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在別鄉的季節
採訪時間：1997年9月27日星期六8：00AM
採訪地點：北京崇文區東花市羊市口某大院丹丹舊居
姓名：丹丹
性別：女
年齡：30歲
北京某外語學院英語專業本科畢業，在某機關從事翻譯工作，後就讀於美國某大學東方哲學專業，現居加拿大多倫多市。
用不著追究誰拋棄了誰，誰背叛了誰——全世界的男人和女人都必須這麼想——人可以千金散盡，但是抹不掉一絲過去——兩個受過同等教育的人也缺少共同語言——離婚對於我可能逐漸轉變成一種財富——生活尚且那樣艱難我憑什麼去戀愛——有了愛，又有了性，又能說明什麼呢？ ——我們絕對不是為了冰淇淋才離開故土的。
1997年9月27日，星期六，早晨八點。我站在路邊等了大約十分鐘才等來一輛"面的"，司機聽說我要去羊市口，一個勁兒地搖頭，說那個地方一天到晚堵車。相持了又有五分鐘，我答應如果堵車就多付五塊錢並且車只開到衚衕口，司機才嘟噥著一些我聽不清也不想聽清的話，老大不情願地上路。
我和丹丹約好的時間是八點半，在她的家。
巷子很窄，兩側是一個挨一個的典型的大雜院，被歲月打磨得破損不全的石頭台階已經沒有了最初的顏色，院門大多是裂了縫子的木頭，似乎也根本用不著關。有些院門兩邊還依稀留著當年的吉祥對聯的斑駁墨跡。院子外面間或有幾輛舊自行車，隔不太遠也有緊貼著院牆停著的兩三輛"夏利"，因為是周未，寫著"TAXI"的頂燈摘了，只從車身上的白字可以看出是計程車。
這裡曾經是我熟悉的地方。穿過大約五米長的過道，繞過一滴一滴地漏著水的半人高的水管子，沿著西廂房向南數的第二間屋子，窗戶是一格一格的，玻璃上灰塵很多，即使這樣也能分辨屋裡掛的窗帘已經太久沒有換過，有幾分破舊。
門虛掩著。
我在門外停留了一小會兒。我不知道怎麼邁進其實只是一塊破木頭的門檻。和從前每一次來這裡一樣，我沒法讓自己確信，這裡是丹丹的家，是漂亮的丹丹勇敢地把自己嫁出去又終於傷心地獨自離開的地方。
"你還是進來吧！"
我就站在了縮在床上的丹丹面前。
這是她回國的第三天，時差還沒有完全倒過來，她的面容十分疲倦。房間角落裡放著打開的大皮箱，舊寫字檯貼牆放著，上面是一些英文商標的日用品。一條鐵絲在空中拉成房間的對角線，上面很隨意地搭著一條亞麻布的裙子。房間的正中是那張我們都坐過的、打開就是雙人床的長沙發，佔據了三分之二個屋子。丹丹就斜倚在上面，慢慢地吸一支煙。
我走到她的旁邊俯下身子，她抱住我，臉頰貼上來，熱乎乎的。我們眼裡都有一點潮濕。
這裡還是老樣子，就連這根掛衣服的鐵絲都沒有變。跟我走的時候一樣。我走的時候，用一塊大白布把這張沙發一蓋，屋子裡就像一個挺大的停屍房。什麼都賣光了，我就給自己留下這麼兩樣家當。
丹丹用夾著煙的手指指舊寫字檯，又拍一下她和我坐著的沙發。
能睡覺，能吃飯。那時候我除了上班就是複習英語，坐在這兒一念就是半宿，所有的東西都堆在寫字檯上，飯碗、牙刷牙膏、擦臉油、換下來的衣服、餅乾和速食麵，還有暖壺，經常沒有熱水。比上大學住在宿舍里的時候還慘。
從我這個角度看過去，丹丹有一點見老了，眼角的魚尾紋放射狀地灑開來，使她的雙眼有一種乾巴巴的樣子。算起來她在美國才只有兩年，兩年前她走的時候，還僅僅是有些瘦削。
我91年從外語學院英語系畢業，分到機關當翻譯，其實真正需要翻譯的東西並不多，也就把我當個打字員使。機關你也呆過，就那麼不緊不慢地混日子。工作前兩年，最主要的事就是談戀愛。老郭（丹丹的前夫）那時候已經是一家報社的挺有點份量的記者。我上大學的時候就認識他，一開始真沒愛上他，看著他一副和和氣氣的樣子，覺得這人一定是踏踏實實的。而且我也說不清為什麼，我這人天然地就對當記者的人有好感，覺得干你們這行特別不一般。在機關工作，早晨八點半跟著班車到了辦公室，晚上五點又跟著班車回家，沒有什麼娛樂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活動。像咱們那種大學一畢業就分到機關的女孩子差不多都有被上級介紹對象的經歷，是吧？
我點頭，並且告訴丹丹其中不乏有一些介紹成功的人，甚至有人因此改變了自己的處境。丹丹一笑。
