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是一把傷人的慢刀
採訪時間：1997年12月12日9：00AM
採訪地點：（北京青年報·青年周末）辦公室
姓名：左秋
性別：女
年齡：35歲
東北人，大專學歷，曾在哈爾濱市某學校任教師，結婚後調入北京，在某公司做財務工作。
在沒有成為北京人之前對北京人是很羨慕的——多少次我在街上看見相像的身影，都要過去看看，也都不是他——我的這種婚姻跟自由戀愛的不一樣，這是一種模式化的東西——我一直生活在一種矛盾之中——我有一種傷心的感覺，不是說一把刀一下子把人扎死，是慢慢地讓你難受——我沒想離開他，他把我打得鼻青臉腫的，我也設想跟他離婚——我不想離婚也有另一個原因，誰能保證再找一個人就一定能過得好？也許還不如這個——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男人都這樣，把很多事情都看作是需要——對於我這種很看重情感的人來說，只能是一種傷害，找情人和做情人的苦都沒地方去說
1997年12月12日上午9：00，我按照約定在辦公室等左秋。但是她遲遲沒有出現，給她的單位打電話，一個極不耐煩的男聲說"不在"之後立即掛斷。我想也許她改變主意了。
大約10點的時候，一個細小的聲音在我背後響起："你是安頓嗎？"一個個子不高、微胖、臉色通紅的女人已經走進來、站在門邊上。她說她就是左秋。她跟我想像的不一樣，通過電話里的聲音，我猜想她一定很瘦削、臉色蒼白，因為那種聲音通過電話線是那麼虛弱和頹唐。眼前這個左秋的臉上沒有一絲不愉快的婚姻生活留下的印跡，她實在是非常普通，從形象上看沒有絲毫個性特點。她的紅羽絨服、白羊毛衫以及梳成馬尾巴的直發和描成細柳葉的眉毛，與走在北京大街上的任何一個7歲孩子的母親沒有任何不同。
她說她非常抱歉，因為遲到了。我說交通不好，反正我也要看一些來稿，等一會兒也沒關係。她很不好意思地笑了："其實我一直在猶豫，就在今天早上，我還在想，要不別去了……走到報社門口我還想著要不就回去吧。不過跟你說好了……而且我也確實想找個人說說。"
我們在一間空辦公室里開始談話。跟每次與受訪者談話不同的是，左秋對她的敘述有很明顯的設計，講什麼、不講什麼，她都很有分寸。其間有兩次她都是在準備離開的時候被我的提問和有些像窮追不捨似的提示留下來，開始一個新的話題或者說她的生命中的一個新的階段。所以，左秋的"口述實錄"成了第一個以連載的形式出現的訪談錄，而且我使用了一個總的標題，叫做《一個女人生命中的三個瞬間》。
其實左秋的本意只是講述她的"第一個瞬間"。
我現在在部隊的一家公司做財務工作，35歲。現在的工作、家庭可以說都是挺好的，但是我就老是有那麼一種感覺，親人和朋友都不在身邊，尤其是逢年過節的時候，就有一種孤獨感。在這麼一個大都市裡有千千萬萬的人，但是能夠跟你說一些心裡話的人非常少。何況在今天這種商品經濟的環境里人們也不太相信這種交流的方式，所以我的孤獨的感覺就比較深。我的知心朋友特別少，所以我就特別懷念過去的一些朋友。我來北京快10年了，我特別想找到兩個人，我知道他們就在北京，但是聯繫不上。我來就是想看看我能不能寫一些東西，如果他們看到了，可能就會跟我聯繫上。這兩個人都非常特殊。
實際上左秋直到結束我們的談話也沒有講明白第二個人的情況，那是一個曾經送給她一個漂亮筆記本的女孩子，姓張。從這一點也可以猜測，她首先更希望找到的是她講述的第一個人。
我和這個人是在哈爾濱認識的，他是北京人，在哈爾濱工業大學讀第二學位。當時他說他所屬的單位是航天部，在當時是個保密單位。所以後來我們分手的時候他也沒跟我說他的詳細的工作單位，我還收到過他寄來的沒寫工作單位的信。這樣我到北京來之後問過所有跟航天部有關係的人，別人都說不知道有這麼個人。現在很多東西的保密程度已經不像原來那麼嚴格了，過去的很多秘密現在已經不是秘密了，我打聽這個人還是打聽不到。
