是把任何事情做好的條件。有這種堅持和奮鬥的精神，不會壞到那裡去，做甚麼事情都好。我第一份工作是在邵氏製片廠當宣傳寫手，做了兩個星期。第二份工作和游做同事，在無線電視當編劇。
大家都做第一份工作是和游吵了一次架。沒甚麼事，可能只是我妒忌她的藝術家工作。我本來和她一起住，我一天下班回家見她搬走了。沒說甚麼。其後我們還見面，一樣在無線編劇混的那個房間拉在一起耳朵貼耳朵的說話。那個時候當編劇很放任，上班叫「出現」，有時監製編審會問，某某某有沒有出現。游有一次一個星期都沒有出現，我打電話到她家，她的錄音留言說，游淑儀已經死了，請不要打電話來。我在那編劇房間大喊：游淑儀說她已經死了，不要打電話給她。後來她「出現」，沒有人問她為甚麼曠工。
最近又跟她吵了一次。她在問我破產的程序，我聽了很生氣，就高聲說：你不要隨便說破產好不好。破了產，很多事情不能做。她一直在哭，說認識我二十年了，我從來沒有高聲跟她說話。況且她也不是想破產。我一直在道歉，說得兩個人都在電話哭，就像少女一樣。但我們已經到了人說萬事哀的年紀。
但我知道不是因為破產或不破產。而是因為我們都非常迷失。
最近我做了一個讀書小劇場。感覺就像一個自己的喪禮，很多認識或不認識的人來看我。盧也來看我，完場以後跟製作人說，她的大學同學來找她。我見著她，說，吃過東西沒有，我們去吃東西。
已經好幾年沒見面，偶然通電話。她辭了職，現在放假。問我要不要去巴峇島，現在很便宜，我說好，做完表演那一個星期。
預備表演期間，一直哭。哭了長久以來沒有流下的眼淚。所以就想去一個甚麼也不做的短旅行。
旅行期間她忽然跟我說，有時想到自己，毫無理想，無所追求，夜半醒來會大哭。
我說，我明白。現在我很奇怪的，會讀那些創校和在校的老知識分子的書，像錢穆和勞思光。他們有知識分子承擔的精神。也因為他們的承擔精神，教育和感染，我們不是那些四處招搖開舞會的舊生，但我們會因為理想失落而大哭。
游最後還是離開了記者行業。我離開得比較早。盧也離開了。我們都曾相信新聞工作是我們的理想；不光是一個職業，而是一種承擔。當然實際工作的時候，成天不過在追追追，我笑說，好像登徒浪子，見到每一個人都約人吃午餐，一次不答應，約兩次，一直約，約到有個對象說，你真有耐性，你約我吃午餐約了足足一年。最後我忘記了有否跟這個人吃午餐。吃了午餐也不一定有新聞。
到後來當記者變成人見人憎。我臉皮薄，我不覺得我是個好記者，想想不如邊念個法律學位，邊專心寫小說。離開新聞工作後差不多一兩年便出一本小說，算是勤勞。
有幾年和忠很少見面，幾個月才通一次電話，是我們認識以來，來往最少的日子。在學校里他低我們一級，但他愛湊著我和游和祖利安一起去看電影排隊買藝術節的學生票出去拍照攪個亂拍亂貼的攝影展。我們夜裡潛入新聞系的工作室沖曬裱照片，游喜歡吃花生醬，我們預備要通宵工作，所以就買了花生醬，從廁所窗口潛入工作室。因為校警巡邏，我們都很驚，就踩爛了廁所的廁紙架，人都跌下，打破了花生醬，漫得一室花生醬的香氣。不知是否這樣的緣故，到現在我還是很喜歡吃花生醬。總令我接近那一種充滿想像和希望的心情。
忠比我們晚一年畢業，第一份工作也在無線電視，當助導，拍電視劇。他去日本讀日文那兩年，我去東京探過他一次，和他一起去京都。回來的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