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1月26日，重慶富商黃錫滋與法國吉利洋行簽定密約，稱兩家合資的聚福洋行是假合資，法方在名義上擁有的三分之一股份是「虛股」。中方借用法商之名，掛法國國旗，每年支付「掛旗費」三萬兩白銀。
三萬兩白銀不是小數。以1901年至1910年的米價折算，這筆錢可以買五百多噸大米，相當於今天的一百多萬人民幣。聚福洋行只有三條百噸級的小輪船，在川江上游從事客貨運輸，總投資不過三十萬兩白銀。每年掏這麼一大筆「掛旗費」，相當於總投資的10%，合算嗎？
假合資還會帶來當真的風險。後來公司做大了，法商果然擺出一副依法辦事的嘴臉，非要拿「虛股」當真，狠敲了中方一筆。至於法方掛名經理和船長的私人生活開支，包括雲南漂煙和白蘭地名酒，20年下來也是一筆很可觀的數字。
但是，算上這些代價之後，甚至算上當「假洋鬼子」被嘲罵的屈辱，聚福洋行的總經理黃瑾瑩仍然認為這筆交易做得值，「真是值得」 。
這可不是個別企業家的糊塗賬。在20世紀20年代的四川，大多數輪船都掛著歐美國家的旗幟。據1925年9月26日出版的《中外經濟周刊》報道，從事川江航運的16家輪船公司中，未掛洋旗的只有3家。如果以輪船計算，總共36條輪船，32條掛著法國、義大利、美國或瑞典的國旗，比例高達89%。然而，細查這些輪船公司的創辦人，我只找到了一個洋名字。
這種現象不僅流行於20世紀20年代的四川。據1904年11月號《東方雜誌》說，福建廈門每日開往外埠「計商船三百數十餘艘，皆各埠華商所有，現均掛英法美各國之旗，由各洋行代為經理。此項利權，終年核計，溢於外人之手者，不下數百兆。」 另據《中外日報》1905年10月7日報道，江蘇鎮江一帶，商船多掛洋旗，「最為惡習」，經當地官紳報請商部批准，設立商船公會，普勸改掛龍旗。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廣東地方政府甚至下令改革，原定商船掛龍旗要交納的五十兩牌費，一概豁免，勸令華商勿掛洋旗。
全國各地的商人如此大規模地拋棄龍旗，掛上昂貴的洋旗，洋旗到底有什麼價值？下面我們就順著聚福洋行黃瑾瑩總經理的思路，看看他每年三萬兩掛旗費買來了什麼東西。這是一筆富於中國特色的交易。古往今來，無論是捐官銜還是送乾股，無論是掛洋旗還是戴「紅帽子」，這類交易頻頻發生，這筆費用很有理由列入中國工商業的常規開支。
在算賬的時候，黃瑾瑩總經理首先強調了軍閥。他說：「聚福洋行憑藉這塊『法商』的招牌，在那四川軍閥混戰的防區時代，確（實）減少了許多麻煩。十多年來，船未打過兵差。在那個時期，有所謂營業稅、直接稅、二五稅等等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但聚福洋行從成立到結束，從未完納過任何一項稅捐，因而避免了軍閥的壓榨。」
這段話涉及到兩項可能的損失，一是當差，二是苛捐雜稅。如何估算這兩項損失的潛在數目呢？比照未掛洋旗輪船的遭遇，我們可以看到損失的影子。
蜀江公司成立於1915年，有一條元濟號輪船。由於官府刁難，土匪堵劫，負債纍纍，股東們都躲了起來，只剩下出資最多的馬則卿苦苦支撐。1917年，川軍與滇軍開戰，滇軍便把元濟號扣下當差，半年後放歸。返回重慶後，北軍又扣船運送軍需。北軍撤出四川，元濟號剛剛開始在重慶宜昌之間運營，又被宜昌的北軍扣用。
無奈之中，馬則卿邀請法商麥司洋行入股，投資兩萬兩，在上海登記註冊，蜀江公司改稱麥公司，元濟號也掛上了法國國旗，1919年回到四川。次年，川軍和滇軍再次開戰，重慶衛戍司令王文華又把元濟號扣作軍用，結果法國領事出面交涉，軍閥被迫放船。
當時，由於戰事不斷，交通斷絕，元濟號成了唯一安全運營的交通工具，生意紅火之極。八個月之間，清償了以往的債務，還有數千兩銀子的利潤。這時候，以前退避的股東們又回來了，要求購回外股，從大中銀行貸款二萬兩退還麥司洋行。麥司洋行退出後，麥公司改稱大中銀行航業部。不久，大中銀行倒閉，作為大中銀行的債權人，軍閥楊森沒收了元濟號，改作兵船。1922年，元濟號隨楊森部開往宜昌，船隻朽壞，不知下落，蜀江公司隨之消亡。
