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2日
我在這本日記里多次寫到一名被槍殺的中國士兵的屍體，這具屍體被捆綁在一張竹床上，自12月13日起一直橫躺在我的房子附近，沒有掩埋。我對日本大使館提出抗議，請求他們派人或是准許我進行掩埋，至今仍沒有結果。屍體依然在原來的地點，只是繩索已被剪斷，那張竹床扔在兩米遠處。我無法理解日本人對這件事的做法。他們一方面要別人承認它是和歐洲強國平起平坐的大國並受到同樣對待；另一方面其行為卻時時表現出殘暴、野蠻和獸性，以致別人可以把他們同成吉思汗的部落相比。既然我為安葬這具可憐的屍體所付出的種種努力沒有任何結果，我只好作罷，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我越來越意識到，這個人雖然死了，但他的屍體將永遠留在這個人間。
今天早晨，約翰·馬吉牧師陪我和會講一點日語的克拉到後勤軍醫總監平井大夫那裡，我必須對他作一次回訪。我們利用這個機會，請求平井大夫准許我們訪問紅十字醫院。這所醫院是我們在外交部設立起來的，我們現在還向那裡提供大米。但在南京淪陷後就不許我們進去，因為日本人接管了這家醫院的管理工作。平井大夫對我們的請求稍作考慮後，答應要向總參謀部提出申請。他看上去是個和藹的、平易近人的老先生。我們今天訪問他時，他身穿整齊的制服正坐在靠背椅上，讓一名日本畫家畫肖像。
馬吉又收集了幾起令人厭惡的暴行。日本士兵搶走了他們搞到的全部用於屠宰的牲畜。日本人最近叫一些中國年輕人去找豬，有幾個動作不麻利或沒找到豬的年輕人被日本人用刺刀刺死了。一個被刺死的年輕人內臟拖在肚皮外面！一個人老是聽到目擊者的這類報告，就會感到厭惡。人們也許會認為，日本軍隊都是由釋放出來的囚犯組成的，正常的人不會做出這等事來！我們今天看到幾輛裝滿中國士兵的卡車從南面開來，並朝下關駛去。我估計他們都是在這裡和蕪湖之間被俘的戰俘，要在揚子江岸邊被處決。
高玉先生來拜訪我。他是領事館警察的負責人，是日本大使館的參贊，我給他搞到一輛汽車，希望他給一張徵用收據。他沒有在收據上簽字，一聲不吭地把收據塞進了口袋。我吃虧了。以往他來時總是穿一套合身的藍色制服，現在卻穿了便服。他目前正在尋找在南京拍攝的空戰和墜毀的日本飛機照片。這方面的照片很多，是由半官方的中央黨部攝影社拍攝的。該社的辦事處離我這裡很近，但這時已被日本人燒光了。這個攝影社拍攝的有關這方面的照片花一元錢可以買到一張（順便說一下，我覺得太貴）。這些照片中有一張是16個日本飛行員的合照，他們因飛機墜毀而被關進中國戰俘營里，受到中國人的細心護理和良好治療。據說其中有高玉的一個朋友，我們不知道他的名字。高玉似乎對這個被俘飛行員的命運很關心，希望從我們這裡了解到關於他更詳細的情況。我們無法給他提供任何情況，因為事實上我們一無所知；即使我們知道一點，提供情況無論如何要非常小心謹慎，因為大使館秘書福田先生已經告訴過我，一個日本軍官（飛行員中有幾個軍官）做了俘虜，必須剖腹自殺，一個日本軍官是不可以被俘的。這是日本人自己之間應該解決的事。如果有一批在這兒犯下殘暴罪行的日本人剖腹自殺，我是絕不會反對的，但儘管這樣我對此仍不能提供幫助或信息。
我們委員會的總稽查施佩林先生，看到了我們寫的所有報告。這喚醒了他至今一直沉睡著的榮譽感，他按擦不住，也湊成了一篇報告。施佩林挽救了許多人的生命（他理應得到榮譽），在我們中間確實也經歷得最多。但他這個人比較簡單，因此報告寫得並不怎麼樣。我們大家都不是天生的文學家，但是施佩林寫的那些文理不通的東西，看上去的確非常滑稽可笑。他把草稿拿給我看。我當然不忍心把他那令人驚異的描寫改掉，就讓他那樣報告下去吧。但是「……有許許多多的婦女，……用顫抖的乳房給孩子餵奶」，「赤身裸體的日本兵趴在一個年輕、漂亮的女孩子身上……」這類句子他還是應該刪掉的。下面就是這篇報告：
愛德華·施佩林南京大方巷21號1938年1月22日致羅森博士先生德國大使館南京
