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曾說過顛覆資本主義制度最好的辦法就是使其貨幣貶值。通過連續的通貨膨脹過程，政府可以秘密地、不為人知地沒收公民財富的一部分。用這種辦法可以任意剝奪人民的財富，在使多數人貧窮的過程中，卻使少數人暴富。沒有任何手段能像它（通貨膨脹）這樣如此隱蔽和可靠地來顛覆現政權了。這個過程潛在地積聚了各種經濟規律中的破壞因素，一百萬人中也不見得能有一個人看得出問題的根源。」——凱恩斯1919
本章導讀
凱恩斯稱黃金為「野蠻的遺迹」，這一「膾炙人口」的評價在中國早已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了。凱恩斯妖魔化黃金的動機是什麼？曾經堅決反對通貨膨脹的凱恩斯，怎麼會變成了黃金的死敵？
格林斯潘40歲時，仍然是金本位堅定不移的捍衛者，等當上了美聯儲主席之後，對黃金問題就開始顧左右而言它。雖然到2002年時，他仍然承認「黃金是所有貨幣的最終支付手段」，但是他卻「旁觀」了90年代西方中央銀行家們聯合打壓黃金價格的陰謀。
為什麼國際銀行家和他們的「御用」理論家們如此厭惡黃金？為什麼凱恩斯的「廉價貨幣」理論如此受寵？
在人類長達5000年的社會實踐中，無論什麼時代，無論什麼國家，無論什麼宗教，也無論什麼種族，黃金被世人公認是財富的最終形式。這種根深蒂固的意識，決不是凱恩斯等人幾句輕飄飄的「黃金是野蠻的遺迹」就能化解的。
人民對黃金與財富的必然聯繫早已成為生活中的自然邏輯。當人民對政府的政策和經濟形勢不看好時，他們可以選擇將手中的紙幣兌換成金幣,以等待惡劣的形勢出現好轉。紙幣自由兌換黃金實際上成為了人民最基本的經濟自由的基石，只有在此基礎之上，任何民主和其它形式的自由才具有實際意義。當政府強行剝奪人民將紙幣兌換黃金這一與生俱來的權力的時候，也就從根本上剝奪了人民最基本的自由。
國際銀行家們非常清楚，黃金決不是普通的貴金屬，從本質上看，黃金是唯一的、高度敏感的、深負歷史傳承的「政治金屬」，處理不好黃金問題，是會在世界範圍內掀起金融風暴的。在正常的社會狀況下，廢除金本位勢必引發嚴重的社會動蕩，甚至是暴力革命，只有在極端特殊的情形下，人民被逼無奈才會被迫暫時放棄自己與生俱來的權力，這就是為什麼銀行家需要嚴重的危機和衰退。在危機和衰退的威脅之下，人民最容易妥協，團結最容易被打破，輿論最容易被誤導，社會注意力最容易被分散，銀行家的計謀最容易得以實現。所以危機和衰退被銀行家們當作對付政府和人民最有效的武器在歷史上被反覆使用。
1929年以來的嚴重經濟危機被國際銀行家們「因勢利導」地達成了正常狀態下極難實現的「廢除金本位」的大業，從而鋪平了通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金融大道。
1. 來歷不簡單的凱恩斯
很明顯，凱恩斯在1919年參加巴黎和會時就已經認識到了通貨膨脹對人民和社會所造成的巨大的潛在傷害，他在那本使他一夜成名的小冊子《和平的經濟後果》中，深刻而尖銳地指出了通貨膨脹的實質，而德國1923年的超級通貨膨脹已經完全驗證了通貨膨脹的巨大殺傷力。
這一點恰如40歲發表《黃金和經濟自由》的格林斯潘，在文章中格老對通貨膨脹的見地與凱恩斯如出一轍，他指出：
「在沒有金本位的情況下，將沒有任何辦法來保護（人民的）儲蓄不被通貨膨脹所吞噬，將沒有安全的財富棲身地。這就是那些福利統計學家激烈反對黃金的秘密。赤字財政簡單地說就是沒收財富的陰謀，而黃金擋住了這個陰險的過程，它充當著財產權的保護者。如果人們抓住了這一核心要點，就不難理解有人對金本位的惡意誹謗了。」
正如格林斯潘所指出的那樣，金本位牢牢地遏制了通貨膨脹的泛濫勢頭。從這個意義上講，凱恩斯和格林斯潘都應該是金本位的堅定擁護者，他們又何以一個後來將黃金貶低為「野蠻的遺迹」，另一個平步青雲之後乾脆絕口不提黃金的貨幣地位了呢？
對格林斯潘而言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當格林斯潘投入了J.P摩根的懷抱，榮任J.P摩根公司和其它華爾街銀行的董事的時候，他開始明白金融江湖有金融江湖的規矩。當全世界的聚光燈都聚焦在格林斯潘深不可測的皺紋里的時候，恐怕只有他自己心裡明白他這個漢獻帝背後的曹操——紐約美聯儲銀行才是真正的決策者。2002年在國會聽證會上被德州議員保羅（RonPaul）追問急了，格林斯潘才表示自己從未背叛1966年的觀點，他至今仍然認為黃金是所有貨幣中的「最終支付手段」，美聯儲只是「模擬」（Mimic）著金本位制度。
