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羅斯決定他將運用他的財富來促進社會開放，促成民族自決，使人們能夠自由表達自己的思想，並追求他們自己的目標。
第一節 慈善觀與民主狂想
對於喬治·索羅斯來說，在他的早期商業生涯中，慈善事業是件很遙遠的事，一想起"慈善"這個字限，他就覺得討厭。1993年，他曾對記者說："在我們這樣上個建立在個人利益基礎上的文明中，慈善事業是不合時宜的。因為我們這個文明絕非是建立在關心他人利益的基礎上的。"所以，索羅斯身邊的人記得，他從來沒有談論過安置窮人的重要性。他倒是願意捐獻大筆錢的，但不想捐給私人。他希望自己能造成巨大的社會影響，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必須將錢捐給社團，甚至社會，而且是大張旗鼓地捐贈。
倫敦的猶太人保護委員會對待他的態度，至今仍令他記憶猶新，它改變了他對慈眷事業的看法。他對記者說："你應該知道，我實際上是反對慈眷基金的。我認為，弄清建立基金會的目的，即要完成什麼事，比基金會本身的運轉要重要得多，而基金會也僅可能因此而存在。他相信，任何組織機構，包括他自己的，必然會"發生質變和腐敗"，因為機構里的人會追逐財富、權力和安逸。
他一直不厭其煩地告訴人們有關他以前所組織的基金會的憎況，這個基金會叫"中央公園社會基金會"。它的宗旨是重建紐約的中央公園。恰巧，另一個機構"中央公園管理委員會"擁有同樣的使命。當索羅斯的基金會惡意攻擊這個組織的時候，索羅斯感到震驚，他不僅制止了這種不良行徑，而且"槍斃"了這個社會基金會。他事後說，他解散這個基金會比當初建立它更覺自豪。
但是，若他繼續想做好事的話，這些情況都是難免的。他無可選擇，他還得建立基金會，他只能儘力設法讓這些基金會運作得當。
問題是，他該怎樣去捐款？既然他是猶太人，那麼他捐助他的猶大同胞不是很自然的事嗎？
索羅斯從不否認他信仰猶太教，他只是把它放在了一邊罷了。他以前一直故意不捐錢給以色列，直至1986年，當他結交了以色列的公共事務評論員丹尼爾·杜榮之後，他才捐了一小筆資金給杜榮在耶露撤冷的智囊團。後來，那路撒冷的希怕來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古爾·歐菲爾，努力接近索羅斯，希望他建立一個基金，來收容安置前兩年從蘇聯涌人以色列的50萬猶太人，但索羅斯堅持決反對，並中斷了這次談話。
為什麼索羅斯如此反對捐助以色列入？臭福爾後來回憶說："這是因為，他認為以色列大左了，除非以色列改變自己，否則，支援它便毫無意義。在他的思想中，有非猶太復國主義甚至反猶太復國主義的成分，他認為，猶大人應該在他今天生活的社會中安然生活。
當索羅斯尋找一片能夠使他成為"成功人士"的天地時，他覺得，他生命中的分水嶺便是從他的出生地匈牙利的"封閉社會"中逃離出來並且離開匈牙利以後，他才嘗到了什麼叫自由，首先是在英國，然後是在美國，為什麼不給東歐和蘇聯的那些人同樣的機會來嘗試自由？
索羅斯決定運用他的財富來促進社會開放，促成民族自決，使人們能夠自由表達自己的思想，井追求他們自己的目標。
為破壞社會主義，索羅斯一直在提供資金，資助東歐和蘇聯的叛亂。革命並非是引向防禦工事，並非是在街道，而是在平民的思想里，這種革命是和平的、緩慢的、漸進的，但從不間斷，並且到最後，它終將會導致在這些國家中民主的誕生。
索羅斯計畫要做的事情，阻力是巨大的，共產黨人的政府不會自動投入他的懷抱；他也知道，他不能粗暴地對待這些國家，有些努力可能成功，有些努力也可能會失敗，他知道他自己能力有限。因而，選擇何種角度使他和他的慈善事業產生最大影響才是最重要的，他打算運用他的財富重新修改歐洲的政治版圖，就像羅斯查爾德一樣。
剛開始，當共產黨尚統治這些地區時，在這些地區產生影響倒是容易的，但在後來，當共產黨不執政後，就不那麼容易了。索羅斯對此說："當你提出一個變革方案時，它馬上會被粉碎，因為，一旦將之與其他同類方案相比，它就會變得似乎虛假了。"
但索羅斯深知，光憑他口袋裡的錢，是不能將東歐和前蘇聯弄垮的，除了用錢之外，他還得向東歐灌輸西方的價值觀念，畢竟，只有在西方才是開放社會的觀念流行的地方。