我認識這個人還是很戲劇性的。85年的國慶節之後，我在哈爾濱師範大學進修。那是個星期天，天已經冷了，我到哈爾濱城裡去買電褥子。當時還不是很適應學校的環境，對周圍也不熟悉，我是一個人上的街。等我買完東西從秋林公司出來，走到南崗（左秋把這個字念作：杠。）體育場的時候，看見好多人在看熱鬧。我也好奇，過去一看是一個女孩子坐在地上，頭上在流血，褲腳也撕開了，地上有一些碎了的罐頭瓶。第一感覺就是這兒打了一場架。當時也不知道是怎麼就有那種惻隱之心，覺得一個女孩子給打成這樣挺可憐的。我就過去說，我可以送她回家。我想把她扶起來的時候才發現她的個頭要比我大，我覺得很吃力，跟圍著的人說："誰能幫一把呀？"後來就是這個小夥子站出來幫我把她扶起來，我們送她到省醫院門診，看了急診，我記得醫生態度特別不好，以為是家庭糾紛，說"打完了還送醫院幹什麼"。後來她的男朋友來了，讓我們去作證。我說我沒有看見打架，我不能作證。那個小夥子也不同意去作證。女孩子的男朋友就有點責怪我們，說我們是怕被報復。我當時覺得從良心上講，如果不是我親眼所見我就不能作證。結果我們幫了別人還落了一身不是。
我們是一起離開的，一邊走一邊聊天兒。我一聽他說話就知道他是北京人。在沒有成為北京人之前對北京人是很羨慕的，我就跟他說我哥哥和嫂子也在北京，我也去過北京。我們互相留下了地址，我覺得這件事也就過去了。一個星期以後我收到了一封信。是他寫來的。他說他也是偶然走到那兒，他說"如果沒有你站出來我可能就會袖手旁觀"，"確實是你的善良感染了我"。當時他把"袖"字寫成了"神"，可能就是一，點兒筆誤，我在信上給他描了一下。
左秋的聲音聽起來非常衰弱，這種感覺在後來聽錄音帶的時候尤為強烈。她的眼中有一片幽幽的神往，使整張臉都顯得格外有光澤。我想，再平庸的女人在回憶青春的時候也有幾分美麗動人。我問："他是不是你的初戀？"她眯起眼睛，目光變得有些朦朧，然後點頭。
出於禮貌我給他回信。我還特意把那個錯字給他指出來，我說我是做教師的，對這種錯字特別敏感。我們後來的第一次見面是哈爾濱搞一個演講比賽，那時候演講特別多。我記得當時的一個熱門話題是關於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當時哈爾濱有個學府路，就跟北京的學院路似的。我在一個辯論賽場碰見他了。他當時說了一句話："這個地球看起來很大，其實還是很小的，咱們又碰上了。"
87年的時候我們都畢業了，當時我們鬧了一點小矛盾，誰也沒留地址。這些年我覺得很歉疚，如果找到他呢，也不失為一個好朋友。那時候他跟我說過他家住在空軍的一個大院里，我到了北京以後，也找不到他，那個大院也很難進去。而且已經過了十年了，每個人的變化都很大，也不知道人家的個人狀況，貿然地去找也不太合適，容易給別人造成不必要的誤會。所以這些年他也在北京我也在北京，就是找不到。多少次我在街上看見相像的身影，都要過去看看，也都不是他。
在哈爾濱的時候他送給過我一張賀卡，所以每年的這個時候我都會精心選一張賀卡給他，但是都是寄不出去的。我很想寫一篇東西叫做《無法寄出的賀卡》，也是對友人的一種思念。
左秋還是那樣一種倘佯於回憶之中的浪漫表情，但是我什麼也沒有聽出來。她是非常清楚他們之間的一切的，她自己陶醉其中，但是她在心裡陶醉著，似乎跟我沒有任何關係。於是我問她："這樣聽起來你們之間什麼也沒有發生，但是他又怎麼會是你的初戀呢？"左秋的解釋非常迫切。
那就是一種很純潔、很純潔的關係。如果能夠找到這個人，我很想知道他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況，而且也很想了解分手以後他的生活。當然就算找到他之後我也沒有想影響他的生活。你說我這種尋找是有意義的還是無意義的？
我沒有回答左秋的問題，我說她現在的這種不能釋懷其實說明了她對那個人有一種別樣的、近乎於愛情的感情，雖然最終並沒有一個結果。她在我的追問里承認她自己"格外依戀這個人"。
我聽說南京有那種私家偵探，我想北京要是有可能我也會讓人幫我找到他，找到他也不意味著要打擾他的生活，只是想對我過去的生活有一個交代，是對當年那個不圓滿的結局的一個了結。當年是我太任性了。我覺得我不可能到北京來，再有一個我覺得我們兩個人之間的家庭差異很大，他的家庭要比我的優越，就是門第懸殊，而且我也有自卑感，我覺得自己不夠優秀。人呢，應當對自己有一個正確的評價。可能我想的多了，別人也說過我的思想和年齡不相符。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