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所有人，經過命運的淬火，都能練成金剛不壞之軀，有的是焚毀，有的是夾生，張佩綸屬於哪一種？和張之洞談話時，張佩綸流露出了生不如死之嘆，看來，煙柳繁華溫柔富貴皆不能安慰一個負荷太重的靈魂，他在黑暗中的掙扎，越發使自己傷痕纍纍。
張愛玲的家人，一說起爺爺，態度就會變得曖昧。
父親和客人們高談闊論時，偶爾會提起「我家老太爺」，但是當少年張愛玲站在他跟前，細細打聽，他沒來由地就有了幾分悻悻然：爺爺有全集在這裡，自己去看好了。
張愛玲於是去翻她父親新近出錢翻印的一套冊子，小書頁，暗藍布套，薄薄的一本本詩文信札奏摺，「充滿了我不知道的典故，看了半天看得頭昏腦脹，也看不出所以然來。」當然沒那麼容易看懂，一個文官曲折的一生。
姑姑也不願意講，她不喜歡爺爺，她兩歲那年爺爺去世，她跟他不熟，但她嫌他老，嫌他不漂亮，嫌他配不上年輕美麗的奶奶。很煞風景地對張愛玲說：我想奶奶是不願意的。
再朝深里問，姑姑又不願意說了，理由是跟小孩子說這個，不民主。「問這些幹什麼？」姑姑說，「現在不興這些了，我們是叫沒辦法，都受夠了，」她聲音一低，「到了你們這一代，該往前看了。」
張愛玲因此對爺爺奶奶那些事一團糨糊，難免數典忘祖，比如她說她爺爺出身於只比三家村多四家的七家坨—實際上是河北豐潤「齊家坨」，又說李鴻章也被他彈劾過，致使「褫去黃馬褂，拔去三眼花翎」—事實是，張佩綸搏擊滿朝，唯獨不參李鴻章。張愛玲固然全說錯，但是她說起家事時，一改慣常的冷峻犀利，倒如孩童饒舌，煞是可愛。
追究自己的家事，是否會使一個人變小變得童稚？彷彿躺在層層疊疊的記憶里，看祖輩們的身影依次飄過，貌似無關，卻血肉相連，他們的基因種在自己的性情中，今生，便自有來歷。晚年的張愛玲，在美國，深居簡出，不履塵世，有了更多的時間與空間回望她的親人們，關於她那傳奇的祖父母，她如是說：我沒趕上看見他們，所以跟他們的關係僅只是屬於彼此，一種沉默的無條件的支持，看似無用，無效，卻是我最需要的。他們只靜靜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時候再死一次。
1943年，二十二歲的張愛玲發表了包括《傾城之戀》《金鎖記》在內的一系列力作，瞬時紅遍了上海灘。1871年，她的祖父張佩綸是二十三歲，考中辛未科二甲進士，進入「國家高級公務員」行列，看起來不如張愛玲華麗喧囂，但對於當時的讀書人，這是一切成為可能的前提。就說張佩綸的老丈人，位極人臣的李鴻章，晚年說起自己二十四歲就中了進士，仍然覺得是個光榮的起點。
「出名要趁早」，這是張愛玲的名言。早早成名，確實能夠事半功倍，誰不願意看到傳奇呢？即使懷著一點兒忌妒也好，還是會有意無意地推波助瀾。當二十三歲的年輕進士張佩綸，朝著朝堂丹墀緩緩走去，屬於他的日子，就這樣開始了。
第二年，張佩綸進入翰林院，四年後，因表現出色，被擢為侍講學士，可以單獨上書，他把這份話語權用得很足，九年言官生涯共上書127件，其中三分之一說的都是得罪人的話。
很多年之後，人家跟張愛玲說，張佩綸詩文都好，八股也好，怕她不信，又補了一句：八股也有好的。張愛玲說，這些我都信。口氣里很有些敷衍的意思，再好的八股，跟她都是兩套話語，她對此的興趣，可能還趕不上對麻油店門口貼的宣傳告示的興趣。
但是，對官場中人來說，那套話語並不是那麼呆板，真正的高手，能在螺螄殼裡做道場，玩出精彩的花樣。張佩綸顯然是這樣一個高手，語言在他筆下，可以放大為千軍萬馬，橫掃天下，又可以縮小為一把精緻的小李飛刀，很優美地，直抵要害。這樣形容，好像有點裝那啥之嫌，讓我轉化成大白話吧，那就是：張佩綸，他是一個很會罵人的人。
做言官的那幾年，真是張佩綸的光輝歲月，他年紀輕輕，聲名鵲起，清流領袖李鴻藻，「濁流」大佬李鴻章，均對他青眼有加，他在民間，亦有很好的市場，試舉一個小細節，他愛穿的竹布長衫，都成了時人的流行裝扮，整個一閃閃發光的優質偶像。
多少年後，傅雷在評論張愛玲的文章里，冷峻得不近情理地說道：中國從來不缺少奇蹟，只是大多沒有好下場。張愛玲是否被他說中很難說，但張佩綸，似乎正中這個咒語。
