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
9月7日
和平時期坐火車只需40個小時的行程，可是這次我花了10天半時間，才又回到了南京。
在我的辦公桌上，堆放著這期間德國大使館寄來的函件。從這些信函中我得知，已經建立了一個委員會（克魯姆馬赫爾、平克內勒和霍特），其任務是就安全問題給在南京的德國公民出主意。由我建立的德國學校協會的理事會已經宣布解除了與全體教師的工作合同，以及與我的校舍的合同。這些信函中還包括：防空委員會發布的關於防空警報信號以及空襲時注意事項的通知；中國政府制定的關於在緊急狀態時實行交通管制和戒嚴的規則（譯文）；一份日期為1937年8月27日德國大使館給所有並非由於職業或其他緊急原因而留下的德國公民的通知，該通知再次勸告他們離開南京。
所有富裕的和經濟情況比較好的中國人都早已溯揚子江而上，逃到漢口去了。在所有的院子和花園裡，在公共場所和街道上，人們都在緊張地構築防空洞。除此以外，一切仍然很平靜，直到——
9月19日、20日
在這兩天里，我在4次空襲中受到了戰鬥的洗禮。從這一天起開始了——
我的戰時日記
在那些狂轟濫炸的日子裡，我和我的中國人坐在一個自己設計建造的防空洞里，它雖然不是絕對安全，但可以保護不受榴霰彈的炮火和炮彈碎片的傷害。在院子里還撐起了一塊長6米寬3米的帆布，我們在帆布上畫了一面有卐字標記的德國國社黨黨旗。中國政府建立了一個很好的警報中心。約在空襲20分鐘一30分鐘前就響起清脆的警報聲，發出某種較簡訊號時，所有行人都要離開街道，一切交通都要停止。步行者全部躲進前面已經提到的各條街道上修築的防空洞里，儘管有些防空洞相當簡陋。在防空洞里蹲上幾個小時也是相當不舒服的！
9月21日
昨天（9月20日）通過德國大使館傳來上海日軍司令官的消息，從今天（9月21日）中午起，將再次開始加強對南京的轟炸，因而告誡所有的外國人儘快離開南京。日本人甚至要求英國、法國和美國以及幾個有軍艦航行在揚子江下關段的較小國家的大使館，通知他們的軍艦離開現在的停泊處，轉移到長江的上游或下游去，否則它們會因轟炸受到危害，日本對可能造成的損害概不負責。
結果是：英國和法國在其答覆中聲明，他們認為沒有理由改變他們軍艦的停泊地點，假如英國和法國的財產受到損害或是英國和法國公民受到傷害的話，理所當然地要由日本負責；與此相反，美國大使則帶著他的全體使館人員登上了美國軍艦「呂宋」號，打算按照日本人的建議行事。但事實上，「呂宋」號當時仍然停在下關原來的泊位上。可能是英國人和法國人的榜樣引起了他們的思考。（英雄精神會傳染！）
德國的大使及其使館全體人員今天上午9時做好了出發去上海的準備。許多美國人和德國人（例如施羅德博士、希爾施貝格大夫家的女士們和哈普羅公司的部分職員）據說同樣記住了日本人的告誡，逃走了。
昨天夜裡，我自己對這情況從各個方面作了充分的考慮。我從比較安全的北戴河回到這裡來不是出於冒險的興趣，而首先是為了保護我的財產，為了代表西門子洋行的利益。當然洋行不會期待（也決不會這麼做）我為洋行而被打死在這裡。我絕對不想為了任何東西（洋行的或是我自己的一些破東西）輕率地去拿我的生命冒險。但是，這裡還有一個道德問題，我作為一個「正派的漢堡商人」至今還無法跳越過去。我們的中國傭人和職員連同他們的家屬約有30人，他們都在看著「主人」。如果他留下來，他們就忠實地站在他們的崗位上直到最後一刻（這情況我以前在中國北方的戰爭中見到過）；如果他跑了，那麼洋行和私人的房子不僅會無人居住，而且有可能被人搶劫一空。撇開最後一點不說（儘管這會使人感到難受），迄今我還無法作出辜負人們對我寄予信任的決定（像我這樣一個在平時毫不起眼的無用人，人們還如此信任，這怎能不令人感動）。
