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對於弟弟，是有感情的，黃素瓊對這個兒子，也不能說沒有愛，這些都不是問題，問題在於，愛又如何？她們把自身的清潔，看得比感情更重，因為感情里會有他人的氣味，有一點點的污穢感，當她們發現那黏嘰嘰濕乎乎的「霧數」可能打這裡上身，馬上就換上凜然的表情，步步為營地，避開了。
那次我去香港，見到宋以朗先生，去之前我有一百個問題想問他，因為他是張愛玲文學遺產繼承人，沒有人比他掌握有更多的關於張愛玲的資料。然而他是一個很典型的理科生，不喜歡演繹發揮，每當我問他「為什麼會是這樣……您怎麼看呢……」時，他總是溫和地微微一笑，做個很西化的聳肩攤手的動作。
有點兒失望，卻也覺得這於「張學」亦是幸事，若宋以朗先生是個愛說話的文科生，又掌握那麼多獨家資料，別人還有什麼置喙的餘地？
唯有問到張愛玲的弟弟時，他很罕見地表了一下態，覺得張愛玲對弟弟很涼薄。他舉例說，有一次，張愛玲帶著弟弟的信出門，準備等公交車時看，公交車來了，她還沒看，而那封信被遺忘在等車時坐過的椅子上了，張愛玲片刻不安後，想，也好，這樣就省得看了。
她並不想看那封信，只是不能完全決絕，現在老天幫她把那封信推開了，更好。她並不願意讓弟弟的隻言片語進入自己的生活里來，這個弟弟在她的生活中存在感如此之弱—倒也是歷來如此。
張愛玲小時候，家裡使的女僕，有很多是安徽人，喚作「張干」「何干」等，《合肥四姐妹》里關於女僕也是這樣稱呼，看來是俺們家鄉當時對於女僕人的流行叫法。
帶張愛玲弟弟張子靜的，叫作張干，是一個刻薄厲害人，覺得自己帶的是個男孩，處處要抓尖占巧，帶張愛玲的何干亦因自己帶的是女孩而心虛，總是讓著她。張愛玲受不了張乾重男輕女的論調，與她爭執起來，張干便說，你這個脾氣只好住在獨家村，希望你將來嫁得遠遠的—弟弟也不要你回來！
「獨」這個詞，也是俺們家鄉方言，小時候家裡常有親戚走動，有的還要小住幾日，擠到我的小床上來，我輒有煩言，老媽就罵我「獨」。我的理解，「獨」的意思就是孤僻、個性強，對自我與他人的領地界限分明。
所謂三歲看到老，張乾的眼光也算毒辣了，不過她那句「弟弟也不要你回來」，儼然將弟弟當成未來的戶主，她作為資深保姆也能當得了半個家，張愛玲則不過是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戶主尚未得道，雞犬已經升天，這是張干強悍的基礎。
但是，具體到張愛玲家中，張干還是看錯了風向，這個家庭許多方面延續舊有的風氣，但在男女問題上，並不像她想像的那樣。
張愛玲的母親黃素瓊，因嫡母重男輕女，受了不少委屈，等到她成為一個家庭的女主人，下定決心要改變這一狀況。她堅持把張愛玲送進學校，張志沂不同意，她就像拐賣人口一樣，推推拉拉地愣是把張愛玲送去了。對於張子靜，她想著反正有他父親管他，一個獨子，總不會不讓他受教育，不承想，張志沂非但沒有她以為的重男輕女之思想，他連起碼的為兒女前途著想的心都沒有，嫌學校里「苛捐雜稅」太多，「買手工紙都那麼貴」，只在家中延師教子。
母親不管父親不問，張子靜是夾縫中漏下的孩子。雖然他生得秀美可愛，有著女性化的大眼睛、長睫毛和小嘴，但是，一來他自小身體不好，二來他自幼無人問津，所以形成窩囊憋屈的性格，遠不像他姐姐健康充沛，在父母親戚的心中有分量。
「他妒忌我畫的圖，趁沒人的時候拿來撕了或是塗上兩道黑杠子。我能夠想像他心理上感受的壓迫。我比他大一歲，比他會說話，比他身體好，我能吃的他不能吃，我能做的他不能做。」林徽因的父親曾感慨做才女的父親不容易，從張子靜的經驗看，做才女的弟弟也難，在姐姐的強勢存在面前，他唯有做一點兒帶有破壞性的事情來表達自我。
儘管如此，他們還是經常在一起高高興興做遊戲，扮演《金家莊》上能征善戰的兩員驍將，一個叫月紅，一個叫杏紅，張愛玲使一把寶劍，張子靜使兩隻銅錘，開幕的時候永遠是黃昏，他們趁著月色翻過山頭去攻打蠻人……每次看到這段描寫我都能聽到那亢奮的稚嫩的吶喊，橙色的夕陽在身後落下，背上有涔涔的汗，這會兒早該涼了吧？那是太久遠的童年。
那時，張愛玲是喜歡這個弟弟的，會在他腮上親一口，把他當成一個小玩意兒。