就在他形勢一片大好之際，若我們肯很負責地替他看一下牌，就會發現他看似穩健的晉陞路線，其實有著天大的漏洞。
針砭時弊，或者抨擊同僚，言他人所未言，一旦對上上面的心思，常常是一條晉陞的終南捷徑，在明清兩代有許多人是這麼上來的。但是，走這條路的，大多都是白手起家的新人，真正成熟的官員，都會慎用這一招，原因很簡單，這是一條孤注一擲鋌而走險的路線，一時得意之後，留下風險多多。
官場上枝蔓縱橫，牽一髮而動全身，天知道那些倒霉蛋身後都有哪些大佬，而且，死灰真的就不會復燃嗎？即使那些與張佩綸沒有瓜葛的人，純粹的旁觀者，對於他的凜利，也未必就有好感。
官場規則，傾軋皆在暗處，即使迫不得已，殺人見了血，也都是經過精確計算，確定所得大於付出的。誰會像張佩綸這樣，掄著把大刀就上了場，一路砍瓜切菜似的殺將過來？縱然掙下些身家，也像透支來的。
張佩綸的所得無非是兩項，一是陞官，二是揚名，第一項並不可觀，第二項說起來就比較複雜，他的好身手，確實贏得一片喝彩，但是從他日後倒霉時的孤立無援看，這些喝彩值不了幾個錢，其中有些喝彩，甚至有別有用心之嫌。
比如他說翁同龢的侄子評上先進，容易給別人以口實，翁同龢不怒反贊，在日記里寫道：「張侍講原折甚切實，真講官也。」根據我對翁同龢有限的了解，實在難以相信他有這番心胸，只有冒著小人之心的風險猜測，一定是那摺子寫得他駁無可駁，強詞奪理於事無補，不如乾脆做大度狀，把損失降低到最小。這是一個目的主義者的選擇。
這世上有兩種人，一種是過程主義者，一種是目的主義者。項羽是過程主義者，最後的關頭，大勢已去，他反要打足精神秀一下身手，對於觀眾，是炫技，對於自己，是過癮，至於這場拼殺能不能改變結局，則不在他的考慮之內，他是一個活在當下的人。劉邦則是一個目的主義者，可以把孩子推下車，任老爸落在敵人手裡，罵他流氓，他笑嘻嘻地渾不在意，只要結果是正數，他可以殺掉自己欣賞的人，卻賞給討厭的人（比如雍齒）一頂大大的烏紗帽。
對於目的主義者來說，過程中的不爽、不適、不舒服，在它發生的那一刻，就要當成過去式，「忍他、讓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幾年，你且看他」。所謂宰相肚裡能撐船，並不是宰相喜歡在肚子里撐條船，而是，不掌握這項高難度技術，怎麼可能做到宰相？儘管過程主義者做人的身段更好看，但成功，卻總是朝著目的主義者走去。
那麼，張佩綸是一個過程主義者嗎？有人不這麼認為，清代官場小說《孽海花》里，這樣描述以張佩綸為原型的庄侖樵：他寒窗苦讀，一路披荊斬棘，終於被授了翰林侍講學士。然而清代的京官，薪水不高，若非身居要津，卻也寒酸可憐，這位庄翰林就窮得連飯都要吃不上了。他心中鬱悶，心想「那些京里的尚侍、外省的督撫，有多大能耐呢？不過頭兒尖些、手兒長些、心兒黑些，便一個個高車大馬，鼎烹肉食起來！我那（哪）一點兒不如人？就窮到如此！」又聽說「浙、閩總督納賄賣缺」「貴州巡撫侵佔餉項」「還有最赫赫有名的直隸總督李公許多驕奢罔上的款項」，便夾著—股憤氣，寫了奏摺。次日消息見報，轟動滿京城。
「誰知侖樵自那日上折得了個采，自然愈加高興。橫豎沒事，今日參督撫，明日參藩臬，這回劾六部，那回劾九卿，筆下又來得，說的話鋒利無比，動人聽聞……上頭竟說一句聽一句起來，半年間那一個筆頭上，不知被他拔掉了多少紅頂兒。滿朝人人側目，個個驚心，他到處屁也不敢放一個……人家愈怕，侖樵卻愈得意，米也不愁沒了，錢也不愁少了，車馬衣服也華麗了，房屋也換了高大的了，正是堂上一呼，堂下百諾……」
照這說法，張佩綸的激烈、鋒利，不怕把天下人全得罪光的那股狠勁，不過是為了脫貧致富奔小康，不但有目的，這目的還不怎麼上得了檯面。能把宏大光明的表象捅一個窟窿，窺見裡面那點子見不得光的東西，向來是我愛乾的事，但是，我看了又看，還是不能說服自己毫無負擔地幸災樂禍，因為，我不能相信，張佩綸是為了那點蠅頭小利，走上這麼一條決絕之路的。
他畢竟不是雪窗螢火的窮書生，一頭撞進官場上來，他爹做過俺們安徽的按察使，雖然在他七歲那年就已去世，但是有這樣一份家底，他對官場上的規矩，不會那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