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拉貝1882年11月23日出生在德國漢堡。父親是船長。拉貝早年喪父，因此初中畢業就離開了學校。他當了兩年半的學徒，後來又在漢堡的一家出口商行當夥計，為時一年半。經老闆的推薦，他前往非洲東南部的葡萄牙殖民地莫三比克，在洛倫索馬貴斯 的一家享有盛名的英國公司工作。在那裡他學會了一口純正的英語。1906年，他因染上瘧疾，不得不離開非洲回國。但是1908年他又離開了德國，這一次他踏上了前往北京的旅程。1909年，他在北京和青年時的女友結為伉儷。他在中國生活了整整30年，其間只有一次短暫的中斷。剛到北京時，他在一家漢堡的公司工作。1911年，他轉到西門子代表處，地點仍然是北京。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在協約國的壓力下於1917年對德國宣戰，但是這段時間拉貝仍然留在北京。他很有策略地讓中國官員相信，戰爭期間繼續由他來經營西門子駐北京代表處不僅符合他們自己的利益，而且也符合中國的利益。在中國，要做到這一點並非不可能。
但是在1919年，中國在英國的壓力下，將拉貝和其他德國人遣返回國。當時在中國，人們是不希望看見來自德國的競爭對手的。僅僅過了一年，拉貝又上路了，他途經日本，回到了中國，為西門子駐北京代表處重振旗鼓，不過這一次他以一家名義上的中國公司作掩護開展業務，直至西門子洋行（中國）總部在上海獲准正式開張。開始的時候他在北京和天津工作。從1931年起，他擔任西門子駐南京辦事處經理，那時南京已經是中國的首都了。1938年3月，西門子洋行將拉貝召回，把他調到西門子在柏林廠家的管理部門工作，自那以後再也沒有對他委以重任。拉貝65歲退休，兩年後去世，那是1950年1月5日。
如果約翰·拉貝沒有在半年的時間中，一邊兼顧洋行的日常業務，一邊將個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去拯救25萬中國人，那麼以上介紹的生平就是一個普通海外商人的生平，沒有什麼不同凡響，也沒有什麼驚天動地之處。
南京市把約翰·拉貝先生看作是仁愛的典範，將他的墓碑安置在城市的一個紀念館 里。
誰要是以為中國沒有仁，那就大錯特錯了。
弟子樊遲問他的老師孔子：「何謂仁？」「愛人。」孔子答曰。
孔子哲學的道德倫理核心就是仁，因此他一再反覆提及這個概念。就對人的要求而言，孔子所教導的，以及中國人民2500年來所領悟的，至今仍有現實意義。
約翰·拉貝是一個質樸的人，只要能做一個正派的漢堡商人他就已經心滿意足了。他樂於助人，謙遜可親，充滿理智，恢諧幽默。這後一點尤其體現在艱難困苦的時期，他總有辦法讓自己心平氣和地與別人達成共識。他從不高高在上，而是相處隨和。如果他有什麼不滿要記在日記里，他總是會在後面加上「其他人也同樣如此」或「別人比我條件還差」等諸如此類的句子。他在日記中提到的經常是一些身處困境中的人，他是如何努力去幫助他們的。他把幫助危難中的人看作是自己的職責，這也是他和周圍的人的不同之處。
拉貝在中國有很多朋友，其中有德國朋友，也有外國朋友。他能說一口純正的英語，這一點我們已經知道了；不過他要寫起法語來也是無懈可擊的。他寫了很多書，大部分是關於他在中國的生活，書中還配上了照片和別緻的幽默畫。他的書大多是純個人的記錄，從未發表過，雖然只是手稿，卻裝訂成冊。對中國的藝術，他談不上精通，可也略知一二。他在文學、音樂和科學研究領域沒有專長，但是念上幾首感傷詩卻能使他淚流滿面。他心腸軟，但卻不外露。他是一個實幹家，處理所有的實際工作都非常得心應手。他對政治的興趣平平，可以講，他只對與中國、德國對華貿易和德國的亞洲政策有關的政治有些興趣。他是一個愛國主義者，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一直以為希特勒是要和平的。1934年，他在南京建起了一所德國學校，當然不是為了自己的孩子上學，他的女兒那時已經完成了學業，兒子在德國南部的一所寄宿學校念書。作為這所德國學校理事會的理事長，他必須得到帝國當局和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的批准，申請教師和教學經費，為此他於1934年加入了國社黨。
