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舒和水晶們的責備固然令她不爽，但也是這些人，曾經推崇她，熱愛她，幫她在大眾中普及，是她的包袱，更是「老本」。從這一點看，張愛玲比那些動不動就指責粉絲困擾了自己的明星，要清醒得多，也智慧得多。
唐朝有位詩人名叫崔信明，有名句「楓落吳江冷」，余秋雨讚歎道：「寥寥五個字，把蕭殺晚秋的浸膚冷麗，寫得無可匹敵，實在高妙得讓人嫉恨。」但這樣一位詩人，除了這個孤句之外，就只有一首詩留下來，他的其他作品，據說都被某粉絲扔江里去了。
《舊唐書》里說，這位崔信明，有天在江上遇見一位粉絲，粉絲說，我聽說過您那句「楓落吳江冷」，不知道您還有什麼作品。崔信明見有粉絲來致意，心中大爽，就把自己百餘首作品拿給他看。粉絲一一翻開完畢，冷笑一聲「所見不如所聞」，啪地就把詩集給扔到江里去了。
且不急著譴責這位粉絲，只說這位崔先生，竟然都沒掰扯兩句，就那麼走了。是他修養好，還是認清現實，知道多說無益？又或者是因為他本來氣場就不夠強大呢？人家一批評，他就心虛了，人家扔水裡，他也覺得那是他那堆破爛最合適的歸宿。
我嚴重懷疑是最後一種，因為要不然的話，他還可以再寫啊。估計是那回被粉絲傷透了心，就此金盆洗手了。
粉絲有時比「黑」更可怕，有人「黑」你，你會警惕地不給對方留下空隙，可是，當粉絲無限敬仰無比熱情地對你揮動著熒光棒，但凡常人，都會視為命運派發的福利，輕飄飄地，不那麼設防了。
這種情況下，粉絲若想傷你，便如打入內部的特洛伊木馬，會殺得你措手不及。
這不是作者的錯，也不是粉絲的錯，這是生活的錯。生活的多樣性，註定人與人或許能在某個層面上相互理解，但也只是在某個層面上相互理解，超出這個範疇，很容易化友為敵，縱然弄不出把人家作品扔水裡的極端之事，雙方總有一場齟齬，張愛玲與她的超級粉絲亦舒便是如此。
亦舒第一次出現在張愛玲的視野里，是在1976年，宋淇寫給張愛玲的信中。宋淇寫道：「另附阿妹一文，大罵其胡蘭成，此人即『亦舒』，寧波人，心中有話即說。」
正是「有話即說」，亦舒的這篇文章，題目就很潑辣，叫作《胡蘭成的下作》，文內更是為張愛玲打不平，說：
「我十分孤陋寡聞，根本沒聽過胡蘭成這名字，香港長大的人哪裡知道這許多事，恐怕都覺得陌生，所以看過之後覺得這胡某人不上路，張愛玲出了名，馬上就是他的老婆，書中滿滿的愛玲，肉麻下作不堪，這種感覺是讀者的感覺，張愛玲或是瀟洒的女性，與眾不同，不介意有人拿她當宣傳。」
「所謂丈夫，是照顧愛護撫養妻子的人，願意犧牲為妻子家庭共過一輩子的人，自問做不到這些，最好少自稱是人家的丈夫。胡某人與張愛玲在一起的時間前後只兩三年，張愛玲今年已經五十六歲，胡某於三十年後心血來潮，忽然出一本這樣的書，以張愛玲作標榜，不知道居心何在，讀者只覺得上路的男人絕不會自稱為『張愛玲的丈夫』。女人頻頻說『我是某某的太太』，已經夠煩的，何況是這種男人，既然這門事是他一生中最光彩的事，埋在心底作個紀念又何不可。」
她的這篇文章，是針對胡蘭成的《今生今世》而言。《今生今世》一出，張愛玲不勝困擾，她給夏志清的信里說：「胡蘭成書中講我的部分夾纏得奇怪，他也不至於老到這樣……後來來過許多信，我要是回信勢必『出惡聲』。」
她沒有回信，因為她不能出惡聲，她不能出惡聲，因為她不想為胡蘭成利用。她給宋淇夫婦的信里便提到過，她不想白白便宜了「無賴人」，罵他也是為他做宣傳。而宋淇夫婦也為她擔心這一點，1976年，他們看過她的《小團圓》，建議她起碼暫時不要出版，說：「『無賴人』如果已經死了，或在大陸沒有出來，這問題就算不了什麼，可是他人就在台灣，而且正在等著翻身機會，這下他翻了身，至少可以把你拖垮……」
可見，無論是張愛玲自己，還是為她著想的朋友，都對胡蘭成非常警惕，輕易不去惹他。但那口氣總咽不下去，現在，冒出一個快言快語的亦舒，那樣潑辣地大罵胡蘭成，宋淇自然連忙告訴張愛玲，張愛玲看了，別管是否全盤贊成亦舒，先喊了一聲「真痛快」！
在這個時候，他們是同一陣營里的，按照常理，一個陣營里的人，應該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時刻保持同一口徑，可是，這種情形，只是發生在俗人堆里。愛玲不俗，她的粉絲亦舒也不俗，「我愛偶像，我更愛真理」，亦舒沒有這樣說，卻是這樣做了。兩年後，還是這個亦舒，同樣快言快語地大批張愛玲的新作《相見歡》：