後來張愛玲的父母離婚，張愛玲上了寄宿中學，放假回來就聽眾人講述弟弟的種種劣跡：逃學、忤逆、沒志氣，而眼前這個弟弟確實看上去很不成材，穿一件不甚乾淨的藍布罩衫，租許多不入流的連環畫來看，人倒是變得高而瘦，可是因為前面的種種，這「高而瘦」非但不是優點，反而使他更不可原諒了。
張愛玲比誰都氣憤，激烈地詆毀他，家裡的那些人，又都倒過來勸她了。也許，他們原本不覺得他有多惡劣，他確實不夠好，但他們所以要說他，不過是沒話找話。張乾的錯覺早就被打破，張子靜在家中的地位江河日下。多少年前，母親出國留學，姨太太扭扭搭搭地進了門，她看張子靜不順眼，一力抬舉張愛玲，固然是因為將張子靜視作潛在的競爭對手—她一定認為自己將來也會生齣兒子來吧—但如果父親對張子靜的態度足夠好，這善於看人下菜碟的堂子里出來的女人，起碼在一開始，是會假以辭色的。
現在，繼母孫用蕃也看出來這一點：張志沂看重張愛玲，張愛玲也像賈探春一般自重，招惹她很可能把自己弄得下不了台，還是施以懷柔之道加以籠絡比較好。對於張子靜，就不用那麼客氣了。
張愛玲說孫用蕃折磨他，具體情形不得而知，她說了一個事例：在飯桌上，張志沂為了一點兒小事，打了張子靜一個嘴巴，張愛玲大震，眼淚落下，孫用蕃笑了起來，說，咦，你哭什麼，又不是說你，你瞧，他沒哭，你倒哭了！
張愛玲丟下碗衝到浴室里，對著鏡子，看自己的眼淚滔滔地流下來，咬著牙說：「我要報仇。有一天我要報仇。」她自己都覺得像電影里的特寫，而我更覺得，這誇張的表情，有一半是因為她還沒有跳出那個愛好羅曼蒂克的時期。就在這個時候，一隻皮球從窗外蹦進來，彈到玻璃鏡子上，原來是弟弟在陽台上踢球，他早就忘了，這一類的事，他是慣了的，張愛玲沒有再哭，只感到一陣寒冷的悲哀。
張愛玲到她母親那裡去—黃素瓊剛從國外回來，張愛玲發願，要「拯救」這個弟弟，哭著說要送他去學騎馬，也許覺得這樣能讓弟弟培養一點兒男子氣概。她母親都笑了，但也沒有更好的辦法。因為缺乏營養，張子靜的牙齒尖而泛綠，黃素瓊擔心兒子肺部有問題，叫他去醫院照X光，他也逃掉。張愛玲和她母親不是從一開始就打算放棄他的，但是她們的計畫太高遠，他縱然想追，也力不從心。
他只能是講點兒家族故事給張愛玲聽，一驚一乍地，因為姐姐在學校沒有聽聞，他便有了獨家發布的優越感。他裝作老辣或者恬淡來塑造形象，羨慕那些升官發財的人，在作廢的支票上練習簽名。他的內心並不像他外表那樣平靜，他希望能有一種方式，讓人注意到自己。
不久張愛玲和父親、繼母徹底鬧翻，起因是她在母親那裡住了一晚而沒有告訴繼母，繼母發飆，父親將她囚禁於兩間相通的空房裡。有一天張愛玲到其中一間她不常去的房間里，看見桌上有筆墨紙硯，還有一個紙團，打開來是她弟弟的筆跡，寫著：「二哥如晤：日前走訪不遇，悵悵。家姊事想有所聞。家門之玷，殊覺痛心。」
張愛玲暗暗吃驚：這是什麼話？家門之玷，指的是張愛玲那一夜未歸，她繼母是以這個名義發作，但也只是恨張愛玲對自己不敬，經她弟弟這麼一說，彷彿她做了見不得人的事。張愛玲氣憤到麻木，只能在心裡找了別的名目來怪他：「念到《書經》了，念通了沒有，措辭這樣不知輕重。」她自己也知道這種責怪也是官腔。
張子靜難道真的以為她做了什麼？怕不見得，他父親和繼母都沒有這樣想，他一個小孩子家，怎麼可能更高瞻遠矚，看透他姐姐的「不軌」？他只是故意要駭人聽聞，因為他的存在感太微弱，要是能有點兒驚天動地的事講給人聽，也許人家就能高看他一眼。
張愛玲講述這段生活的散文《私語》里沒提到這個細節，到底是有點兒不忍吧，知道她弟弟看得到。許多年後，她寫進了《小團圓》里，不再給自己，以及她的被寫體們留餘地。
還回到那時節，張愛玲最終找了個空隙逃出來，搬到母親那裡。夏天裡張子靜也來了，帶著一隻報紙包的籃球鞋，說他也不回去了，一雙大眼睛「吧達吧達」地望著母親，潮濕地沉重地眨動著，是這樣的無助。但他的母親是一個理性的人，不可能像無數有熱情而沒有頭腦的母親那樣，把兒子摟在懷中—死也死在一起，這是一句多麼愚蠢的話。
黃素瓊很有耐心地解釋給他聽，說自己的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