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牢」就是非正式監獄的意思，這是我杜撰的詞。我經常犯杜撰新詞的毛病，其實也是被逼無奈。按照法律法規，這東西不該存在，不過考察歷史和現實，這東西又隨處可見，而且各有公開認可的名稱，並未躲躲閃閃。這種說黑不黑、說白不白的東西見多了，想給個統稱，一時又找不到，只好臨時杜撰一個。
最近一次發現灰牢，是在李昌平描寫親身經歷的書里 。李昌平先生曾任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2000年初上書國務院總理朱鎔基，為負擔沉重的農民叫苦，引起了高層領導重視。經過《南方周末》頭版頭條的報道，此事鬧得全國皆知，李昌平也因敢講真話被《南方周末》評為當年的年度人物。
在李昌平的書里，灰牢以兩種不同的名稱出現。首先出現的叫學習班，隨後出現的叫小黑屋。
1997年5月，湖北省監利縣柘木鄉茶卜村農婦朱長仙喝農藥自殺，直接起因就是「學習班」。
1996年7月，監利縣南部遭水災，農民顆粒無收。但是縣裡5月份提早征糧，朱長仙一家已交納負擔款800元。受災後，湖北省委書記視察災區，號召「舉全省之力，抗監利之災」，可當時的監利縣縣長卻挪用救災款修建超標準的賓館、機關和宿舍大樓，還撥救災款給各科局買高級小車。朱長仙一家大災之年不僅沒有得到救濟，提前交給政府的800元錢也沒有退還。
次年，縣政府又安排在5月份徵收全年稅費的25%，朱長仙家應交700元。朱長仙要求用去年交的800元抵交，管理區幹部和村長說，縣政府下達的夏征任務一定要完成，要抵帳年底再說。雙方爭吵，打罵，最後幹部把朱長仙的丈夫關到村小學「辦學習班」。朱長仙有理無處講，絕望之下用自己的生命討說法——喝農藥自殺。
這裡提到了朱長仙的丈夫被關入村小學「辦學習班」，講得不詳細，但我們可以用隨後一個故事中的細節補充。
監利縣黃歇口鎮新熊村五組農民熊華品，按當地標準應交稅費2085元，稅費拖欠未清。2000年11月1日晚，熊家剛剛睡下，黃歇口鎮副鎮長、管理區總支書記、副書記等7名幹部和幾個打手來到熊家，讓熊華品到管理區去辦學習班，問為什麼，說你們欠錢。眾人有的卡脖子、有的拉手、有的拉腳，將他雙腳騰空架上車。有人還猛擊他的後背，用電筒將他的頭打破。到管理區後，熊華品和其他三個農民被關進一間房子。總支書記說，不管你們到哪裡去告，我們都不怕。
熊華品被放回家後，四處找幹部要醫藥費，但是要不來。他說，我身上被打爛，脖子被卡傷，頭被打破，找幹部們不理不睬，要醫藥費也一推再推，反正我搞不過他們，不如死了算了，他們不願出三五百元醫藥費，我用三五元錢農藥對付他們。他到村小賣店給在部隊的兒子打電話未通，偷偷拿了店裡的一瓶農藥，邊往家走邊喝，十幾分鐘後被送往醫院搶救，不治身亡。
熊華品死後不足20天，監利縣新溝鎮南禪管理區紅陽村農民李啟棟被從床上抓走，關進管理區所設的「小黑屋」，兩天兩夜後凍死。
死者李啟棟68歲，公社時期欠下糧款和電費190元。承包制以後，村裡換了五任支書，都沒有找李啟棟收這190元。2000年11月23日深夜，南禪管理區總支書記、副書記和村支書、村主任帶著一些打手來到李啟棟家，要求交清由190元利滾利已變成1800多元的欠款。李交不出，連衣服都沒穿好，就被帶到管理區，與其他十人關入十幾平方米的「小黑屋」。
同關的一位年輕人說：「屋裡只在水泥地上鋪了點稻草，23日被關進來不久天亮了。24日晚，管理區炊事員黃師傅見我們冷得發抖，半夜偷偷丟進來幾條麻袋讓我們擋寒。青壯年都凍得手發抖、腳抽筋，尤其是人一打盹後，時常凍醒。25日天快亮時，我們發現李啟棟凍得快不行了，喊幹部們來救人，他們說是裝的，沒有理睬。等了一會，見他實在不行，我們又喊又叫又踢門，唐輝和嚴澤華來了，罵罵咧咧：『一清早，喊什麼喊？吵了老子的早覺，一腳踢死你們！』隔著窗戶看到李啟棟是不行了，他們才打電話給村支書姜大迪，一個多小時後姜大迪來了，他讓每天以40元雇來的兩個看門人開門進去看看是不是裝的，一看確實是不行了，才送往醫院，聽說死在路上」。
同被關的人說，李啟棟死後，鎮里害怕，才將其他被關的幾十人放了，並說李啟棟是病死的，叫我們不要亂說。
據記者調查，新溝鎮一貫採用抓人關人等手段強行徵收稅費，李啟棟是南禪管理區2000年秋征時所抓的第二批。
