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張愛玲和炎櫻這種友誼，是只可以共青春，不可以共滄桑的。年輕的時候，元氣沛然，忽略那百孔千瘡，踮起腳尖，去夠那像月亮一樣的，生命本身的喜悅，而中年之後，沉重的肉身朝下拖，讓你不能夠多承擔一點點。
20世紀90年代初，在一本《青年文摘》上，我看到張愛玲寫炎櫻。文章開頭第一句是：我的朋友炎櫻說：「每一個蝴蝶都是從前的一朵花的靈魂，回來尋找它自己。」
作為一個文藝小青年，我當即為這句話傾倒，再朝下看，這位炎櫻妙語如珠，她說：「月亮叫喊著，叫出生命的喜悅；一顆小星是它的羞澀的回聲。」第一次看人用「叫喊」形容月亮帶來的歡喜，卻也道盡了它的璀璨。她也有調皮的時候，在報攤上翻畫報，統統翻遍之後，一本也沒買，報販諷刺她說：「謝謝你！」她毫不客氣地回答：「不用謝！」
她去猶太人的店裡買東西，討價還價，把錢包翻給老闆看，說：「你看，沒有了，全在這兒了，還多下二十塊錢，我們還要吃茶去呢。專為吃茶來的，原沒有想到要買東西，後來看見你們這兒的貨色實在好……」
張愛玲寫道：「店老闆為炎櫻的孩子氣所感動—也許他有過這樣的一個棕黃色皮膚的初戀，或是早夭的妹妹。他凄慘地微笑，讓步了。『就這樣吧。不然是不行的，但是為了吃茶的緣故……』他告訴她附近哪一家茶室的蛋糕最好。」
幾句話，描繪出一個慧黠、靈動、神采飛揚的女孩，在張愛玲那些滿目瘡痍的小說進入我的視野之前，驚艷現身。然後才知道，這位炎櫻，又名獏夢，即吃夢的小獸，這是張愛玲為她取的名字，可見對她的愛。她姓摩希甸，父親是阿拉伯裔錫蘭人（今斯里蘭卡），在上海開摩希甸珠寶店，《色·戒》里描述的那個珠寶店，就是炎櫻父親的家業。她母親是天津人，所以她有一半中國血統，她在香港大學與張愛玲同窗，在張愛玲的早年生活里，炎櫻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人。
張愛玲的散文《氣短情長及其他》里有她。
有一位小姐說：「我是這樣的脾氣。我喜歡孤獨的。」獏夢低聲加了一句：「孤獨地同一個男人在一起。」
獏夢說：「許多女人用方格子絨毯改制大衣，毯子質地厚重，又做得寬大，方肩膀，直線條，整個地就像一張床—簡直是請人躺在上面！」
是刻薄了點兒，但刻薄得機智又幽默。而在《雙聲》里，她和張愛玲從俄羅斯與日本的民族文化，談到死去時要穿什麼樣的禮服，兩人靈感頻發，顯見得是無須多言卻又言之不盡的靈魂伴侶。張愛玲的《傳奇》再版時，炎櫻給她畫封面：「象（像）古綢緞上盤了深色雲頭，又象（像）黑壓壓湧起了一個潮頭，輕輕落下許多嘈切嘁嚓的浪花。細看卻是小的玉連環，有的三三兩兩勾搭住了，解不開；有的單獨象（像）月亮，自歸自圓了；有的兩個在一起，只淡淡地挨著一點，卻已經事過境遷—用來代表書中人相互間的關係，也沒有什麼不可以。」「炎櫻只打了草稿。為那強有力的美麗的圖案所震懾，我心甘情願地象（像）描紅一樣地一筆一筆臨摹了一遍。」
「震懾」和「心甘情願」，都是用得很重的詞。
雖然她也寫到兩人吃蛋糕時各自付賬，且為乘三輪車的費用爭執不已，但那種薄嗔更像閨密之間「曬友情」，唇槍舌劍間透著沒拿對方當外人的親昵。
正因如此，張愛玲20世紀90年代創作、本世紀才問世的《小團圓》里，關於炎櫻的文字是最讓我產生違和感的那一部分。那是一本「狠辣」之書，張愛玲一路寫下去，見佛滅佛，見魔滅魔，從父母到姑姑、弟弟，連她自己，一個都不放過。但別的人的陰暗面，在以前的文章里尚有伏筆，唯獨炎櫻，她在小說里稱為「比比」的這個女孩，看上去突兀而陌生。
港戰時差點兒被炸死，劫後餘生的盛九莉想：「告訴誰？難道還是韓媽？楚娣向來淡淡的，也不會當樁事。蕊秋她根本沒想起。比比反正永遠是快樂的，她死了也是一樣。」
對於好友的死也不會放在心上，比比似乎快樂到沒心沒肺的地步。但她同時又是高姿態的，姑姑對盛九莉說，比比成天叫你穿奇裝異服，她自己的衣服並不怪。盛九莉知道這是因為比比個子不高，又一直有發胖的趨勢，不適合做太時髦的裝扮，但比比才不會說這樣自我貶損的話，只是說盛九莉「蒼白退縮，需要引人注意」。像是好友之間的打趣，但說的人有幾分是真心，聽的人也明白她有幾分是真心，反正盛九莉是存在了心裡。
