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聲意味著不斷地彼人認出，意味著不斷地按到從傳媒打夾的電話，意味著個人歡樂的終結。名聲同時還意味著一個人投資生涯的死亡。
第一節 媒體觀念
在從事商業活動早期，喬治·索羅斯認為出名並不是什麼好事情，甚至可能會毀掉他。名聲意味著不斷地被人認出，意味著不斷地接到從傳媒打來的電話，意味著個人歡樂的終結。名聲同時還意味著一個人投資生涯的死亡。
因此在華爾街，他避免拋頭露面，也就無足為怪了。
按照紐約《格蘭特利潤率觀察家》雜誌主編詹姆士·格蘭特的話說，索羅斯並不是獨自生活在陰影里，華爾街地區的大多數人也如此。在華爾街流行的觀點是"像蘑菇一樣，或許財產只適於在黑暗中。華爾街的人們並不想有一天在《紐約時報》上去說明他們怎麼樣去賺錢。他們也不想讓世人知邁自己有多少錢，因為他們知道："說不定哪一天，隨著政治風向的改變，尊敬就會變成嫉妒，人們會對你一天到晚不停地查問。"
在早期，避開傳媒也很容易。報道商業活動和商界人物對於新聞記者來說，沒有多大的吸引力。這些商界人物在董事會的會議室里可能是手段高明的事業家，在華爾街可能是巨頭，但是，傳媒卻認為他們缺乏鮮明個性、沒有吸引力，缺乏爭論性和引不起讀者的興趣。直到1984年，頗具爭論性的汽車大亨李·文柯卡的自傳出版，使大多數讀者對他的商業生涯有了大致了解，商界人物第一次成為人們感興趣的一族。在艾柯卡的書出版之後接踵而來的是，傳媒對商務活動及其領導人的密切關注。
在70年代和80年代，索羅斯似乎對新聞界的宣傳不感興趣。新聞界在很大程度上也忽視了他。偶爾有一次，在1975年，《華爾街日報》登載了一篇報道，在頭版簡要地介紹了他的生涯。然而，這樣一個讓他自我表現，樹立公眾形象表現自己的機會，索羅斯還羞羞答答地加以推辭。70年代未80年代初，他曾受電視台之邀參加了一系列公開討論會，進行股票分析。除了幾個固定場合外。索羅斯不肯再吐露出更多的信息。
對於索羅斯的朋友來說，圍繞投資者的這種沉默不是來自索羅斯，而是來自華爾街。有人認為，正是投資集團出於對他的輝煌成就的嫉妒，他們極少向記者們提及他，因此，據他的朋友們說，商業傳媒對索羅斯幾乎一無所知。這種狀態的缺陷在於：當索羅斯真正受到傳媒關注時，輿論完全是傾向於他的。
雖然以前出現過有關索羅斯的文章，但是，只是在1981年6月，當索羅斯成為《公共機構投資者》雜誌的封面人物時，他才受到了公眾的廣泛注意。
在雜誌中介紹他的文章充滿了誇大其詞的話語和嘩眾取寵的措詞，稱索羅斯是"世界上最偉大的證券經營者"。這句話在人們心目中投下了一目光環。在讀者的印象中，索羅斯是一個難解之謎。"不管是他的個性，還是他的個人成就，索羅斯帶給人們的都是神秘。除了他偶爾出席電台的公開討論外，在華爾街或者在證券金融界，一般人很少知道這位隱居的公司經理，更別說有多少人知道他的經歷。"
"他的經歷更增添了一份神秘感，這就在於：沒有人能確切地知道索羅斯在什麼地方投資，或者從事一項投資活動他會持續多久。作為海外投資公司的經理，證券與匯兌委員會不要求去登記註冊。他避免同華爾街的行家們接觸。那些在商業活動中認識他的人都承認：他們從來沒有和這個人十分密切地交往過。至於聲譽，普遍認為他對此毫不在乎，他生活得很愉快。
毫無疑問，《公共機構投資者》的報道是具有積極作用的，但隨後發生的事情卻讓索羅斯懷疑，受到新聞界的關注是否值得。這篇報道之後的接連數月，索羅斯遭受了巨大的痛苦，這是他商業生涯中唯一虧損的一年。1982年，在僱用詹姆士·馬奎之前。索羅斯很清楚地向他講述了他"走出證券市場"的整個經歷，那時心裡不是滋味。
"對於喬治來說，這（新聞界的宣傳之後緊接是證券市場的逆轉）幾乎是有因果聯繫的，"馬龜茲說，"喬治相信對自己報道的危險，他也懂得這可能使一個人坐在以前的榮譽上觀望，而不是參與。他認為他已經分享了……他所知道的和怎樣通過新聞媒介與其他人投資，並注意他能從中得到的東西。不僅僅這些。在這個過程中，他失去了一些長期投資者和朋友，因此，他進入了一個非常秘密的階段。