他質樸忠厚，富於理性，幽默風趣，平易近人，廣受稱譽，卻從不招搖；他以仁愛之心待人，以仁愛之心待中國人，置個人安危於不顧，救他人於水深火熱之中；他日夜操勞奔波，不僅隨時隨地幫助別人，在救助過程中同時還能審時度勢地處理政治事務，表現出高超的組織才能和得體的外交手腕；他同美國朋友密切合作，經常是冒著生命危險，為處在日本佔領軍下的25萬中國人提供相對安全的保護。在當時那樣的情況下，拉貝竟然還能安排出時間來記日記，簡直不可思議。
他的朋友對他交口稱讚，中國人把他奉為聖人，就連遭到他不斷抵制的日本人也對他敬重三分。儘管如此，他仍然保留了自己以往的謙遜品質。但要是路遇不平，他的和藹與溫和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他就會勃然大怒。他曾不容抗辯地用德語痛斥企圖強姦婦女的日本士兵，把卐袖標舉到日本兵的眼前，揪住他，把他扔出院子。聽說他在家裡也一直保持自己家長的權威形象。
他雖然謙遜，但有時也會表現出一點兒虛榮心，例如身著燕尾服，胸別各種獎章，在柏林名攝影師的鏡頭前擺姿勢弄表情。這一點還表現在《遠東新聞報》的編輯把拉貝自鳴得意的幽默話語刪掉的時候。
拉貝1908年離開德國的時候，還是威廉二世皇帝統治時期。1919年他短期回國，此時德意志帝國已處在共和國時期，但動蕩的局勢還沒有平定下來。在漢堡，他看見一個人被暴徒毆打倒地，他的性格驅使他上前把那人扶了起來，結果他也遭到了毆打。
在柏林，西門子工人上街罷工的時候，他看見街上架起了機關槍，於是從那時起他開始記日記，久而久之這成了他的一個嗜好。但是他的夫人並不怎麼欣賞這個嗜好，因為下班回家後，家裡人常常會因為他記日記而和他說不上幾句話。從他的日記里我們經常可以發現他有一種憂慮，擔心在動亂的年代日記可能會丟失。對他來講日記是一筆珍貴的財富，裡面記錄了他的時光和他的生命。
對在柏林的歲月，他是這樣記錄的：
接著發生了暴亂。我對家鄉的政治局勢一無所知，因此也就看不出個所以然。後來我才明白，當時德國的實際情況比我自己感覺的要糟糕得多。我的左邊是施泰因廣場音樂廳，裡面是帝國國防軍；我的右邊是烏蘭德大街的跑馬場，裡面駐紮的是共產黨人。到了晚上，雙方交火對射，我只好和家人從卧室跑出來，在走廊上過夜。柏林的日子很不舒服，那一段時間正好是總罷工，技術救援組織到處出動，填不飽肚子的女大學生淪為娼妓，歌劇演唱家圖幾個施捨任人包唱，投機商囤積居奇造成商品短缺，買葷油要憑票，西門子內部甚至還有專買皮靴後跟的票券。我是該領的票都領了。布倫德爾是我西門子的同事，也是我的朋友，他有一次告訴我，西門子城裡有個地方可以買到各種豆子，價格便宜。我買了兩大袋豌豆想帶回家，但偏巧趕上下雨，一路上又沒有有軌電車，慢慢地袋子被雨泡軟了。結果到家的時候，豌豆只剩下了一半。我是一點也不適合於在柏林生活！
在電車上，一個姑娘餓昏過去了，我把我的食物分給了她一部分。在那個人人日子都不好過的困難時期，還有一件事情在我的腦海里一直記憶猶新，西門子在上海辦事處的會計布朗先生回國休假，邀請我和布倫德爾，還有其他幾個朋友一塊兒去波茨坦廣場旁邊的普紹酒館喝杯啤酒，就酒吃的是他從老家巴伐利亞帶來的小吃——白麵包、香腸和黃油。當時在旁邊有一個8歲左右的小姑娘，用圍裙捧著火柴，每盒要一個馬克。我們酒足飯飽之後，布朗把剩下來的食物全部送給了這個小姑娘。小姑娘突然大聲哭了起來，將圍裙里的火柴全部拋撤在地上，如獲至寶似的捧著食物奔向正在門口等候的母親。我們的啤酒頓時索然無味了。
當我得到消息，可以重新回到中國發揮我原有的作用時，我不禁輕舒了一口氣，我想別人不會為此而責怪我吧。
此行到中國，拉貝一待就是20年，中間只有兩次回國，第一次是在20年代，另一次是在1930年，這一次回國是為了治療感染引起的疾病。這次回到中國他被任命為西門子駐中國新定首都南京的辦事處負責人。在這之後他再次看到德國是1938年3月，西門子洋行召他回國，把他送回了家。
南京從1927年起成為中國首都，1937年時，約有130萬人口。西門子洋行在那裡設置了電話系統，為發電廠安裝了渦輪機，並為好幾家醫院提供了醫療設備，由西門子培訓的中國專業技術工人負責設備的保養和維修。拉貝每天都能從中國的各部委得到向西門子訂貨的合同。
當時南京有一家德國飯店，天津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