在南京和南京周圍發生戰事期間，我同其他先生們冒著生命危險留在這裡，並在國際委員會成立時被任命為南京安全區總稽查（警察委員）。我作為總稽查駕車巡視時，有機會親眼看到一些好事，但更多的卻是壞事。我的外勤任務並不輕鬆。我有650名訓練有素的警察，還有一個組織得很好的平民警察隊協助我。我們維持了良好的秩序。這裡我必須再次證實，我受到了中國人的重視和尊敬。如同我經常看到的一樣，這個民族善於忍受痛苦和煎熬，而不去抱怨或發牢騷。有20萬難民不得不離開了自己的家園，他們隻身逃離，尋找安全的地方，尋求得到保護，這其中還有許許多多的婦女，她們懷抱幼小的孩子，用顫抖的乳房給孩子餵奶。
在南京安全區，我們原來有兩個組織良好的消防站，一個在鼓樓，另一個在大方巷，可惜我們的消防龍頭和消防車都在日本軍隊進駐後被他們徵用了，因此我們在遇到許多火災時束手無策。火災幾乎每日每夜都發生，我們卻幫不了忙，也許我們的幫忙也不受歡迎。真是可悲，但卻是真實的。
自從日本部隊於1937年12月13日進駐以來，安全區（其實根本算不上是安全區，因為它無法提供絕對的安全）的騷亂才真正開始。迄今一切都組織得非常安寧與平和，但是根本得不到日本士兵的尊重，他們對於卐字旗和德國大使館用德、英、中3種文字書寫的布告不屑一顧。德國大使館也特別為德國人住家的傭人們發了保護證明，但他們每天都來向我報告，說日本士兵把床上用品和錢財等搶走，瘋狂地用槍托和刺刀強行把鎖著的房門砸開，闖了進去。根據報告，被偷走汽車的有：特勞特曼博士（已歸還）、羅森博士、林德曼、克勒格爾、施塔克、增切克、貝克博士、博爾夏特、洛倫茨、皮爾納、馬丁、海因里希、胡梅爾、施羅德博士、齊姆森。還有許多汽車被偷走後還沒有報告，
12月17日，許爾特爾先生的汽車在德國大使館被偷。事也湊巧，當時哈茨先生和我同日本領事館的一名官員正在附近，還來得及在第二個街角把偷盜者逮住，我們好不容易費盡口舌才把汽車要了回來。在這件事上，我看出日本文職官員的權力很小，這位領事館官員在和強盜軍人告別時不斷地大幅度彎腰鞠躬。
1937年12月17日～20日，日本領事田中乘車到所有外國人的住宅，讓人在這些房子的外面貼上用日文書寫的能起到保護作用的布告（後來我發現這個破東西有幾張被人撕下扔在地上）。儘管如此，日本士兵仍然繼續破門而入，將這些房子洗劫一空。
12月21日中午，我看見黑姆佩爾的飯店在燃燒，儘管它外面貼有日本領事館的布告，幾天後基斯林－巴德爾糕餅店也被燒得僅剩斷壁殘垣。
12月21日，根據日本總部菊池先生要求，我找到60名電工去維修下關電廠。工人們不願為日本人幹活，因為他們有50名躲在下關和記洋行避難的夥伴被日本士兵殘酷地槍殺了。
12月22日，我和菲奇先生在雲南路所謂的安全區里，看到30個穿平民服裝的中國人，被捆綁著殺害後，扔進水（塘）里。根據克勒格爾和哈茨先生的報告，在漢西門外約有500個平民也遭到類似方式的槍殺。我估計被這樣殘暴殺死的有5000人～6000人，全都是走投無路、手無寸鐵的人。
12月27日～30日，根據日本大使館的請求，我同日本領事館警官高玉乘車查看了40所德國人的住宅，它們的大部分都遭到了搶劫。除了德國大使的住宅外，在安全區以外房子里的所有傭人和看守人都跑掉了，看上去最糟糕的有孔斯特－阿爾貝斯公司、羅德、沙爾芬貝格、施密特公司（哈蒙）、施佩林、埃克特、基斯林－巴德爾糕餅店和黑姆佩爾飯店的房子，最後這4棟房子完全被燒毀。在德國人也參股的福昌飯店裡，保險柜被砸開，整整一層樓的飲料、床鋪、被子、衣物、銀餐具等等被搶走。日本警官到處都做了筆記，記下了有關房子的狀況。我的私人住宅也被搶過，木箱和皮箱被強行撬開，我冬天和夏天的全部衣物及用品被盜。坐落在中央路上的增切克、林德曼、布瑟、尤斯特的住宅部分被搶。我對日本警官高玉先生說，我可以發誓，絕大多數房子在日本部隊剛進駐的時候還是完好無損的。
12月29日，我找到25名工人去修復水廠。1938年1月3日，一些房子里已經有了電和水。
在80多起案件中，我被中國平民找去，把闖進安全區房子里強姦女人和女孩子的日本士兵趕出去。辦這種事情我沒有任何困難。
元旦那天，幾個日本士兵尋開心。一個漂亮女孩子的母親來叫我，並跪在地上哭著懇求我幫她忙。我和她乘車趕到漢口路附近的一所房子。我走進這所房子時，看到了如下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