1983年和1984年，作為索羅斯的得力助手，馬龜茲經歷了這個"秘密階段。
在那段時間，新聞記者經常打電話到量子基金會，想了解公司的運作情況，或者索羅斯和馬龜茲對某一消息如何影響華爾街的看法。在馬龜茲加入基金會時，索羅斯明確告訴他不要和新聞界接觸。"我和新聞界的最後一次聯繫，是在1983年元旦，我去和喬治·索羅斯工作的那一天，"馬龜茲說。
馬龜茲是一個友善的人，儘管索羅斯這樣告誡他，他還是喜歡和記者們交談，接他們的電話。在馬龜茲看來，在公眾面前有一定的影響力是很重要的。他明確地告訴新聞記者，對他的講話的報道只能在隱蔽的位置。"我對記者們說：我告訴你們我知道的事情，或者我認為我知道的東西，但決不是要為它們找到歸屬。"他和量子基金會都不能被引用，這是他的規定。
索羅斯或許感覺到了馬龜茲同記者們的談話，但是，他從來不過問。此事有時候，馬龜茲確信索羅斯知道他是某一信息的來源。"他經常以某種方式告知我，我是某種事情的後台，他會說：哎呀，這篇文章聽起來好像就是你寫的。當某一天，我從他那裡接受了什麼東西，接下來，可能就會出現在了報刊雜誌上。"
1984年，阿蘭·拉裴爾進入索羅斯基金會時，他也被告知，不要和新聞界交往，他遵守了這一紀律。"我們索羅斯基金會被認為是秘密性的，我覺得這樣很好。通常，我們採取的策略是恰到好處的。只有到最後，你才能讓別人知道你在做什麼。"
為什麼呢？
"因為人們會搶先起跑。如果你經營一個全球性的公司，那麼，你不希望人們很輕而易舉地追上你。如果人們知道你在做什麼，你想購買什麼東西，他們就會先於你去購買，這隻會弄糟你的計畫。"
索羅斯的客戶都在國外．而且都是些"很秘密的"，客戶按照拉裴爾的說法，"他們都不願意在報刊上看到自己的名字。"
因此，在80年代初期和中期，索羅斯的新聞政策就是排斥，他沒有代言人，也不搞新聞發布會。"我們需要的，是安安靜靜地來，安安靜靜地去。"拉裴爾說。
1987年9月，索羅斯接受《幸福》雜誌的採訪，這次採訪是唯一的一次例外．但卻造成了嚴重後果。雜誌封面標題為"股價太高了嗎？索羅斯預言美國股市將不能出現逆轉，日本市場也同樣如此。此後不久，華爾街股市暴跌。
"這正像你們在《體育畫報》封面的出現一樣，"拉裴爾說，"你們隊喜歡贏得世界盃，然後迅速地消失。我們稍稍開個玩笑：在雜誌封面上露露臉，卻造成了不好的後果。"
第二節 著書立說
為了達到他的其他一些目標，特別是扶持在東歐和其他地方的公共團體，索羅斯不可能完全地保持隱秘狀態，因為他希望受人尊重。他希望那些憤世嫉俗的人把他視作一個嚴肅的思想家。他知道，如果他有一個更良好的公眾形象並且為公眾利益說話的話，那麼，這對他在東歐所作的慈善事業大有神益。
他似乎是在和自己進行一場拔河比賽。一方面，從投資方面來看，要把自己拉向隱秘；另一方面，從慈善事業方面來看，要把自己拉向公開。他下面的一段話，是對這種拉伸力最形象的刻劃："自我暴露是極具破壞性的，但是，我性格的一個缺點，這一點我還沒有完全看透，就是急於自我暴露。·他的反饋理論使他站到了投資市場的最上層，現在一1987年——他準備讓公眾更好地了解自己。他運用了他最強有力的資源，即他的思想。因為他確信：在世界思想中為自己找到位置的時機已經成熟。這個位置在過去曾經被否定過，那麼，現在怎麼樣了呢？
很久以前，他就想出版一本書，對人類的思想作點貢獻。但他知道他必須把自己的思想向公眾表達得更清楚。"人們沒有完全理解我，"他有一次說道，"因為我還不擅於表達這些複雜的思想，而且這些思想很複雜。
然而，對他來說，出版一本哲學書仍然是一個元從捉摸的夢想。他或許可以出版一本解釋他的金融理論的書。然而，在投入寫作之前，他猶豫了。他擔心：公開自己的金融理論，讓公眾來仔細審查，這似乎是在自吹自擂。如果這本書出版以後，他又遭遇一次更可怕的證券市場的逆轉，那慈善事業會發生什麼事情呢？到那時，公眾會怎麼說呢？他們又會怎樣來看待他的金融理論呢？
不管怎樣，他決定投身於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