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質的命價，是由當事人支付贖金的意願和能力決定的。在風險和成本相同的條件下，人質越有錢，搶劫物件越富裕，綁票和搶劫的收益越高；越窮則收益越低。低到得不償失的程度，土匪就沒法幹了。
強盜、土匪、軍閥和各種暴力集團靠什麼生活？靠血酬。血酬是對暴力的酬報，就好比工資是對勞動的酬報、利息是對資本的酬報、地租是對土地的酬報。不過，暴力不直接參與價值創造，血酬的價值，決定於拚爭目標的價值。如果暴力的施加對象是人，譬如綁票，其價值則取決於當事人避禍免害的意願和財力。這就是血酬定律。引入這條定律，可以更貼切地解釋一些歷史現象。
【土匪種地——現象之一】
明朝正德十二年（一五一七年）農曆七月初五，南、贛巡撫王陽明向皇帝上疏，報告江西剿匪的戰果，疏中提到了山賊的日常生活。
王陽明說，各賊探知官府練兵，準備進剿的消息後，「將家屬婦女什物俱各寄屯山寨林木茂密之處，其精壯賊徒，晝則下山耕作，夜則各遁山寨。」➊
讀到這句話的時候，我始而驚訝，繼而奇怪：土匪也種地？土匪為什麼要種地？我想像出一個漸變系列：一端是專業土匪，一端是專業農民，兩者之間存在著眾多組合，生產與搶劫的組合：以搶劫為生的土匪漸漸變成以耕種為生的農民。那麼，決定這種比例關係的，究竟是什麼東西？
【土匪保民——現象之二】
一九二二年，美籍牧師安東．倫丁遭河南土匪綁票，獲釋後，倫丁牧師寫下了關於土匪的見聞➋：
「還在商酒務的時候，有一天，一片濃重的陰鬱籠罩了匪首和整個營地。匪首的一個下屬違反了命令。在土匪地盤裡，有些做法與在行軍路上有所不同。在路上，任何土匪都可幹下幾乎任何暴行而不會因此受罰。而在這裡，在土匪地盤裡，匪首們是很注重自己名聲的。正在受審的這個土匪以匪首的名義偷取了一條毯子。當消息傳到匪首耳朵裡時，他暴跳如雷，命令馬上把這個該死的土匪宰了。這個土匪的許多朋友為此都來求見，希望他寬大處理，但所有這些努力都沒有奏效。人被槍斃了，一切都已過去，但處決的命令卻令人耿耿於懷。好幾天裡，營地裡人氣低落消沉。尤其是匪首自己，更是明顯的鬱鬱寡歡。」
倫丁牧師本來對土匪的印象還不錯，但是：
「我們剛出土匪區，對他們的印象一下子就變壞了。他們無惡不作，燒殺搶掠簡直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可怕的劫掠景象難以用語言形容。遠近四方的村子全部被毀，煙與火是土匪所到之處留下的最明顯的痕跡。隨著土匪隊伍的移動，遭難的地區實際上擴展到了十英里以外，到處是濃煙、烈火、灰燼和廢墟。」
倫丁牧師對土匪執法的描述很真切。可以看出，在自己的地盤裡，土匪比員警還要嚴厲地打擊犯罪。我又想像出另一個漸變系列：一端是純粹的害民賊，另一端是純粹的保民官，兩者之間存在著眾多組合，保護和加害的組合。那麼，決定這種組合的，到底是什麼東西？
【追求血酬的最大化】
無論是保民還是害民，暴力集團都在追求血酬的最大化。
明代的顧山貞在《客滇述》中記載：崇禎七年（一六三四年），張獻忠為官軍所敗，從四川儀隴奔回陝西，一部分人留在山裡繼續當土匪。這些土匪以通江、達州、巴州為巢穴，「擄掠人口，則責人取贖。當播種時，則斂兵暫退，及收成後則復來。以為人不耕種，則無從而掠也。」
這段話說得很明白：土匪之所以不打擾農民耕種，是為了有東西可搶。
搶劫行為存在的前提，是有可搶的東西；綁架人質勒索贖金的前提，是人質有支付贖金的財力。如血酬定律所說，人質的命價，是由當事人支付贖金的意願和能力決定的。在風險和成本相同的條件下，人質越有錢、搶劫物作越富裕，綁票和搶劫的收益越高；反過來說，搶劫綁票的對象越窮，搶劫的收益越低。低到得不償失的程度，土匪就沒法幹了。
根據這個道理，我們可以依據血酬定律做出五個方向的推想。
【匪變官——第一推想】
第一推想：為了追求血酬的長期最大化，土匪願意建立保護掠奪對象的秩序。
侯少煊是著名的四川袍哥大爺，與土匪頭子往來密切。他在＜廣漢匪世界時期的軍軍匪匪＞➌中寫道：
