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口的生存策略和生存空間
一天早晨，我躺在床上看周育民先生的《晚清財政與社會變遷》，平生初次見到「漕口」、「白頸」和「白規」這三個詞。反覆看了幾遍，竟然體會到生物學家發現新物種的快樂。
周先生引用了一段湖南巡撫駱秉章（1793-1867）的奏摺，介紹漕糧陋規的瓜分方式，其中出現了「漕口」一詞，轉抄如下：
官吏既視錢漕為利藪，刁衿劣監即從而挾持之，每人索費數十兩、百兩。人數多者，一縣或至數十人，名曰『漕口』。少不遂意，則阻撓鄉戶完納，或赴上司衙門砌詞控告，甚至糾聚多人，闖署毆吏，釀成事端。
這段話給出了一個獨特的社會群體的名稱，介紹了這個群體的人員構成、規模和收入，描繪了他們安身立命的根基和鬥爭策略。下邊拆開了細說。
明清兩代依靠運河南糧北調，供應京師和邊防，維持漕運近六百年。圍繞著漕糧的徵收和運輸，生長出一套盤根錯節的潛規則體系，專有名詞曰「漕規」。
漕規是對法定利益分配方式的私下修改。首先修改與農民的關係，通過「浮收」多刮農民幾刀；然後調整內部關係，根據各自的利害能力分肥。漕規在歷代都遭到禁止。我抄錄過江蘇省常熟縣的六塊禁革漕規的石碑，從明至清跨越130餘年，平均每代人都要在衙門和漕糧倉庫之前立碑一塊，禁革之詞也如出一轍地嚴厲而具體。
譬如乾隆十七年（1752）的禁革碑，就點出了胥吏剝刮農民的十四種花樣。碑文說，如果收漕糧者「故意憎嫌，篩揚刁蹬，明加暗扣，浮收斛面，並在倉人役勒索入廒錢、篩扇錢、斛腳錢、扒錢、酒錢、票錢、鋪墊等錢，並呈樣米、順風米、養斛米、鼠耗米，以及借稱積穀，按石勒捐，巧立種種名色，婪OOO者，定行分別參處。」
這些入廒錢順風米之類的花樣，就是禁革前農民每年多付的漕規。
這塊石碑上還點出了官員與胥吏分肥的五種花樣，禁止官員向「漕總記書」索取好處：「本官不許勒取朱價、贄禮、冊費、隨禮、門包等項。……倘印官婪收規禮，縱容O弊，定行嚴參治罪。」
在抄錄這些碑文的時候，我似乎能體會到立碑者的苦衷。經過數百年的博弈，誰輸誰贏早已見了分曉，各個群體利害相制，摸索出了一套各自相安的規矩。百姓應該出多少血，各級官員胥吏應該分多少利，彼此形成默契，構成了穩定的均衡狀態，形格勢禁，改動非常之難。這六塊碑本身就證明了改動之難。如果立碑真能解決問題，何必立上六塊？而且碑文所禁革的一些條目居然百年不變，甚至不肯改頭換面換個新名字。
在我當時的想像中，這六塊碑就好像威嚴的皇上，肅穆地屹立在那裡。如果大家願意理睬他，他就是極其令人尊敬的。如果大家不理他，糊弄他，他就變成一塊石頭，又瞎又聾，動也不動。我甚至想專門寫寫這六塊碑，追究一下它們所代表的東西是如何成為冤大頭的。但是我又有一些疑惑：如果說這些石碑不管用，人們為什麼還要一立再立？這是拉鋸戰的結果嗎？沽名釣譽的企圖嗎？難道真的一點用處也沒有嗎？
看到「漕口」的謀生方式之後，我認識到石碑上面的正式規則至少有一種用處：它顯示了漕規的不合法。這是潛規則分配體系的一個大把柄，「漕口」機敏地抓住了這個把柄，並且藉此安身立命。
漕口是由「刁衿劣監」組成的。「青衿」和「監生」泛指一群「生員」級別的讀書人，俗稱秀才。這些人年齡差別很大，從十幾歲的孩子，到六十歲的老人，只要考入府州縣的國立學校就算數。入學後，每天聽點名，在學官的教諭和訓導下準備考舉人。這些人收入微薄，正式在編的有一點廩膳（學生伙食費），大概每天兩升米的樣子。編外生連這點收入也沒有。
在童生——生員——舉人——進士的功名金字塔上，「刁衿劣監」位於倒數第二級。如果不能來個「范進中舉」，他們幾乎沒有謀求官職的機會。老百姓早就嗅出了他們身上的窮酸氣，給他們起了「窮酸秀才」之類難聽的名字。這種窮苦地位註定了漕規這塊肥肉對他們的吸引力，也鼓勵著他們的「刁」和「劣」。
「刁衿劣監」擁有平頭百姓所缺乏的優勢。其一，他們讀書識字，了解朝廷的法規。其二，他們生活在基層，經常與官吏交往，經常聚集在州縣學校里交流議論，知道官吏們違法分肥的內幕。其三，他們與更高級別的官員往往有私人關係，可以通過他們向上反映情況，至少可以自己「砌詞控告」。其四，他們已經進入吃官飯的隊伍，擁有比平民更多的權利，不那麼怕見官。而官吏要收拾他們，又難免驚動「教委」（學政）系統，不像收拾百姓那麼容易。其五，他們人多集中，就好像現在的大學生一樣，很容易通過集體行動分擔風險，增強力量，暗害一兩個人並不能解決問題。