比比在盛九莉面前有高姿態的理由，她漂亮活潑，追求者甚眾，她對追求者很有一套，對於嚴肅的她會挑逗，對於熱絡的，她會特意莊重，像是錢鍾書在《圍城》里說的，她握著一把男朋友在手裡玩。她從不誇別人漂亮，說起別的女孩她總是做倒了胃口狀，雖然因為個子矮、腿短，讓個高腿長的張愛玲碰到她的腿時很不適應，但她對盛九莉青里泛紫的長腿也很反感，覺得像「死人肉」。
這個叫比比的女孩，精明、現實，善於貨比三家，奉行失節事小吃虧事大，這使得她有時還有一絲絲粗鄙，比如蘸了唾沫去搓土布，看它會不會掉色。
在《小團圓》中，炎櫻從快樂的吃夢的小獸，還原成了一個太通俗的女孩，通俗得我們在鄰居家就能見到，張愛玲和炎櫻的各種芥蒂因此無遮攔地鋪展開來，寫《小團圓》時，張愛玲和炎櫻已疏於聯繫。
1952年，張愛玲離開內地來到香港，她一度前往日本與炎櫻匯合，以為是赴美的快捷路徑，三個月後無功而返。但炎櫻在日本顯然過得不錯，張愛玲曾對她後來的知己鄺文美說：「無論誰把金錢看得重，或者被金錢沖昏了頭—即使不是自己的錢，只要經過自己的手就覺得很得意，如炎櫻在日本來信說『憑著自己的蹩腳日文而做過幾billions（數以十億）的生意』—我都能明了。假如我處在她的位置，我也會同她一式一樣—所以看見一兩個把金錢看得不太重的人，我總覺得詫異，而且非常佩服。」
我不知道她這話是不是在讚美鄺文美，但她口口聲聲能理解的同時，隱約亦有不以為然，拿自己打底，不過是給予更辛辣的諷刺。這也可以看出兩人主場的變換，早年在中國，炎櫻仰仗張愛玲得以結識蘇青、紀弦、池田篤紀等人，在給朋友的信里，炎櫻描述張愛玲的風光，說：「你真不知道現在同愛玲一塊出去有多討厭……一群小女學生跟在後面唱著『張愛玲！張愛玲！』大一點的女孩子回過頭來上下打量。」連外國人都上前求籤名。炎櫻因此也有了作家夢，並且當真試作了幾篇小文，張愛玲熱心地幫她翻譯成中文。
但隨著張愛玲遠離故土，一時不為人所知，生活能力又差，昔日風光日漸式微。無論在日本，還是在美國，炎櫻都比她更能找到感覺，炎櫻一到日本就有船主求婚，在紐約，也是倚仗她的人際關係，張愛玲才得以進入救世軍辦的貧民救濟所。兩人還走動著，炎櫻陪張愛玲去看胡適，之後她到外面打聽了一下，回來對張愛玲說：「你那位胡博士不大有人知道，沒有林語堂出名。」
境遇的轉換，使得炎櫻原本就有的高姿態更加凸顯，張愛玲對她原本就有的不滿也隨之水漲船高。我們不能說，張愛玲那篇《同學少年都不賤》寫的就是她們的故事，但可以想見，同學飛黃騰達後的冷落，張愛玲一定深刻地感受過。何況這時，張愛玲已有了更好的閨密鄺文美。
鄺文美是作家、評論家宋淇的夫人，曾就職於設在香港的美國新聞處。張愛玲赴美之前也在該處任翻譯，倆人得以相識。鄺文美不像炎櫻那樣光芒四射，張愛玲認為這是她犯不著以才氣逼人。張愛玲給鄺文美的許多信里都有對她性情的讚美，從字裡行間，我們可以拼湊出一個溫婉善意宜室宜家的端方女子，是張愛玲心中最理想的那種形象。除了各種經得住考驗的美德，她對張愛玲也有遠比炎櫻更多的愛，在她的耐心聆聽面前，張愛玲逸興遄飛滔滔不絕，卻也知道她需要照顧家人，所以每到晚上八點必然催她回家，並詼諧地把她稱為「我的八點鐘灰姑娘」。
1955年，張愛玲離港赴美，她在美國給鄺文美寫的第一封信，提及宋淇夫婦轉身離去時說，她心裡轟然一聲好像天塌下來一樣，喉嚨被堵住，眼淚流個不停。之前張愛玲也曾為炎櫻落過淚，但那是她和炎櫻約定一道回上海，炎櫻卻撇下她先走了時。
張愛玲在這封信里還說：「我絕對沒有那樣的妄想，以為還會結交到像你這樣的朋友，無論走到天涯海角也再沒有這樣的人。」她說得不錯，就算是老朋友跟鄺文美也沒法兒比。剛到美國的張愛玲大概很受了些炎櫻的冷遇，兩個月後，她給鄺文美的信里又寫道：「Fatima（炎櫻英文名）並沒有變，我以前對她也沒有illusions（幻想），現在大家也仍舊有基本上的了解，不過現在大家各忙各的，都淡淡的，不大想多談話。我對朋友向來期望不大，所以始終覺得，像她這樣的朋友也總算了不得了。不過有了你這樣的朋友之後，也