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血酬定律」】
在我的上一本書《潛規則》裡，我描述了造就潛規則的力量，那是一種低成本傷害能力，在官吏手裡就是合法傷害權。後來，我繼續追尋這種能力的蹤跡，追究隱藏在各種規則深處的規則。在追究過程中，我看到了一些前人未曾命名的事物，草擬了一些名稱，如「白員」「隱身分」「劉瑾潛流」等等，並寫了專門的介紹文章。在這輪追究的最後階段，我碰到了更深層的規則：決定規則的規則。
本書最後完成的幾篇文章，提出了「血酬」和「元規則」等概念，這些概念代表了我力所能及的深度。所謂血酬，即流血拚命所得的酬報，體現著生命與生存資源的交換關係。從晚清到民國，吃這碗飯的人比產業工人多得多。血酬的價值，取決於所拚搶的東西，這就是「血酬定律」。這個道理很淺顯，卻可以推出許多驚人的結論。如果再引入一些因素，一層一層地推論下去，還可以解釋書中的其他概念，成為貫穿全書的基本邏輯。因此，我把「血酬定律」當作書名。
「元規則」這個概念比「血酬定律」提出得更晚，也更加深入。這個概念觸及了生命、生存資源和資源分配規則三者之間的關係。文中的原話是：「所有規則的設立，說到底，都遵循一條根本規則：暴力最強者說了算。這是一條元規則，決定規則的規則。」如此簡略地點到，只能算探針的一刺。不過，一針刺出，我感到了心臟的抽縮。全身隨之扭動變形。以前所寫的文章頓時有了不同的意義，原先想定的本書結構也改變了。
從生存競爭的角度看來，那些有生命的個體或團體，投入自己或他人的性命，動用各種策略，爭奪生存資源。競爭造就了資源分配的規則體系，在體系中的真實位置又註定了個體或團體的性質。依據這種看法，本書的文章可以分為五類。
第一類：官吏，也就是合法暴力的代理集團。探討他們對生存資源的佔有、這個集團的性質和擴張策略的文章有＜劉瑾潛流＞＜縣官的隱身分＞＜灰牢考略＞三篇。
第二類：民眾，即農工商生產集團。論述他們對環境的適應、生存策略和結局的文章有＜庶民用暗器＞＜硬夥企業＞＜洋旗的價值＞三篇。
第三類：盜賊，指的是仰仗暴力謀生的非法團體，這方面包括了＜地霸發跡的歷程＞＜我認出了一個小物種＞＜白員的勝局＞三篇。
第四類：關於文化夢想中的暴力，見＜金庸給我們編了什麼夢＞。
第五類：綜合敘述，講的是暴力競爭的計算邏輯——生命與生存資源的換算、條件的改變導致結果的改變、暴力對規則的決定作用。這類文章有＜匪變：血酬定律及其推想＞＜命價考略＞＜潛規則與正式規則切換的祕密＞三篇。
本書一開始先探討綜合類的幾個問題，以便讀者俯瞰全局，了解書中所要討論的各個問題。這些文章的寫作各有初衷，前後相距三年多，後來才動手整合融鑄成一體，在結構和篇目的安排上難免有不妥貼之處。
【再說「元規則」】
「元規則」這個詞，我在傑佛瑞．布倫南和詹姆斯．Ｍ．布坎南的《規則之理：憲政經濟學》中初次看到，英文原文「meta—rules」是用以稱呼那些決定或選擇規則的規則，位於更高和更抽象層次的規則。這種區分，讓我感覺眼睛一亮。
我家最厚的英文工具書是《英漢辭海》，裡邊查不到這個詞。大概創造不久，尚未流行。根據字首「meta—」的通常譯法，這個詞可以譯為「元規則」。元是初始、首要和根本的意思。
元規則的具體內容是什麼？在《規則之理》第七章中，布倫南和布坎南先生談到了正義性，談到了同意的廣度和強度，還談到了多數原則。作為生活在民主憲政國家的公民，他們這麼說當然不錯，但在我這個遙遠的讀者看來，卻句句彆扭，滿心牴觸，鬧得幾乎讀不下去。中國歷史清晰而強悍地告訴我：事實根本就不是那麼回事。他們不對。他們的說法，只有加上苛刻的限制條件之後才是對的。
我留心看過《大明律》的制訂過程，也留意過明朝初年更高級別的法規《大誥》如何制訂，如何實施，如何失而復行，又如何架空撤銷。制訂《大明律》的時候，幾個大儒參照唐朝的法律，一條一條地修訂，一條一條地草擬，朱元璋又一條一條地品評，修改，改了又改，最後立為天下法。但是皇帝本人並不遵行，另外編撰了一套個人色彩濃重的嚴刑苛法《大誥》。朱元璋死後，他的孫子即位，放棄了《大誥》，隨後被自己的叔叔打敗，奪了帝位。新皇帝上台，又恢復了《大誥》。在這些來回折騰中，決定和選擇法規的規則變得十分清晰，那就是：暴力最強者說了算。在晚清的頻繁變法中，這條元規則再次清晰地顯露出來：暴力競爭的勝利者說了算，無論勝利者是洋人還是女人。
那麼，正義在什麼地方呢？多數同意又在什麼地方呢？是不是可以說，正義就在草擬法規的大儒的、心裡，就在審定法規草案的皇帝的心裡？皇帝得了天下，意味著他得到了多數人的擁護，而多數人所擁護他，又因為他代表了正義？