由此看來，洋旗是抵禦軍閥的保護傘，有則興，無則亡。這種現象不僅出現在四川。
據《關冊貿易統計及報告》說，1920年下半年，廣州發生戰事，「軍人紛紛封用輪船，遂令全行如患癱瘓，租金極難追討，是以船東受虧甚大。」
據湖南嶽州口岸（岳陽）報道：「本年（1916年）貿易，有數次因軍隊運輸扣留華商船隻，大小火輪及民船全充軍用，遂陷於停頓地位。中有一次，被扣之船停泊江岸，延長几及三里，為時有數星期之久。」
1923年，廣西梧州口岸報告說：「中國航務中人，因感受軍隊不時封船之痛苦，遂相率投掛洋旗，藉資保護。於秋季本口商務恢複之際，多數華船，已改隸英葡國籍。」
這些報道大體可以表明，僅僅軍閥扣船當差這一項，就足以造成航運公司虧損，甚至可以要公司的命。優勝劣汰，中國的旗幟被淘汰出局，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黃總經理說，他們掛洋旗十多年，沒有向軍閥繳納過苛捐雜稅，這項權利又值多少錢呢？我試圖計算卻算不清楚，只能抄錄幾段原始資料示意。
據1926年3月《東方雜誌》報道：「四川自軍興以來，各種稅捐，如雲而起，或原有其稅，從而加重；或同一稅捐，重複徵收；或就駐所區段，各立關卡；或藉各種名目，巧為搜括。就其取費之名稱言之，有護送費、江防費、送船費、護商費、驗放費、船厘、團防費、清鄉費、估本費、驗船費、統捐費、護農費、紅十字費、落地費、臨時軍費、蓋戳費、划子費、公票費、樂捐費、興學費、出口稅、抵岸費，其他名稱，不一而足。
「就征費機關言之，有護商事務處、全川江防軍徵收處、百貨統捐局、江防驗卡水道警察、禁煙查稽處、國防征費處、保商處、印花驗卡、煙酒驗卡、船商所、各軍護商處、黔軍樂捐處等，星羅棋布，到處詐索，商人視為畏途。」
以上抄錄的稅費名目共有22種，收費機構12類，而且普遍重複徵收，加重徵收，這已經難以計算了。更何況這些情況還隨時變化，與日俱進。據1923年廣西南寧口岸報告：「軍隊假保護之名，抽收保護費，船隻每至一地，即有一地之軍事長官，從事勒收。春初每船不過共繳小洋六百元，詎知與日俱進，秋間竟有一船須繳三千六百元之多。」
到底要收多少費，當時的商人已經算不清楚了。據廣東三水口岸1923年報告：「沿江各處軍隊設立機關，徵收商船保護費……此項徵收機關，隨時隨地均可設置。小輪航行一次，納費幾何，不能預算，盈虧亦難逆料。……倘政局長此不變，必有僅存洋輪數只之一日也。」
說到這裡，需要補充幾句，為什麼掛上洋旗就可以避難消災？我們知道，最能體現衙門和軍閥作派的是這樣一句反問：我就這麼辦了，你能怎麼著我？有本事你告去！
洋人確實告。他們的政府替商人告。從各地領事交涉開始，不行就鬧到中央政府外交部，實在不行就派兵打。事實上，我們的軍閥蔑視任何規則和道理，他們只認打。他們知道打不過洋人，打不過洋人支持的更大的軍閥，真打起來得不償失，於是他們就很聽話。
據四川萬縣口岸報告，1918年，四川棉紗銷路漸廣，駐萬縣的田鍾谷團長忽然於10月21日下令設立捐局，根據裝載棉紗的數量，向掛洋旗的輪船抽收特別軍事保險費，不交者扣船。輪船被扣80餘只，外國領事和海關及各商家竭力抗議無效。半個月後，英國兵艦介入，艦長直截了當地發出威脅，田團長隨即放船。
次年，我們在重慶口岸的報告中看到，田團長發明的辦法在省級政府的支持下全面推廣，但只對中國商人有效：「凡系華商貨物，無論輪船旗船輸運，一律徵收。至洋商貨物，暨真確洋商船隻，所裝之貨，概不收捐，以冀免外交之困難。」
在算洋旗賬的時候，黃總經理還提到了土匪。他說：「法國人每年每月拿了我們的『掛旗費』，也勢必要出面為我們撐一下場面。在這樣的情況下，吉利洋行除派沙禮擔任法方經理而外，船長也是由法國人來擔任，每艘船上還派法國水兵五六人擔任護航隊。在匪風猖獗時，又有法國兵輪護送。船上不僅塗著、掛著法國旗幟，還寫上『法國商船不裝士兵』，而且不許中國乘客走上輪船的三樓。我們的輪船得到這樣的掩飾、庇護，所以在我們內河暢行無阻，甚至任意開闢航線。」
這回我們看到了三萬兩（約等於100萬人民幣）掛旗費換來的實在東西：五六個法國水兵組成的護航隊，還有土匪猖獗時前來護航的法國兵輪。聚福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