凱恩斯的情況與格林斯潘有所不同。
美國著名學者莫瑞．羅斯帕德（Murray Rothbard）對凱恩斯的人格特徵有一個深刻的描述，他認為凱恩斯的極端自我中心主義、以英國統治精英自居和對社會道德的蔑視，對他的思想體系有著直接的影響。
尤其是在英國劍橋大學的秘密組織「使徒會」（Apostle），對凱恩斯的影響尤為巨大。歐美大學中的這種秘密組織，決不像平常人理解的大學同鄉會或文學社之類的鬆散社團，它們更像是深負宗教使命的精英核心，有的歷史長達百年，並且是終生保持緊密聯繫，構成了西方社會統治階層最堅不可摧的利益集團。
劍橋的「使徒會」由三一學院和國王學院的最優秀的12名成員所組成，這些人不僅要絕頂聰明，而且要出身顯赫，每一個人都註定會成為英國統治階層中的一員。他們每周六在一處秘密會所聚會，討論範圍從哲學、美學到政治、商業。他們有自己嚴格的清規戒律，同時也蔑視社會的普通道德，他們自認為擁有人類最智慧的頭腦，他們認為自己天生就是世界的統治者，並相互之間反覆灌輸這一信念。凱恩斯在寫給一位朋友的信中這樣說道：「我們這種道德上的優越感是不是有些自大狂？我有一種感覺，這個世界上的絕大多數人從來就看不見任何事物（的本質）（因為）他們太愚蠢，或者是太邪惡。」
在這個圈子裡，除了凱恩思和著名哲學家羅素這樣的學者型精英，還包括羅斯切爾德男爵這樣的金融巨頭。離開劍橋之後，每周六仍然參加「使徒會」秘密會議的成年使徒被稱為「天使」，他們積极參与選拔新使徒和其它活動。
比凱恩斯小几歲的維克多·羅斯切爾德（Victor Rothschild），就是那位掌握著整個大英帝國貨幣發行權的內森·羅斯切爾德的嫡孫，男爵封號的第三代繼承人。維克多與凱恩思同是美國「外交協會」（cil of Fionship）和英國皇家國際事務協會（Royal Institute of Iional Affairs）的積極倡導者，這兩個組織可謂是歐美政界的「中央黨校」，近百年來為歐美統治集團輸送了大批「幹部」。
維克多按歐美家族銀行的慣例在美國J.P摩根銀行工作過一段時間，對華爾街非常熟悉。他還是荷蘭殼牌石油公司的董事。維克多曾任英國情報部門（MI5）的高官，後來擔任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的安全顧問，他的叔叔愛德蒙·羅斯切爾德男爵被稱為「以色列之父」。在維克多的引見和提攜下，悟性極高的凱恩斯很快就嗅出了廉價的債務貨幣和通貨膨脹理論，才是當時國際銀行家孜孜以求的主攻方向。
凱恩斯對他自己政治上的謊言很少感到不安，因為他根本不需要受普通人的道德規範約束。他習慣性地假造數據來符合他的經濟理念。恰如羅斯帕德指出的那樣，「他認為原則只會妨礙他在正確的時刻取得權力的機會。因此，他願意隨時改變以前的信仰，在特定的情形下，即使為了一枚硬幣，他也會這樣做。」
凱恩斯明白一個經濟學家要想他的學說成為「顯學」，就必須有金融和政界的大腕們在幕後和台前叫好，按現在的名詞叫被「捧紅」。當凱恩斯辨明「歷史發展的正確方向」之後，他立刻施展出他真正的天賦：雄辯的口才和驚人的推銷能力。
在亞當.斯密、李嘉圖和馬歇爾的光環之下，劍橋似乎理所當然的會成為世界經濟理論的發源地。作為馬歇爾親手挑選的接班人，凱恩斯處在一個極為有利的位置上。1936年，他的主要著作《貨幣、利息和就業通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 and Money）出版之後，國際銀行家對這樣對他們心思體察入微的經濟學理論當然是愛不釋手，政治家們對這種「借錢、印錢、花錢」的廉價貨幣政策則表現出欲就還推的姿態，爭論與叫好立刻席捲了學術界。
凱恩斯早已確信他的廉價貨幣思想必將得到國際銀行家和政治家的大力支持，受到最大損害的普通人民本來就「太愚蠢，或者是太邪惡」，剩下來就是搞定學術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