這種回答拐了個彎，已經不是針對規則制訂所遵循的規則和程式了。而且，拐彎後的答案依然成問題。成吉思汗的鐵騎踐踏了歐亞大陸，生殺予奪、隨心所欲，只是因為他掌握了最強的暴力，與常規意義上的正義和同意並不搭界。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孫到處立法，充分體現了人類歷史上的元規則：暴力競爭的勝利者說了算。
更進一步說，什麼叫正義？正義又是如何決定的？儒家教義被賦予宣示正義的正統地位，這本身也是暴力最強者的選擇。
打下江山之後，朱元璋曾經審查儒家經典，他讀到孟子的一句話：「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這句話強調了社會關係中正義的交互性，並無不妥。但是，朱元璋正是一個「視臣如土芥」的君主，他怒道：「這老兒要是活到今天，非嚴辦不可！」朱元璋下令撤銷孟子在孔廟中的配享資格，同時下令，有為此而諫者，以大不敬論。後來，皇帝又命令儒臣重編《孟子》，刪去八十五條，被刪除的都是一些強調民比君更重要的文字。明朝科舉考試，用的就是刪改後的《孟子節文》。
再往遠說，在中華帝國的源頭處，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也體現了暴力最強者對正義觀念的選擇權。細讀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他勸皇帝獨尊儒術的基本邏輯，就是強調儒術合乎皇家的根本利益，如此選擇對皇帝有利，對天下有利，不如此將重蹈秦朝的覆轍等等。
即使漢武帝做出了獨尊儒術的決定，在實際操作中，他的孫子漢宣帝也非常明白地訓誡自己的兒子：「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依然把儒家的王道當作次要的統治手段和裝飾，並不全必服從。
或許根本不必尋找歷史證據。簡單的邏輯可以告訴我們，在發生爭執的時候，如果在肉體上消滅對手很合算，那麼，只要拔出刀來，問對手想死想活，任何爭執都不難解決，任何意見都不難統一。暴力可以壓倒所有規則，反之則不然。
這種邏輯所蘊涵的更一般的道理是：在挑選規則的時候，擁有讓對手得不償失的傷害能力的一方，擁有否決權。死亡是最徹底的損失，所以，暴力最強者擁有最高否決權。
總之，邏輯和歷史經驗共同告訴我們：暴力最強者說了算，這是決定各種規則的元規則。暴力最強者的選擇，體現了對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而不是對正義的追求。暴力最強者甚至可以選擇並修改正義觀念本身。當然，平民並非不重要。在長時段上，平民的選擇和對策，從熱烈擁護到俯首貼耳到怠工偷觸到揭竿而起，可以決定暴力競爭勝利者的選擇的成本和收益，決定選擇者的興亡榮辱，從而間接地影響統治者對法規的選擇，間接地影響正義觀念和統治者對正義觀念的選擇。
【杜撰新詞】
禪宗和尚說，覺悟要經歷三個階段：最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第二階段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第三階段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經過多年努力，我好像進入了半生不熟的階段，看什麼不是什麼。
打個比方說，在欽定的社會權利圖上，縣官佔地一畝，平民佔地一分，奴婢佔地一厘。也可以倒過來說，佔一畝地的就是縣官，佔一分的則是平民，佔一厘的就是奴婢等等。山是山，水是水，歷歷分明。
然而，縣官悄悄擴張自己的權利邊界，將平民的實際權利壓縮到了兩三厘，父母官和子民的關係也逐步轉向主奴關係。這時的父母官便不再是父母，子民也不再是子民。那麼，實際成色不過二、三成的子民應該叫什麼呢？叫子民還是叫奴婢？在純度漸變的系列上，哪裡是性質突變的臨界點呢？這類問題經常讓我困惑。
我們知道，人的能力和意志存在巨大的差異，即使是同一個人，能力和決心也在不斷變化。刁狠的縣官可能把某些平民的權利空間壓縮到一厘之下，尚不及法定的奴婢；而狡猾的奴婢又可能將實際權利擴張到一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