索羅斯對那些不喜別人到處隨便花錢的人很反感，哈佛大學的國際貿易教授傑弗里·薩克斯，他也是波蘭、俄羅斯、愛沙尼亞等一些國家的經濟顧問，他曾說："人們從各種不同的多稜鏡來觀察，喬治·索羅斯在政府領導人當中，人們對他的反應是積極的，比那些反猶大團體、極端民族主義者和其他排外團體積極得多，對後者則是持否定態度。"
實際上，索羅斯在這些東歐國家建立起灘頭陣地是相當不易的，羅馬尼亞人厭惡他，是因為他是匈牙利人；匈牙利人厭惡他，因為他是猶太人；在斯洛伐克，因他既是匈牙利人，又是猶大人，所以他簡直被雙重否定。
在西方，索羅斯也不是沒有給自己樹敵，他被人指責是"現代羅賓漢"，從富裕的西方抽取財富給貧窮的東方。1992年9月，人們憤怒地發現，把索羅斯的全部對東方的支援算起來，等於從每個英國公民身上平均"竊取"了12．5英磅來支援東方。對這一攻擊，索羅斯極為幽默他說："我想西方非常應該為東方做些事，所以我很高興我能夠代表西方人來做。
當然，並非每個不列顛公民都為索羅斯的慷慨行為所叨擾。當內爾，麥克金嫩被問及，他對索羅斯被指控從每個不列顛公民身上搜颳了12．5英鎊並把它們送給東歐的事有何想法時，這位倫敦西提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答道："為了自由，這實屬廉價。"
索羅斯投身於慈善事業，實始於1979年，那時他在南非。他認定開普敦大學似是風氣開明之地，於是向黑人學生提供獎學金。然而事與願違：索羅斯發現他的錢多半被用於已註冊的學生，僅少許撥給小部分新生。他撤回了對學校的資助。"南非是淚水的淵源，"他後來解釋說，"倘若不用與那種體制相容的法子，辦什麼事都是舉步維艱。當然，在東歐，他感到自己擁有對抗該體制的籌碼："這是激動人心的英雄事業，回報豐厚，極有趣味。我們在做一樁損毀該體制的事業。我們願意資助任何事。我們資助眾多的項目，但都只提供小額資金，因為任何自治行為都將損害極權主義的教條。
索羅斯一旦專註於東歐，他就感到需要一個樣板。他選中了家鄉匈牙利。恰巧倒霉的賈諾斯·卡達政府中的一些改革派分子也注意到了索羅斯。他們亟需為窘迫的政府籌集外國資金。
弗倫奇。巴沙，當時是政府經濟聯繫的負責人之一。巴沙和索羅斯於1984年會見之時，索羅斯解釋說，他對建立一個慈善機構感興趣。談判開始了。代表政府督導他們的是喬治·阿克澤，匈牙利政治局委員中唯一的猶太人，他也是匈牙利非官方的"文化沙皇"，首相卡達的摯友。
索羅斯選了一個令人生畏的匈牙利持不同政見者密科羅斯·瓦薩赫尼依作他的私人代表。1983年瓦薩赫尼伊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國際變遷研究所工作時，與索羅斯首次見面，在1956年事變時，瓦薩赫列伊是匈牙利首相伊戳·納吉的發言人，亦是圈內成員。蘇聯人鎮壓了反抗，納吉被絞死，瓦薩赫尼依被開除出共產黨並判人獄五年。
瓦薩赫尼依猜想，建立這樣一個機構的機會不會超過一半。對索羅斯有利的一面是，匈牙利政府想改變自己在國外的形像，以獲得西方貸款和硬通貨。不利的一面卻在於，索羅斯面對的是一個共產黨國家，這個國家沒有以回外人管理慈善基金會的經驗，沒有放任回外人努力鼓勵一個"開放社會"的經驗。
即使匈牙利政府同意索羅斯建立一個基金會的計畫，它也不打算給予他自由行事的權利。從他那方面出發，索羅斯堅持獨立行事。"我將來到匈牙利，把錢交給我認為值得信任的人。"他不服他說。政府官員們口應道："索羅斯先生，把你的錢拿到這裡來，我們會為你分配它。
談判拖了一年之久。索羅斯只肯捐資二三百萬美元，但這個數字對政治家們來說實在大小了。政府願意援助科學研究，索羅斯卻寧願拔給基金會負責人中那些想要旅行、寫作或是從事藝術的個人。政府想讓基金會資助機器設備，索羅斯卻想資助人民。
最後，索羅斯和巴沙似乎克服了分歧。匈牙利人簽署了相關文件。其中一人說道："太好了！你們的秘書處可告訴我們的對外文化部門，它需要做什麼，我們就做什麼。"
換句話說，匈牙利政府至此仍堅持新的索羅斯基金會要受到文化部的控制。使匈方談判者震驚的是，索羅斯從椅子上站了起來，走向房門。他不願簽署這些文件。
"很遺憾，浪費了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