我不知道別人，但是我的確覺得很煩，被介紹的一般都是家境不錯的，父母都是什麼什麼級別的幹部，可是他們自己有的連大專都沒上過，我一聽就沒興趣，到底是嫁給誰呀？可是又不好說不見。見了又不成，弄得介紹人和我都尷尬。那段時間老郭來找過我幾次，慢慢地就有了傳聞說我本來有男朋友，還是個記者，怪不得誰都看不上呢。要非得說誰追誰，那可能應該算是老郭追我吧，其實真的無所謂，當時我就沒把這誰主動當成一回事，兩個人好，肯定是雙向的，所謂兩情相悅，一個"相"字，把什麼都說清楚了。現在回想當年，就更無所謂什麼主動與被動，和也和了、分也分了，用不著追究誰拋棄了誰、誰背叛了誰。
丹丹從身旁的煙盒裡拿出一支煙，就著吸剩下的煙蒂，續上。深吸一口，緩緩吐出。
這可不是美國教給我的，我覺得全世界的男人和女人都必須這麼想，這麼想就沒有負擔。
我們就是在這間屋子裡結婚的，房子是我姥姥家的。我媽沒跟我爸結婚、沒嫁到福建之前一直住在這兒。我媽一輩子的理想就是讓我回北京、讓我跟一個正宗的北京人結婚。我全都做到了。首先我考上大學又留在北京工作，然後我嫁給了老郭，他是正宗的北京人而且還是一個一天比一天出名的記者。我媽很滿意。我結婚的時候她來了一趟北京，看見她長大成人的這間屋子變成了她女兒的新房，激動得就會流眼淚。老郭不明白，我告訴他，我媽盼這一天盼了24年，他點點頭，好像明白了，其實我知道他還是沒明白。可能你也不太明白，我媽是為了逃避政治運動才遠嫁福建的，她認為她的離鄉背井是出於無可奈何。
丹丹幽幽地看了我一眼。
我媽無論如何想不到，她的女兒有一天也會有同樣的命運，所不同的是，我走得更遠。
新婚這一段還說嗎？
丹丹看看我。她的眼神里沒有一點不平靜，也找不到在採訪這類人的時候我本能地就會去尋找的所謂"傷痛的目光"。我知道丹丹是真心地在徵詢：說，還是不說。說，還是不說呢？我不知道怎麼回答，丹丹撣掉一截煙灰。
我是真覺得沒得說，倒不是什麼害怕回憶。記憶這種東西很怪，它是世界上最不會丟文件的電腦，也是世界上最會篡改事實的修正機器，怕或者不怕都沒有意義，人可以千金散盡，但是抹不掉一絲過去。我只是覺得，從有了自由戀愛，就沒有哭泣的洞房花燭夜。結婚是你情我願的事，不好都是後來的事。
當時我們不算窮人。他幫別人編書，在另一家報社兼職還經常給雜誌寫稿，每個月掙的錢是我的好幾倍。我們單位就是有一樣好，什麼都發，精緻到西裝、羊毛衫，細緻到香皂。衛生紙，所謂機關工資的"含金量高"大概就是指這個吧，我們就是沒有房子，這間平房冬天冷、夏天潮，沒有衛生間。但是那時候我們有感情，冷得晚上兩個人抱在一起睡，潮的時候兩個人一塊把東西搬出去曬……說這些沒意思，你也知道，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樣的，老托爾斯泰實在很智慧。
丹丹伸出左腿，用腿把一張小板凳勾過來，那上面有兩瓶包裝十分精美的法國礦泉水，矮小、剔透的綠色小玻璃瓶看上去很可愛。她無聲地開了封，一瓶遞給我，另一瓶送到自己嘴邊。
可能是我太蒼白吧，我只滿足於為自己的丈夫驕傲，也為能找到這麼一個讓人驕傲的丈夫而驕傲。現在想起來我那時候可能更像一個鄉下女人，除了好好服侍男人、討他的開心也讓自己開心之外什麼也不會。我就是一個小打字員，我沒想過自己能幫上他什麼忙，他可能也不認為可以和我說說他能跟別人說的話，總之用一句話概括就是我們這樣兩個受過同等教育的人也缺少共同語言。我曾經聽別人說離婚的理由是這個，也曾經從懂事就聽我媽說她和我爸的婚姻不和諧就是因為這個，我不以為然，包括和老郭離婚的時候我仍然以為其實我們分手的主要原因是他有外遇而他不敢承認。但是重新單身以後，特別是出國以後，又經歷過很多次被別人選擇也選擇別人，我才開始意識到共同語言的確十分重要，它並不是一對受過同等教育的人之間就可以實現的，更多的時候，它的背後隱藏著緣分，不是會不會表達而是想不想對這個人表達，兩個人都認為對方是自己願意說話的人，而且是願意比別人說得多、說得深、並且天天說也不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