「整篇小說約兩萬許字，都是中年婦女的對白，一點故事性都沒有，小說總得有個骨幹，不比散文，一開始瑣碎到底，很難讀完兩萬字，連我都說讀不下去，怕只有宋淇宋老先生還是欣賞的。」
「我本人一向把張著當《聖經》，可是摩西忽然復活顯靈，反而嚇個半死，我看這些名著，完全是葉公好龍式的，不過是一種懷念的姿勢，最好是能夠永遠懷念到底，只當讀小型《紅樓夢》。商業社會年輕一代為生活奔波得透不過氣來，張愛玲的作品無疑可以點綴生活，如一對罕見的白底藍花古瓶，可是現在原主人忽然又大量生產起來—該怎麼辦？如把它當古玩，明明已大大貶了值；當新貨，它偏偏又過了時。」
「由此可知，復出是萬萬不可的，要不寫它一輩子，認了命。我始終不明白張愛玲何以會再動筆，心中極不是滋味，也是上了年紀的人了，究竟是為什麼？我只覺得這麼一來，彷彿她以前那些美麗的故事也都給對了白開水，已經失去味道，十分悲愴失措。世界原屬於早上七八點鐘的太陽，這是不變的定律。」
不愧是拿張著當《聖經》的人，下筆如張氏一樣狠毒，只是首先把宋淇捎帶上大可不必，白白多得罪一個人；其次，張愛玲是不是如她所言，不可再復出，倒也未必。儘管，她文中的兩個比喻，都是生動別緻的。
自古美人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這話說得殘忍，似乎人家曾經美過，曾經英雄過，就負有維護大眾感覺的義務，要麼死掉，要麼就得將自己囚禁於不得見人的所在。亦舒對一個作家做此要求更屬無理，別管張愛玲還是不是她心中的張愛玲，人家自己，總有發聲的慾望。畢竟，人都是為自己活著，別人的觀感，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當然了，亦舒也是為了張愛玲好，她希望張愛玲不要破壞已然在讀者心中形成的光輝形象。有這個想法，說明亦舒到底是不能了解張愛玲，形象云云，都是小格局裡的事物，是普通言情作家的追求，而大師，不可能把這個太看在眼裡。畢加索說，重複自己，比抄襲別人更可恥。張愛玲也說，讀者不希望作家改變風格，只想看一向喜歡的，他們以前喜歡的，大都期望可以再次讀到，比如某某作家那樣，但我學不到。
也許，亦舒和張愛玲的這場爭論，體現了她們對於張愛玲不同的定位。亦舒本人，只希望張愛玲將祖師奶奶的形象保持到底—她的「師太」的名頭不也是從這裡接過來的嗎？張愛玲心中卻有著更為宏大的寫作理想，雖然她在《我看蘇青》一文中說，只有把蘇青和自己放在一起是不反感的，但客氣話之外，更有別的內涵，她恥於和單薄的矯情為伍，而在寫實這一點上，她和蘇青算得同黨。
至於文學成績，她是不把蘇青看在眼中的。她給宋淇的信里說，雖然蘇青的書賣得比她好，她卻一點兒不忌妒，因為她知道蘇青沒她寫得好。同理，她也不忌妒韓素音，雖然後者在美國比她紅。
即使在最落魄的日子裡，張愛玲依然有一種自信，相信自己的文字可以不朽，而不僅僅局限於「最棒的言情作家」之列。所以，在美國那些年，她生活上盡己可能地刪繁就簡，老覺得時間不夠用，拚命地寫、寫、寫，不能說完全是為了生計。另一方面，她也明白，要從言情作家變身為大師，就不能怕得罪讀者，有時恰恰要跟他們的閱讀期待對著干，幾時曾見大師是肯俯就的？
《相見歡》就是一部對著乾的作品。正如亦舒所言，通篇對話，幾乎沒有情節，但情節其實正在對話中展開，在那些破碎的隻言片語中，我們可以拼湊出兩個老女人的前世今生，她們曾經的美與愛。而歲月帶給我們的悲傷，並不是目睹滄海瞬間桑田的驚悸，更在於平淡時日里，看真實的美，被日漸消磨。
這或許是張愛玲想傳遞的，有點兒像實驗派的電影，又靠近張愛玲所喜歡的海明威的「冰山寫作」理論。即使不算一部成熟、成功的作品，起碼是張愛玲的一次試驗。但像亦舒這樣的讀者，是容不得偶像亂試驗的。她寧可偶像待在福爾馬林中，做一個不老的完美殭屍。
張愛玲對此自然不以為然，她給宋淇的回信里為自己辯護，說，中國人的小說觀，我覺得都壞在一百二十回《紅樓夢》太普及，以至於經過五四迄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