總之，漕口熟悉信息通道，擁有信息優勢，他們是一張可以傷害漕規的嘴。意識到這些，就可以領會「漕口」二字的貼切和傳神。
這種合法的、低風險低成本的傷害能力價值幾何呢？根據駱秉章的描述，漕口每人索費數十兩、百兩。我們假定平均索費為五十兩。當時一戶中農的年收入不過價值二三十兩，僅憑這項收入，漕口竟可以養家糊口，過上頗為體面的生活了。漕口靠嘴掙錢，掙到的正是堵嘴的錢。
駱秉章說，多的時候，各縣漕口的人數可至數十。假如他們的分肥要求不能得逞，便會採取三種對策：一、阻撓農戶完納漕糧；二、赴上司衙門控告；三、聚眾闖入衙署，毆打官吏，釀成事端。
上訪告狀的策略是在意料之中的，不必多說。而發動群眾抗糧和衝擊官府毆打幹部均屬重罪，使用起來驚險萬分，特別需要拿捏好分寸。這個分寸就是：要讓分享漕規的既得利益集團認識到，如果他們不肯與漕口分肥，自己就別想繼續吃肉。事情鬧大了，鬧到上級不得不介入，不得不公事公辦的程度，漕口固然要吃虧，而既得利益集團吃虧更大，損失將遠遠超過漕口索取的那幾百兩銀子。兩害相權取其輕，還不如及時讓步。正因為算準了讓步是漕規利益集團最終的合理策略，漕口才敢鋌而走險。
「漕口」是湖南人的叫法。據周育民先生說，漕口在江蘇叫「白頸」。兩江總督陶澍（1779-1839）在《嚴禁衿棍包漕橫索陋規附片》說，有一種「米無升合，而白食漕規自數十兩至百兩者。人數最多之處，生監或至三四百名，漕規竟有二三萬兩，實駭聽聞。」
這段話進一步證明：漕口這個社會集團普遍存在，漕口集團的規模頗為可觀，集團分取的資源已經不是小數。
漕糧的陋規滋養了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就如同牛羊之類的食草動物滋養了虎狼之類的食肉動物。這並不是我杜撰的比喻。晚清思想家魏源（1794-1857）說：「崇陽圜萬山中，胥役虎而冠。凡下鄉催征漕米，久魚肉其民。」
他把勒索漕規的胥役比喻為戴著帽子的老虎，下鄉催糧就是去吃農民的肉。「戴著帽子的老虎」這個比喻形象生動，似乎魏源明確意識到這種食肉動物與食草動物的根本區別。他們所吃的食物不同，生存技能不同，在食物鏈中的位置也不同，確實是兩個物種。
順著這個比喻想下去，漕口屬於什麼動物呢？道光七年（1827年），最高領導給出了定性。皇上說，由於州縣找借口需索百姓，「刁紳劣衿因得持其短長，有所挾制」 。皇上明察，看出漕口以食肉動物為食，在食物鏈中處於更高的位置。這有點像虱子和蚊子，但虱子和蚊子不僅吸虎狼的血，也吸牛羊的血，而漕口卻以虎狼的血為主要食品。自然界的進化精彩紛呈，有了動物還會有專門麻痹它們神經的毒物，毒物之後還會進化出善於解毒的以毒物為食的動物，如此軍備競賽不斷升級，生態體系也日趨複雜豐富，每個生態位上最終都會出現一個物種，可以充分利用那個位置上的資源流和能量流。我們的老大帝國歷史悠久，社會生態的進化水平傲視全球。這個生態體系既然產生了肥碩的食肉物種，就難免產生吃他們的次級物種。
作為一套潛規則體系，漕規私下劃分了官吏集團、漕幫和農民集團的利益疆界，安排了官吏集團內部的分肥次序和分額。那麼，經過反覆較量，在漕口與官吏集團之間確立的利益再分配方案，又屬於什麼「規」呢？我們的祖先把這稱為「白規」。《清朝續文獻通考》卷二，田賦考二中有這樣一句話：「刁劣紳衿，挾制官吏，索取白規。」
「白規」這兩個字讓我吃了一驚。這兩個字可以理解為白食漕規，也可以理解為沒有官吏身份的白丁分享漕規，還可以理解為借白吃黑而形成的分肥規則。潛規則在是暗中運行的，而白規卻以曝光相威脅，這正是抓住了潛規則體系的致命弱點的一擊。陶澍在給皇帝的奏摺中說得明白：「仗訟分肥，以長其白規之數」 ，白規依靠公開打官司的威脅而擴大分肥的數額。在對祖國語言的反覆品味中，我再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