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隆慶三年（1569年），海瑞寫下了一項重大發現。如果套用孟子的比喻，「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那麼，海瑞發現的不過是那一車柴火。奈何人們習焉不察，日用而不知，無人繼續闡發，竟使這項發現埋沒至今。
為了這車「柴火」免遭輕視，請恕我繞個圈子，先從這項發現的來歷說起。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海瑞在福建省南平縣當教諭（近似縣教育局局長兼官校校長），寫了《驛傳申文》和《驛傳論》。驛傳近似現在的招待所兼郵政局，與教育並無關係，但是海瑞見那些往來的官員及其親友在招待所橫吃橫喝，用夫用馬，巨額負擔竟逼得百姓投河上吊，實在不忍不說話。他上綱上線地寫道，地方官為了獻媚於人，而使小民投河上吊，這是為媚人而殺人。
海瑞說，從正式規定和建國初期的實踐看來，百姓負擔根本不至於那麼重。他呼籲復古，嚴格照章辦事。他說，地方官認為照章辦事就會「不安於位」，就要丟烏紗帽，這是不正確的。他還舉出兩個例子，證明削減一些招待費未必影響仕途升遷。
寫下這些話的時候，海瑞43歲，進入官場不過兩年，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也不夠深切全面，甚至有「站著說話不腰疼」之嫌。三年後，海瑞出任浙江省淳安縣知縣，他有機會躬行自己的主張，嚴格照章辦事了。
照章辦事是什麼意思？譬如，按照當時流行的常規，顯要官員路過淳安，大概要用接待費二三十兩銀子，以糧價折算，在人民幣六七千元上下 。如果巡撫（近似省委書記）路過淳安，接待費要用去銀子三四百兩，將近十萬人民幣。而按照海瑞遵循的章程，一般官員的伙食費、下程路上的伙食費、下程用船用夫，合計不過五六錢銀子，約一百四五十元人民幣。如果上司駕到，另加一隻鵝、一隻火腿，市價二錢銀子，再補充五六分銀子的蔬菜，合計不過二百元人民幣。中央的部級離退休幹部路過，也按這二百元的標準辦理 。海瑞說，這個標準足以保證客人吃得可口了。後來海瑞自己當了巡撫，以身作則，只接受一般官員一百四五十元人民幣的接待標準。
從六七千元砍到一百四五十元，從十萬元砍到二百元，將上司的既得利益砍得只剩一個零頭，這就是海瑞的照章辦事。這種章程，誰看了都知道要惹是生非，果然，海瑞在淳安當知縣的四年里頻頻惹事，其中還有兩個故事上了官修《明史》。
第一年。 總督（近似省委書記兼軍區司令員）胡宗憲的公子路過淳安，被淳安驛丞（近似招待所所長）的接待方式激怒，將所長倒吊了起來。
這個故事在《明史·海瑞列傳》中寫得很簡略，《海瑞集》的正文中又不見記載，我也鬧不清楚胡公子究竟指望著什麼，又遭遇了什麼。按照海瑞堅持的章程，官員的公子根本就沒有資格享受公家的驛傳服務，不過淳安驛丞未必有膽量拒絕服務，他很可能按照一百四五十元的標準接待了胡公子。二百元的標準是給總督巡撫一級的，胡公子恐怕享受不到，即使享受到了也難免動怒。據說胡公子載著地方官一路孝敬的數千兩銀子，從數量和路程推斷，各地是按照副省級一二百兩銀子的老規矩接待的，依照這種舊規，當地長官還要出面宴請和出城迎送。到了淳安，海瑞這個七品芝麻官不但不迎送不宴請，期待中的一二百兩銀子也降格為五六錢，叫有自尊心的人如何不怒？
公子大怒，海瑞也大怒，下令將胡公子關押起來，銀子沒收，上報胡總督，說您在通知中明確指示不許大操大辦地搞接待，現在卻有人冒充您的公子招搖撞騙。海瑞請示如何處理，鬧得胡總督有苦說不出。
第二年。直接領導海瑞的嚴州知府批轉了鄰縣的申請，要求淳安協助分擔一些驛站費用，海瑞拒不領命。
海瑞說，建德縣的驛傳負擔確實比我們淳安重，我們縣每丁負擔四五兩銀子，建德縣每丁負擔九兩，他們想「分害」是有道理的。但是，海瑞說，我已經把淳安原來的每丁四五兩壓到了每丁二錢五，這是上司和過客的非分所得，我們能減，建德為什麼不能減？建德縣想減輕負擔，應該先從這裡下手，而不應該自己不做努力，先向我們伸手。
拒絕了鄰居之後，海瑞又把上司的常規攤派頂了回去。