我給了我的助手韓（湘琳）先生一筆預支款，使他能夠把他的妻子和兩個孩子送到安全的濟南去。他十分坦率地說：「您在哪裡，我就在哪裡。如果您離開，我就跟您走！」其他那些可憐的勤雜工絕大部分來自華北地區，他們根本就不知道到哪裡去為好。我多麼想至少能把那些女人們和孩子們送走。我給了男人們一筆旅費，但他們不知道應該怎麼辦。他們當然很想回到華北去，回到他們的家鄉去，但那裡也在打仗呀。於是他們更願意跟隨我。在這種情況下，我可以而且應該逃走嗎？我認為我不能這麼做！誰要是兩隻手各抓住一個身子顫抖著的中國孩子，空襲時在防空洞里蹲上幾個小時，他就會與我抱有同感。在我的潛意識裡終究還有一個最後的、不是不重要的、但對我顯得是理所當然的原因，使我堅持留在了這裡。我是一名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黨員，是有職務的，甚至還當過短時間的地區小組副組長。在我對作為我客戶的中國當局和各個部委進行商務拜訪時，他們一再向我提出關於德國、關於我們的黨和政府的問題，我總是這麼回答說：
是的——
我們是勞動者的士兵，
我們是工人們的政府，
我們是工人們的朋友，
我們不會拋棄困境中的工人（窮人）。
誠然，我作為國家社會主義者講的只是德國的工人們，而不是中國的工人們。可是中國人對此會怎樣評價呢？今天在善待了我30年之久的我的東道主的國家裡遭遇到了嚴重的困難，富人們逃走了，窮人們不得不留下來，他們不知道該到哪裡去，他們沒有錢逃走，他們不是正面臨著被集體屠殺的危險嗎？我們難道不應該設法幫助他們嗎？至少救救一些人吧？假如這些都是我們自己的同胞呢？？
我不在南京時，我們的中國人挖了一個防空洞，現在已快要倒塌了。於是，我們把這骯髒的防空洞進行了整理，重新作了很好的布置：加了牢固的梁木，鋪上了地板，壘上了沙袋（今天一隻空袋子價值一元錢），右邊當然有入口和出口。當我們發現一根內梁木有折斷的危險時，我們沒有氣餒，仍費力地換上了另一根。干到這裡，一夜就過去了三分之二。為了對付炸彈爆炸產生的氣浪，我們還在兩個洞的門口壘起了沙袋。我把全部家用藥品和這期間已關閉的學校的藥品都搬進了防空洞里，還準備了用於遭到毒氣進攻時的浸醋繃帶。從上午11時起，食品和飲料就已經放在籃子里和熱水瓶里準備妥當，可是現在已經是下午3時30分了，那些日本鬼子還沒有在天空出現，簡直讓人無法相信！他們已經發出嚴厲警告了，怎麼會不來呢？我想，他們總不會是因為看見我挖了一個堅固的防空洞才不來的吧。我打開收音機，聽到這麼一條消息：「上海有雨！」這就是日本人不來的原因嗎？這不正好嗎？我為什麼要著急呢！我寧願丟臉，也不願意日本人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自己還是沒有把握。
9月22日
我又十足地贏回了我的面子，儘管這次我對面子問題已毫不介意！日本人在今天開始了他們宣布的狂轟濫炸——就是說推遲了一天。從上午10時30分至中午12時15分，從下午l時15分至2時30分，我們又遭到了相當嚴重的轟炸。除了來我處做客的克萊因施羅特外，在我的防空洞里蹲有約28個中國人，其中我自己認識的還不到14個人。在我認識的人中有一個鄰居鞋匠，在和平時期我與他對鞋子的價格從不能取得一致意見，因為他總是把自己返還給傭人的扣頭也計算在內，可是我只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我的防空洞並不比其他防空洞好多少，但它是在一個德國人的名下建成的，因而想必是特別牢固的。今天我還經歷了第五次和第六次空襲。我的中國人，他們全都一聲不響。如果沒有克萊因施羅特和我說話，防空洞里就根本聽不到說話聲。有人會說，人就是這樣慢慢地習慣戰爭的。可是這話在此時並不完全正確。我們一再極度緊張地注意傾聽著空襲者突然俯衝的呼嘯聲，分分秒秒地等待著落下的炸彈聲。今天的情況十分嚴重，肯定投下了許多炸彈。後來我們不再計數了。大地在顫抖，爆炸聲一個接一個，間隔時間很短，我們覺得所有投擲的炸彈都是沖著我們來的。但據我後來查明，這些炸彈都落在離我們的房子比較遠的地方。
當信號（長信號）宣布第二次空襲結束後，我就坐車出去查看了全城。日本人的目標特別針對了國民黨中央黨部，那裡還有中央廣播電台的行政機關及播音室。電台今天上午曾請我們去收取一筆欠款，幸運的是一個偶然的情況使韓（湘琳）先生和我沒有能去成。否則，我們會正好在轟炸的時候到達那裡。我仔細查看了轟炸的走向。第一批炸彈坑就在距離施羅德博士家（他已在前一天去了漢口）約200米遠的地方，直徑約6米，深2米一4米。現場和戰壕周圍沒有造成更多的損失。施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