「廣漢位居川陝大道，商旅往來，素極頻繁。但一九一三年以後，時通時阻，一九一七年以後，幾乎經常不通。不但商旅通過，需要繞道或託有力量的袍哥土匪頭子出名片信件交涉，即小部軍隊通過，也要派人沿途先辦交涉，否則就要挨打被吃。後來匪頭們認為道路無人通行，等於自絕財源，於是彼此商定一個辦法，由他們分段各收保險費，讓行人持他們的路票通行。例如一挑鹽收保險費五角，一個徒手或包袱客收一元。布販、絲幫看貨議費，多者百元，少者幾元、幾十元不等……
「匪頭們鑒於普遍造成無人耕田和人口減少的現象，會斷了他們以後的飯碗，於是也興起一套『新辦法』，用抽保險費來代替普遍搶劫。即每鄉每保每月與當地大匪頭共繳保險費若干元，即由這個匪頭負責保護，如有劫案發生，由他們清追懲辦。外地匪來搶劫，由他們派匪去打匪。保險費的籌收辦法，各鄉不一。北區六場和東區連山、金魚等場，是規定農民有耕牛一隻，月繳五角；養豬一隻，月繳三角；種稻一畝，秋收後繳穀一斗；地主運租穀進城，每石繳銀五角……如此等等。這樣一來，有些鄉鎮農民又部分地開始從事生產，逃亡開始減少，匪徒們坐享收益，沒有搶劫的麻煩，多少也有點好處。但是他們的慾望是沒有止境的，錢財越多越好，人槍也是越多越好。這種分鄉分片自收保險費的辦法，總對他們有了限制，他們當然不能滿足。所以有些出了保險費的地區，仍有搶劫事件發生。地方首人（當然是袍哥大爺）去報知大匪頭，匪頭只推說某些兄弟夥不聽話，答應清查。有時也把兄弟夥『毛』（即殺掉）幾個做個樣子，以表示他們的『信用』。」
我不清楚當時當地的物價水平，僅僅從田租或土地稅的角度看，「種稻一畝，秋收後繳穀一斗」，土匪制訂的稅率在百分之五到十之間，大有什一而稅的儒家之風。這筆錢該如何定性呢？從來源看，這是對搶劫的替代，可以看作血酬。從形態看，如果把暴力集團建立並維護的制度看作「法」的萌芽，血酬便體現為制度收益，或曰「法酬」。從功能看，土匪收費之後，承擔了維持治安、抗擊外匪的責任，有時還殺幾個違法的本夥兄弟以示信用，這筆錢又有點公共稅收的意思。
那麼，土匪徵收的這筆錢到底是什麼東西？我以為，這筆錢是由兩部分構成的。一部分是公共稅收，或曰公共產品的價值，譬如維持治安的費用。另一部分是法酬——血酬的存在形態之一，即超過公共產品價值的多收部分。以簡明的公式表達：全部稅費等於公共產品價值加法酬（血酬）。將此公式倒過來，則得出法酬的定義：法酬等於全部稅費減去公共產品價值。
這個公式不僅適用於土匪世界，也適用於皇家帝國。帝國的全部稅費，扣除公共產品的價值之後，剩餘部分便是法酬。
舉個例子說，儘管我們不知道中國老百姓肯花多少錢雇一個皇帝，但我們知道美國人民以二十萬美元的年薪雇了總統柯林頓，俄國人民以三萬三千美元的年薪雇了總統普丁，而中國皇帝，譬如頗為節儉的崇禎和他的皇后，僅僅兩個人吃到肚子裡的日常伙食費，每年就有一萬六千八百七十二兩白銀，按糧價折算超過五十二萬美元。中國的工資和物價水平比較接近俄國，就算普丁總統一家的伙食開支佔了總收入的百分之三十，每年吃掉一萬美元，崇禎夫婦（不算兒女和眾妃子）吃掉的竟是人家的五十二倍➍。依此而論，普丁家吃掉的一萬美元可以看作人民願意支付的第一家庭伙食費，視為合理的公共開支，而崇禎夫婦多吃的五十一萬美元，就要視為法酬了。
所謂公共產品的價值，在土匪世界和帝國時代，只能根據「影子價格」——民主財政體制下的公共開支——估算一個大概。維護公共安全和興修水利道路橋樑總是要花錢的，也是民眾需要的。作為公共服務的提供者，官員們的工資也是應得的。皇帝或總統的工作複雜，責任重大，當然還應該享有高收入。不過，皇帝比總統多吃五十二倍，這筆開支實在無法從公共產品價值的角度去解釋。即使不談民主財政，作為大老闆，明朝皇帝給自己最高級雇員一品文官開的俸祿，每年也不過一千零四十四石大米，約折二萬二千美元。考慮到免稅因素，與普丁總統的年薪相差不遠，相當於崇禎夫婦半個月的伙食費。
所謂法酬，在帝國制度中由兩部分構成，一是皇家和貴族的「工資外」收入，即崇禎比普丁或柯林頓多出來的收入；二是官吏們透過潛規則攫取的收入。皇家和貴族的「工資外」收入類似股東收益，那是他們或他們的祖先流血犧牲打天下換來的。官吏的潛規則收入近似代理人的額外收益，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