淳安縣屬嚴州府管轄，府里接待過客，饋贈人情，最終都出在各縣，其數字自然遠遠超出明文規定的標準。但是，海瑞偏偏和上級領導較真，不折不扣地按正規標準執行。解送至府後，韓知府拒收這筆不足慣例之數的銀兩，同時引用孟子「順天者存，逆天者亡」的教導勸海瑞讓步 海瑞將這筆打回來的銀子再次解送至府，不肯增加一絲一毫。他說，孟子講的屈從權勢，那是戰國時代的情況，如今聖明在上，我輩又都是知禮義的讀書人，你的權力和才幹也足以砥柱中流，為什麼還要行此「非禮之禮、非義之義」？難道想製造一個「無道之天」么？
憑良心說，海瑞以「聖明在上」詰難韓知府，很有些強詞奪理。當時嘉靖皇帝已經十餘年不上朝，著名奸臣嚴嵩當政，賄賂狼藉，哪裡有什麼「聖明在上」？數年後海瑞上疏罵皇帝，說天下人早就不認為陛下正確了，還勸皇帝痛改前非，可見他並不是不知道。知道還要裝傻，用讚頌最高領導的話堵知府的嘴，這就不是切磋討論的態度，很難讓人家心服口服。當然，不與知府切磋討論也是可以理解的，爭論輸了就應該多交錢，海瑞不肯多交。
順便再提一句，海瑞借用孟子的話「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來形容的東西，正是我努力描繪的潛規則。此時的海瑞已經明白了，他抵制和對抗的並不是什麼見不得人的犯罪行徑，而是另外一套規範著當事人的權利和義務，並且獲得雙方認可的義禮體系。海瑞強調了這套規則與正式規則的不同，但是他還沒有找到一個簡明概念。
第三年。嘉靖三十九年三月（1560年），鄢懋卿以都御史總理鹽政的身份南巡，將要路過淳安。都御史的地位近似中紀委第一書記兼監察部部長，總理鹽政意味著他還負有財政部副部長的特殊使命。當地很少見到這等中央首長，但人人都明白這既是升遷的機會又是倒霉的關口，於是，一場巴結討好的競爭開始了。
鄢首長出巡之前，特地向前方各站發了通知，說自己「素性簡樸，不喜承迎。凡飲食供帳，俱宜儉樸為尚。毋得過為華侈，糜費里甲。」還說：「方今民窮財盡，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務宜體諒。」話說得很是懇切。然而，我們祖先私下辦事，總以潛規則的標準揣度人，並不信賴仁義道德。地方官好像根本就沒有聽見鄢首長的聖賢話，到處大擺酒席，山禽野獸，每席都價值三四百兩銀子（約十萬人民幣），供帳之華麗，連尿壺都是銀的。而鄢首長也不負眾望，好像根本就沒說過那些聖賢話，十萬元一席地一路吃將過來。地方官員的消息極是靈通，早派人打探清楚了各地的接待標準和菜品，自己這邊則先從什麼地方墊出一筆款子，花樣翻新地策劃討好辦法。
這時候，海瑞向鄢首長稟報，說首長的指示非常好，而我們得到的探報卻完全相反。現在府縣都怕因供應不周而得罪，極力買辦，整得百姓嗷嗷叫，我怕您因不了解情況而後悔，特此彙報。
鄢首長接到海瑞的信，臨時決定繞開淳安，嚴州府諸位領導見首長去向突變，連忙打聽，知道原委後大恐，將海瑞召來罵道：「不大點的官，好大膽子！」後來，中央首長似乎倒沒說什麼，但是首長的部下，巡鹽御史袁淳看不下去了，表示要替領導出這口氣，便找茬參了海瑞一本。按照常規，被御史（近似中紀委的處長）揭發的官員要避位待罪，臨時下台，但是海瑞偏不下台，他寫了一份請示報告，說自己上對得起君，下對得起民，沒什麼罪，如果需要我離職聽候處理，請派人來辦正式交接手續。 ——如果不是厚著臉皮不讓位，海瑞也算下過一回台了。
嘉靖四十年（1561年），海瑞49歲，到了一個任滿升遷的關口。這年七月，他因為迎送不遠，供應不豐，有吩咐不唯唯應，再次得罪了巡鹽御史袁淳。袁御史討厭海瑞對領導缺乏熱情的那股勁，啐罵道：「你現在就想學府官的派頭，還早！還早！」 袁御史在海瑞的《給由申文》上批駁說，剛剛呈上給由，便擺出了一副陞官的架勢，「倨傲不恭，不守安分」。考察不予通過。
本來，已經內定海瑞升任浙江省嘉興府通判，官階從正七品升為正六品，經袁御史這麼一鬧，海瑞平調江西興國，到一個更窮的地方繼續當知縣。
我不厭其煩地敘述這些陳年舊事，因為這些故事從不同方面體現出過客權利的真實邊界。過客的權益不僅可以直接表現為他們的要求和勒索，間接地表現為同級或同事的討好競爭，還可以表現為上級機關的財政提取，表現為兄弟單位的協助申請，表現為部下挨打犯難，甚至可以表現為關於儒家經典的哲學爭論。
在這些一對一的具體關係中，任何一點不合作，任何一點冷淡和逃避，任何一點冒犯，都可能得罪某個權勢者，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