看了上述故事，自然可以明白小黑屋和學習班是什麼東西了。那是一個權威部門用來關押「有過失」的人的地方，在這裡，關押是強制實施的，是作為懲戒手段使用的，是對人身自由的剝奪。具有這些特徵的地方正是監獄。然而，鄉鎮政府和管理區屬於行政部門，沒有權力建立監獄剝奪公民的人身自由，因此我們又不好稱之為監獄。如果不叫「灰牢」的話，我們就只能向當地人一樣稱之為學習班或小黑屋。
但是為什麼有兩個名稱呢？小黑屋與學習班有什麼不同嗎？我的第一感覺，就是詞語的產生時間有先有後。開始都叫學習班，後來人們發現這裡只關人不開課，漸漸改口，直稱小黑屋。不過追究起來，學習班這個詞在上邊引文中最後一次出現的時間是2000年11月1日晚10點左右，流行時間並不早於小黑屋。我的推測不對。
無奈之中，我打電話向作者請教。李昌平回答說：「學習班，這是幹部的叫法；小黑屋，這是農民的叫法。都是一個東西。」
我再一次為廣大幹部群眾的創造力所折服。鄉鎮政府不是無權建立監獄嗎？那我們就在許可權之內辦一個學習班。為了躲避捕食，某些昆蟲長成樹枝甚至糞便的形狀，生態學家稱之為「擬態」。廣大幹部的擬態策略更簡捷，也更便宜，只要挑選一個名詞即可。農民群眾不肯接受這個名詞，但又不知道應該如何稱呼這些不是監獄的監獄，於是白描曰「小黑屋」。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這場識別與反識別的遊戲玩得有聲有色。
往遠說一句。張正明先生的《晉商興衰史》上，有一段描寫官府如何強迫商人「自願」捐款的文字：「嘉慶五年（1800），山西捐輸有一縣派至10萬兩，勒限催交，其未能措交者，即行掌責，甚至鎖閉班房，名曰『黑窯』。」
湖北人住屋，山西人住窯，黑屋即是「黑窯」。時隔二百年，相距千餘里，用詞居然如此相似，其間彷彿有鬼神出沒。
以學習班之名，行關押拘禁之實，其歷史幾乎與學習班的名稱一樣悠久。
1967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大力辦好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傳達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辦學習班是個好辦法，很多問題可以在學習班得到解決。」於是各種各樣的學習班紛紛湧現，許多讓人聯想起拘禁的名稱也先後亮相，譬如「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學習班」，「小偷小摸學習班」等等。
在我讀到的正式出版物的記載中，具有灰牢性質的學習班早在1968年6月便出現了，距離最高指示的發表不過半年。據遇羅克的弟弟遇羅文在《我家》一書中記載，1968年春節後，他被關入北京半步橋監獄。1968年9月底的一天，「三輛卡車把我們這些人拉到了北郊的北京市第一少管所。原來，我們這些人是托毛澤東『辦學習班是個好辦法』的福，被送到這裡參加第二期學習班的。」
遇羅文寫道：「第一期在三個月前到的這裡，在我們來之前已全部釋放回原單位。這無疑預示給我們美好的希望，但沒有人告訴我們一定釋放和哪天釋放。（一個多月後，輕工業學院一位大學生從這裡逃跑，就被毫不留情地抓了回來。）
「這裡還住著一夥『學習班』，有五、六十人，我們私下叫它『黑干學習班』，成員都是被明確定為『黑幫』的子女，像劉少奇的女兒、賀龍的兒子等，已經在這裡好幾個月了，好象還沒有釋放的意思。」
追溯到關於學習班的最高指示發表的日子，似乎並沒有追到源頭。專門研究延安時期的學者朱鴻召和我談起過當時常用的一個手段，就是把人扣下開會學習，不轉變立場不放人。他提到1942年10月召開的一次西北局高幹會，毛澤東作開幕報告，為了讓那些與毛主席不是一條心的人轉變過來，會期竟長達88天，不轉變就不散會。聽到這個故事的時候，我立刻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猜測那些被扣下的領導該如何打小算盤：脫離權位越久，自己的影響就越小，被別人代替的可能性就越大。再不轉變，想鬧二心也沒本錢了。
這個故事使我更進一步理解了事物的複雜性。我們面對的並不是一個界限分明的東西。既然開會學習總要把人圈在某個特定的時空之中，與會者總要暫時喪失部分自由，那麼，圈三五個小時是圈，圈三五個月也是圈；小事小病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